我眼中的文革与改革（二）
二两 2012-3-8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祝所有的母亲和姐妹们节日愉快！
说到女性的权益、地位和人格，就不得不谈到两个重要的阶段：文革和改革。
文革的过来人都有出奇一致的记忆，即那个时代的女性无论是就学还是就业，都真正获得了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权益和地位；毛泽东题写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更对女性的人格进行了升华。他知道，教育好一个女性，就教育好了一家人，一家人都好了，这个社会不可能坏——实际上，无数的中国男人就是从文革开始自觉自愿地走进了厨房，并将这一传统保持到现在——不要小看了这点，在当今中国以外的其它地方，人们都看不到这一幕。（旧中国更看不到）
然而今天，不谈女性的权益和地位，单说最起码的人身安全就已到了如履薄冰的程度——女工可能被老板霸占，女白领可能被上级调戏，女公务员可能被领导“灌醉”。不愿承担险情的女性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辞职，要么像“洗脚妹”邓玉娇那样一刀解决企图侮辱她的淫棍；而辞职的女性要么回家闲着，要么走进“天上人间”，只要就业就会再次进入如履薄冰的循环——这就是我们的妻儿、姐妹、甚至年轻母亲在改革30多年后面临的现实！ 西方的对华战略很清楚，毁掉一个中国女性，就毁掉了一家人，一家人都毁了，这个社会不可能好——实际上，无数的中国男人就是从改革以后遮遮掩掩地走进了桑拿房，并将这一嗜好保持到现在。
妇女的命运即国家的命运。
从美欧对中国的盘剥，到日本实际强占钓鱼岛，到韩国在渤海拘捕中国渔民，到菲律宾宣示南海主权，西方的淫棍及其喽啰们算定，中国只剩下两条路，要么做“洗脚妹”，要么进“天上人间”——其实这是一条路，因为他们一直在盼着、诱着、逼着“洗脚妹”变成“失足妇女”。
一个14亿人口的核大国，改革改成了这幅怂样，究竟发生了什么？
二、我眼中的改革
改革从哪一年算起，官方和民间有着不同的版本。
官方认定是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邓小平为党的核心为标志。民间的认定则更为生动活泼，“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在香港的对岸，画个圈，搞资本主义，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具体举措。
邓把这个圈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在举国社会主义的体制下，划出一块自留地，种上资本主义的种子。邓决心撇开毛周路线，为自己构想的蓝图打开缺口，当时有人形容为“杀出一条血路”。
不管改革从哪一年算起，都存在一个真空时段，即从1976年往后的两三年。按官方的说法，这两三年既不是文革，也不是改革——算过渡时段，属于华国锋的过渡时段。然而，华国锋并没有正式宣布过文革结束，华说的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以后也没有任何人正式宣布过文革结束。那么文革是怎样被结束的呢？
我们还得回到1976年。龙年，天塌地陷，朱毛仙去。
毛走前，把船长的位置留给了华国锋，并帮他分清了左派和右派。注意，是分清，不是分开，因为毛从来就没有把左和右分开过。斯大林倒是断然分开过左右，他把枪毙右派当做简单有效的方法，由于涉及人命，所有人都在伪装左派，甄别右派反而成了复杂繁琐的事情——这对后来苏联的解体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左派右派是一种形象说法，源远流长，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确实存在于现实语言中，便于分别；一如共产党之于国民党，新中国之于西方。至于共产党与新中国的内部，说得更多的是左或右的倾向，在毛的眼里，无论左和右都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区分左右是便于统一。
毛在《为人民服务》中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五湖四海”即是分别，“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即是统一，“走到一起来了”就是在分别中统一。毛发动文革，同样确立了一个更伟大的目标，即在全国乃至全球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他希望他的接班人能像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在分别中寻求统一，在统一中认清分别，所谓动中求静，静中求动。
在关乎大局的问题上，毛泽东对邓小平显然是不满意的，不满意他的右倾思想，而非其他。毛泽东对张春桥也不满意，不满意他的左倾思想，而非其他。左倾或右倾，都可能翻船。所以毛最终选了表现相对中立的华国锋，并帮他分清了左和右。
然而，人性的弱点与优点一样多。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华以为毛帮他分开了左和右，就像上朝的文武大臣，那自己当然就是临朝的孤家；他既没心思去弥合双方的分歧，也没心思提出统一的目标理念，而是急切等待左右对他的效忠。因此，当左派完全没理会他的意思（他们不可能效忠华），而右派迅速接近他时，悲剧发生了——他把左派代表王张江姚集中到一起，一竿子打落水中！——从那一刻起，文革已经从组织上结束，因“华主席的英明决定”戛然而止。
这一方面说明，高手过招，容不得一丝杂念；为国珍重，装不下半点私心。另一方面说明，中共领导机构的权力交接存在重大的缺陷，一旦有意外因素介入期间，极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当华信心满满地高举“两个凡是”要继续毛的伟大事业，甚至继续批判邓的右倾路线时，实际上，船只能向右倾斜着航行了。
华忙了两年多，显得滑稽而多余。
