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为“避讳”咬文嚼字
避讳，回避加忌讳也。忌讳是因，回避是行，但忌而避之不一定都能实现预期的果。就如行船，“翻”是忌讳，以不言“翻”来求取最大的安全值，这种“行”还只是一种主观愿望，是不是果呢？真不一定是。
上溯到西周，大概与礼乐制度有关，中国出现了一种“避讳”文化。小言之，不要用别人、长辈的名字说话行文，非说不可，必须加一个“讳”字。如死了老爹，又想要人记住老爹的名字，就将一个某公“讳”什么的刻在墓碑上。这是小避讳。大避讳就不简单了，有关帝王、政治制度、官员姓名等，都有避讳。
大家喜欢的唐代诗人李贺，没有考上进士，二十七岁就窝屈死了。凭他的才，比当今的博士、硕士强得多，为何不是进士？不是考不中，而是不能考。李贺的老爹叫“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因避讳就不能考进士了。后，韩愈为此作专文。质疑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韩愈说，曾参和孔子就不讲避讳，因之，“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
一个避讳，使得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生了扭曲。比方说，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洋洋洒洒的《史记》中，竟然没有一个“谈”字。诗圣杜甫因老娘叫“海棠”，一生不写海棠诗。笔者所在的襄阳，晋朝时有一个开国元勋叫“羊祜”，曾坐镇襄阳，都督荆州诸军事。屯田兴学，以德怀柔，深得军民之心。羊祜之“祜”，读如“户”，也因避讳，荆州改户为门。宋朝时郢州有一个地方叫“浩然亭”，因与孟浩然犯忌，被某官改为“孟亭”，实不知此浩然与彼浩然可有关联？
避讳偏偏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为此闹出的笑话多不胜数。
据说，五代时，大名鼎鼎的冯道，让他的“家教”给他讲《道德经》，此书第一句便是“道，可道，非常道”，一句话中竟有三处犯讳。为了避讳，“家教”灵机一动，将这句话改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所记的俗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的是宋仁宗时有个州官叫田登，因为“田登”与“点灯”谐音，所以这个州元宵节张榜放花灯榜文竟写成：“本州依例放火三天。”还有一个笑话，说的是南宋时有个叫钱良臣的人，他的宝贝儿子不敢直呼其父名，读书时，凡遇到书上有“良臣”二字，就改读为“爹爹”。有一天，这宝贝儿子读《孟子》，见书中有“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他照例改读道：“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
有的笑话却是真实的历史。汉高祖刘邦的老婆吕太后，在历史上可与武则天、慈禧齐名，是一个了不得的女性。由于她单名一个“雉”字，而这个字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野鸡”，这就决定了相关的避讳具有不可避免的笑话性质：凡“雉”，统统改作“野鸡”。不过，在她“临朝称制”的八年期间，决没有人敢于用“野鸡”犯上的。
避讳既然扭曲了文化，自然也在国人的潜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语言艺术。话该不该说，说多少，怎么说，这不是老外能够理解的。明明别人家着火了，偏偏要说“走了水”；人死了，偏要说人家“辞世”。但这还是“语词”上的委婉，真正的奥秘是“达意”的学问。一句话，大可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让听者慢慢去消化。
今天读到一则新闻，我就体会到了言者的避讳，所以，我们没必要去对言者大加挞伐。
据报道，有记者问到“中国有多少裸官”？监察部长马馼表示“恐怕这个统计数字现在还拿不出来”。“媒体很关注，各地也在采取措施，大家关注是有道理的。”
我们的周蓬安网友创造的“裸官”这个概念，是有很明确的外延的，它单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公职人员的管理部门对其所管辖的对象有多少是“裸”的，就如同一个企业对自己的员工有多少是双职工一样清楚，“恐怕这个统计数字现在还拿不出来”，绝不等于监察部没有准确的数字，其字眼在于“恐怕”、“拿”。懂一点传统文化的人，绝不该用“白吃饭”去骂人。
据理直陈者是好汉，但州官放放火，百姓点点灯，也不违反中国文化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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