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成瑞，张宏良同志的几句心里话
本人是一个普通的具有46年党龄的党员。虽然一辈子主要从事技术工作，但也当过近十年的地方国营企业的厂长。当看到当时国企改制趋势时，我不同意，也无力阻止，便采取了回避到高校当普通教师的办法。我没有什么理论水平，但自从举起拳头那一天开始，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还是一直支撑着我。直到当今我们国家被资改派搞得面目全非的时候，我也没有改变自己选择的理想和信仰-----为共产主义事业尽自己的力量。
我在乌有上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斗争正未有穷期，前途定曲折光明》，基本上表述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近来，又看到了李成瑞老同志的文章，也关注着张宏良同志的文章。我总的看法是：你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但金无足金，人无完人，都有看问题的局限性。这样的一个说法，并不表明我自己高明，自己的看法就正确。事实上，我非常清楚，我在许多方面比你们二位的水平要差得远。但是，我们具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为了同一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包括善意的互相批评。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我想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对二位说几句心里话。
一， 中国目前不存在通过一次会议而使形势急左转的条件。
大家都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充满了期待，充满了希望。我当然也是这样，希望把十八大开成一次新时期的“遵义会议”。但是，仔细地进行分析，我还是认为情况并不是那么的乐观。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遵义会议”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
当时苏区进行了五次反围剿。前三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第四次由于不是毛主席亲自指挥，但他的军事思想还在起作用，所以打了一个平手。第五次则主要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瞎指挥，所以吃了败仗而不得不开始长征。而在长征的路上，一路的败仗，打到遵义时，红军的主力已经所剩无几了。已经确实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了。广大的红军官兵们深刻地体会到，如果这个时候再不把毛主席请出来，肯定会出现全军履没的命运。这是当时红军的一个基本共识，而且主要是由军事形势的严峻所造成的。现在的情况，比当时复杂得多，有思想政治路线上，有经济路线上的等等，但是现在在全党是不是具有当年那样的共识了呢？我认为并不具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党内的思想可以说是一片混乱，有认为现在这样还需要不动摇，还需要深化下去的（事实上这在中上层是一个多数）；有认为需要拨乱反正的（事实上这在中上层，是一个少数）；当然还有少数是希望把国家彻底地搞跨，以逃脱他们自己的罪行的。还有许多根本无所谓的。更重要的是，当年有毛主席那样一个英明的人物存在，现在有吗？确实，我承认时势造英雄，但我同样承认英雄人物对时势的引领作用。
2，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人民群众的普遍觉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
通过三十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虽然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有许多的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养不起老。但是，从总体来说，这三十年从绝对生活水平上来说，还是普遍地有所提高的，这也是事实。再加上这几十年来，我们的党放弃了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整个的社会上充斥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许多普通的群众还是在为基本的生计而奔波，相当多的人并不关心国家大事。整个的社会普遍地缺少崇高的理想信仰，普遍地道德滑坡，普遍地以追求金钱为目标，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3，整体上青年人还没有觉悟，和平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在青年人身上取得了成功。
青年强则国运强，青年弱则国运弱。无论什么时代，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总是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从五四运动，到国内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到文化大革命无不都证明了这一条：青年人总是走在历史前进的最前面。正因为如此，所以毛主席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而看一看现在的年轻人，是个什么样的思想状态呢？就我个人的经历，我在高校直到现在也快二十年了，整体而言，年轻人的情况虽然在不断的觉醒，觉悟，但还没有到达真正觉醒，觉悟的地步。学生如此，青年教师也是如此。他们追求的基本东西，还是资产阶级的“自我价值实现”这一套，还是名利两个字。
所以，当党内，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共识时，想通过一次会议，即使是“红二代”接班，就想使中国的政治走向突然地向左转，我个人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二， 中国也不会突然的向右转，突然地变得四分五裂。理由如下：
1， 大部分党内的既得利益者不同意。
这些年的改革开放，确实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的阶层。但是仔细地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这个阶层内，他们的政治诉求是有所不同的。