邓又回到了曾经熟悉的权力舞台。这是上上下下都能理解的事情，因为，当年毛处理邓的时候，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气眼——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八个字既肯定小平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也肯定了他的能力，为他今后的复出打下伏笔——当然，复出的前提是纠正右倾错误。现在，这个前提被华主席去掉，邓当然就没什么可纠正的了。与以往不同的是，邓这次站在了毛原来的位置，高处不胜寒。
弟兄们都问他，往哪儿走？他以前也这样问过毛，更早以前还问过周。
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他一面为资本主义的工业成就所震撼，一面为祖国的赤贫落后而困惑，他问周，往哪儿走？周坚决，回国。在井冈山，他一面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局面所鼓舞，一面被王明的国际教条路线所打压，他问毛，往哪儿走？毛干脆，往敌人薄弱的地方走。后来不管他与刘伯承搭档统军，还是受命进京独当一面，毛周都时时给他指引方向，他心里一直是踏实的。现在，弟兄们都问他，往哪儿走？
不管邓愿不愿意回答、想没想好答案，他都必须回答，否则船就停下了。他说，向前走。大家理解就是按毛的路线走的意思。一些人说他从这时开始处心积虑反毛，这是不可能的，且不说他一直坚定地跟着毛周从井冈山走来，就说他现在站在毛的位置上俯览全局，哪一个基础性的成就他没有协助毛周一起夯实过？但是，至少他内心已经不认同毛的文革路线，他不认为自己是右倾，他曾想利用一下资本主义经验种块试验田，结果被文革打断。现在他还想试试。
要在社会主义中国试验资本主义，没有最充分的理由是不行的。有两件事必须做，一是，解除资本主义的紧箍咒，这就必须否定文革。二是，讨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佳时机，这就必须重新评价毛。邓定的原则是，全面否定文革，对毛三七开。可文革就是毛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这是一件事，全面否定文革，就很容易全面否定毛。
事实上，胡耀邦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带有双否定的性质。这句话翻译成邓的意思是：资本主义还没搞你就说不行，不见得吧？但翻译成胡的意思就变了味：文革打砸抢，迫害老干部知识分子，坏透了，所以发动者也坏透了，一锅烩，都否定，竖起邓的大旗。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思考。邓从自己的大局出发，默认了胡。
另外，曾经以“浮夸风”席卷广东，后又以“包产风”闻名四川的赵紫阳，被邓当作农业政策的突破人物提进中央。这样，邓为自己的资本主义实验加了内政双保险——胡负责意识形态，赵负责具体实践。现在，还必须争取外部的宽松环境。
我们看看1979年发生了些什么事？
1月29日 ，邓访美，与白宫达成了政治共识。在休斯顿期间，邓还拨冗会见了81岁的美国石油大王、“红色资本家”亚蒙·哈默，与华尔街建立了沟通渠道。
2月17日 至 3月16日 ，中国对越进行自卫反击战，教训了美国的宿敌越南。
5月，亚蒙·哈默应邓邀请成为第一个乘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他的西方石油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包括建立当时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年产1533万吨原煤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
8月26日 ，第五次全国人大决定批准在深圳市境内划出327．5平方公里地域设置经济特区。直到这时，邓这位老人才算“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邓不愧为毛周的学生，政治、经济、外交都是大手笔，思路缜密，落点精确。
香港是毛周留下的中国与西方沟通的气眼，而深圳特区设在香港对岸，因此它就成了西方透过香港进军内地的桥头堡。邓自信可以与狼共舞，有毛周留给他的基础工业体系和核大棒打底，在一个小小的深圳搞点实验，“翻不了天”。单纯看邓的实验，无可厚非；单纯看邓的手法，精彩纷呈。问题是，毛周早已经打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他们为何不去种这块试验田？
如果把舞台背景扩大到全球，或许可以找到答案。当时是美苏争霸格局，中国虽自成体系，但实力最弱。在毛周眼里，苏联已经堕落成了修正主义代表，对中国边境构成直接威胁，它滑向资本主义是迟早的事情，只能将其当成准资本主义对待；而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帝国，长期统领西方列强及其喽啰对中国进行围堵和讹诈。因此，中国实际上已经被资本主义团团包围，在此情形下，再打开资本主义缺口是不可想象的。（苏联解体分裂成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证明，毛周料事如神）
邓从1966年文革下台到1973年复出，有七年时间远离中央，远离世界舞台。而恰恰在这七年文革期间，中国与美国、与西方的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引发的全球经济变化更加波谲云诡——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元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本位宣告破产，美元摇摇欲坠；1972年，尼克松访华求和，美开始越南撤军；1973年，基辛格挑起中东战争并展开穿梭，胁迫原油国同意与美元捆绑，美元豪赌世界货币，美国政府豪赌地球政府。（我在[中国革命埋葬了金本位]和[人民币是革命的力量]二文中有详细描述）
凡此种种，毛周在这期间的判断、运筹和斗争手段，邓是无法体会的。或许在复出交接时有人向他汇报，但那只是概括性的汇报，他无法分享毛周承受的压力和收获的经验。当他执意要撕开一个缺口补补资本主义的课时，当他谋划一个借力资本起航的大局时，他恰恰陷入了西方一个更大的赌局——史无前例的全球超级赌局，其赌注之重，意味着美元和美国的命运，全部抵押在全球帝国的梦想上，根本没有退路可寻——要么成功，要么灭亡。其赌面之广，意味着任何只被局部利益诱惑的领袖，任何只为局部利益抗争的国家，任何只在局部利益中陶醉的团体和个人，随时都将被“梭哈”出局。
邓在改革初期引入的两个最重要的外资代表——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亚蒙·哈默和香港“世界船王”包玉刚——确实对西方和港台的外资引进起了垂范作用，中国用原材料和人力换来了购买石油等战略物资的外汇。然而，邓及其追随者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觉得凭借强大的组织和监察力量能操控哈默和包玉刚于掌股之间，他们太小看了这二人及其背后的神秘力量。
哈默是移民美国的俄裔犹太人后代，凭借这层因缘他与列宁建立了“长期友谊”，是可以在苏联自由出入的“红色资本家”；而包玉刚作为“世界船王”和第一个进入英资汇丰银行的华人董事，1976年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这二人都是共济会高级会员，他们进入中国可不是盯着账面上的那点利润，而是替老板们花钱、谋篇、布局，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和中国高层共同建立资本与权力相结合的平台——这是共济会玩了几百年的老套路，从未失手。可以说，不管邓在1979年撕开资本缺口处于什么样的考虑，一个官僚资本阶层诞生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十年后的1989年，穿西装、吃西餐、打高尔夫的赵紫阳在其幕僚的怂恿下，在海外“民主呼声”的鼓舞下，以学生为背书向邓摊牌，要么彻底右转，要么翻船。回想两年前，胡耀邦以总书记身份鼓吹美式生活方式而下台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现在赵又逼宫，跟文革一样，改革整十年，邓再一次站到了历史的决断处。邓到底是长征过来人，联手“中顾委”在关键时刻点了赵的死穴，并奋力向左打了满舵。船没翻，只可怜一些无辜的生命被摔进了大海——这绝不是邓想要的结局，但偏偏就是这个结局。
改革至此已经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
因为，改革本身就是改造、革新两个动词的叠加，既没告知目标，也没指明方向，只有一些鼓动人心的状态描述，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小康生活”，实际起到了放大个人私欲的效果。所以，改革只可能让一群人为了钱临时凑到一起，也就是做生意；而不可能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这点，毛周的许多老兄弟们看得尤为真切。
不过，改革若画上句号就意味着回归毛的道路，意味着邓走了十年的错路，加上文革前的错误，这是邓不愿接受的。另一方面，他自己“培养”的官僚资本阶层日益坐大，对他也构成多方威胁。1992年，两大因素携裹着他起身南巡并解散“中顾委”，船再次向右航行。形格势禁。邓尚如此，何况后者。
邓身后的改革已经没什么新鲜内容了，本质上是中国官僚资本阶层不断壮大、膨胀，并与西方资本全方位加速对接的过程。最后，这个阶层必然要求政治权力，即通过政治改革形成官僚资产阶级，进而形成金融资本寡头，完成所谓顶层设计。由于资本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可以从组织、法律和专政机器层面把社会变成铁幕，形成内奸与外患合污之势，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底线。他们已经不可能回头，“改革攻坚战”打到白热化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要求将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摘下，否则在毛的注视之下，他们不可能像叶利钦肢解苏联那样肢解中国。
世界已经两极分化，中国现在站到了邓玉娇的行列里，西方列强仍不会满足，他们还会做最后一扑。中国社会已经两极分化，人民现在站到了邓玉娇的行列里，官僚资本阶层也不会满足，他们也要做最后一扑，“杀出一条血路”。这一天必将到来，而且比人们想象的更加猛烈，更加残酷。
来吧。晚来不如早来。我，我们，一直在这里。
邓玉娇之所以叫邓玉娇，不是因为她只能洗脚，而是因为她把修脚刀插进了淫棍的脖子里；我们身上流着毛泽东思想的血液，流着中华文化的血液，怎会在乎几个宵小的危胁，无非粉身碎骨罢了。毛泽东思想既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又返照着中国人民寻求真理的前程，人民一定会在斗争中团结起来，成长起来，直到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把一切欺压奴役群众的反动派送进真正的天上人间。
别再扯什么GDP、政治改革、顶层设计的鬼话了，鬼再狠，也躲不开钟馗。改革无论怎么改，终归是绕不过毛泽东的。
中国的大道不是新民主主义，不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它就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它必将以人民币承载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希望，解放一切被美元及其伪币压榨和剥削的经济体，实现全人类的大同。人定，故胜于天。
社会主义大道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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