（1） 体制内的绝大多数当权派：他们执行的是修正主义的改革开放路线，使好端端的一个社会主义中国，成了事实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中国。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主要是他们抛弃了毛泽东思想，他们是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但要说这些人希望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国家四分五裂，那也不符合实际。他们真实的想法是保持现在这样的“改革开放”“不动摇”，也就是说维持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合法地继续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面对人民群众的反思改革时，会说出一些符合群众意愿的话，例如“五个决不”之类，会时不时地提到毛泽东思想，说一点“任何时候都要高举”之类的话。但我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现代版的修正主义者。然而，当他们碰到极右势力想全盘否认共产党的领导，想全盘西化时，即使是仅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出发，他们也会反对的。而客观地说，他们的这种反对，对抵制极右势力的图谋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们有权！这一部分人，是需要我们做工作，需要既斗争又团结的。
（2） 体制内的真正有理想有人，即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不能认为，体制内的所有共产党员都是改革开放的受损者。事实上，象我这样的普通党员，尽管没有什么权力，但我是把自己当成体制内的人的。因为我们还是名义上的共产党的领导。改开以来，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仅仅从物质利益的得失上来说，我称不上受损者，有房，有车，看病也不是很难。我估计李成瑞老，张宏良 老师的情况，与我大同小异。与上面一种人的区别在哪里？就是我们通过这三十年的变革，逐渐地觉悟了。文革时，我大学还没有毕业，但是，说句实在话，我对文革是不理解的，可以说是十分的不理解的。现在这几十年来，我逐步真正地理解了毛主席晚年所实践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无比正确性。作为老一辈的李成瑞同志，我相信也是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作为年龄比我小一点的张宏良同志，我相信也是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研究，理解了这一点的。我自认为，我们都是党内的健康力量。这些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多。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有理想，有信仰，有忧国忧民之情怀，有报国献身之准备。是从道德层面来讲，是最好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坚决抵制一切朝向全盘西化的方向改革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终生追求的理想，即使牺牲生命，也会在所的不惜的。这样的人，在党内的高层，中层，基层虽然不很多了，但是确实是有的。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
（3） 党内的官僚买办势力：他们是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而且与上面两部分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既得利益往往是通过非法的途径取得的。例如贪污腐败，例如通过自己的权力让子女，老婆，亲属经商，获取大量的不义之财等等。对他们自己犯下的种种恶行，他们内心其实是非常地清楚的。如果不取消共产党的政权，不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不把中国搞成帝国主义的真正的殖民地，他们的恶行总有一天会得到清算，就算他们死了，他们的子女们也会不得安宁的。所以，这一部分人，他们现在有两个行动，一个是跑路，就是说移民，让老婆孩子出国，并带走了大量的不义之财，自己在国内当裸官，一旦情势不妙，拨腿开路。有些贪污腐败分子，干脆已经外逃了。另一部分，官当得太大了，跑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那么就立下了至死方休的决心，要进行政治改革，要全面的私有化。当然，这些都是手段，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只有这样，他们的一切胡作非为，一切非法所得，一切的原罪才能不被清算，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是党内的敌对势力，是修正主义，但又不仅仅是修正主义。是当前人民群众最应当反对的，最凶恶的敌人。然而，这一部分人的种种行为，已经使他们的本来面目越来越清楚地得到了暴露，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是党内品质最恶劣的那一小撮人，是最不得人心的一部分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得人心者得天下的说法。尽管这些人现在最起劲地搞出种种祸国央民的动作，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信奉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国度，这一批最不得人心的人，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以上说的党内的情况。下面说说第二点不可能急速右转的理由：
2， 广大人民群众不答应
尽管我前面说了中国的民众从总体来说，还没达到高度觉悟的程度。但是，我们与前苏联的民众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主要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思想在中国是扎下了根的。特别是经过文革洗礼的人，虽然年龄已高，但毕竟还有不少的人还活着，他们通过前后三十年的对比，完全看清了现在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我有三个外甥，都是近五十岁的地道农民。虽然生活在比较富裕的长三角地区，生活上比以前改善了不少，但我曾经问过他们，是毛泽东时代好，还是现在好？他们都毫不犹疑地对我说，还是毛泽东时代好！因为那个时候公平，没有那么多的贪官污吏，而且他们还相信，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他们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我也与不少的普通工人农民聊过同样的话题，他们都痛恨现在的社会不公。我相信，持有这样观点的中国普通民众，应该说是绝大多数。而且，中国这个国度，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那就是虽然普通的民众特别能忍耐，但是当面对外国人想灭亡中国时，就特别的能够抵抗，特别地显得顽强。所以一旦卖国贼们的行径暴露时，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这是所有卖国贼不可能逾越的一道真正的铜墙铁壁。也是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所必须坚持的群众观点。也是毛主席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唯一动力”。随着左派们的不断的宣传，随着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年轻的劳动者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种种困惑，他们必然地会越来越觉悟起来。近年来各种形式的毛泽东热的兴起，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毛主席一直教导我们，应该相信群众，应该相信党。经过我上面的分析，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说明了，我们国家虽然忧患重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极右派妄图搞一个突然袭击的行动，急极的右转，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们最可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方法。
三， 左派和右派
下面我想谈一点对所谓左派和右派的看法。概括地说，情况就是：左派中真正的穷人不多；右派中真正的富人不少。左派中真正有行动的不多，右派中真正有行动的不少。
现实的情况是，网络中出现的左派声音虽然越来越多，但恕我直言，这一部分人中，真正处于生活贫困的人是不多的。存在决定意识，这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所以，我认为现在主要存在于网络中的左派，需要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所有言论，有多少是能够被普通的工农群众所真正理解的？我们自己的身上，所谓的左派言论，是不是依然还带有某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与工农群众结合了？我们参与了多少次象通钢工人那样的革命行动？在农民工罢工的队伍中，有没有我们所谓左派的身影？我们是否象右派那样有一个纲领？能象右派那样的目标一致地采取行动？当然，我们面对现实是得不到当局的支持。但是，当年毛主席去安源的时候，不是也得不到当局的支持吗？所有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应该值得我们每一个自认为是左派的人的深思。坐而论道是需要的，但付之实践更重要。否则，将一事无成。
四， 关于重庆探索
上面我说到了中国的政治局势，不可能急左转，也不可能急右转。那么，最大的可能性是可能性是什么？我认为，比较现实途径就是走重庆探索的道路。重庆探索的可贵性在于，它包含了许多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当然，我也不认为，现在的重庆探索，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式。它依然是包含了不少的资本主义因素在里边的。但是，整个的中国，搞到现在这个地步，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完成的。所以，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回归，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重庆敢于高调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敢于唱红，这就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回归；重庆敢于真正的打黑，这就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重庆敢于亮出共同富裕的旗帜，就是在向扩大两极分化的势力宣战，就是在宣传和实践社会主义本质性的东西。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探索。但是，正象我在过去文章中提出过的，重庆的这种探索，非常可能面临左，右都不落好的局面。左的方面，会认为他们没有在所有制上有突破性改变，所以还是修正主义的那一套；而右的方面，意识到了重庆探索对他们的威吓，而会极力的造谣破坏。事实已经说明，重庆探索确实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境地。为什么重庆探索出现在重庆，而不是出现在其它经济发达的地方？这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首先，重庆过去曾经是国有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是产业工人比较多的地方，而现在这些年又是劳动力输出最多的地方之一，也就是说是资本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这与当年共产党武装革命斗争为什么首先在农村，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农村首先取得成功，有相似的地方。第二，重庆的党政领导是好样的。包括最近出了点事情的王立军同志在内，我认为都是好样的，他们这些共产党人身上，没有忘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了这样的两条，才有重庆探索的初步成功。所以，我在这里想劝一下对重庆探索有非议的同志，我们至少不能忘记毛主席说过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右派们比我们的有些同志更清楚，重庆的探索一旦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开来，并取得成功。那对他们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他们中的文强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我倒并不太看重重庆的主管，能不能在下一次的党代会中入常，但是我看重重庆的探索能不能继续保持和发展下去？只要深入地发展下去，那么我们的事业就好象有了一块“红色的根据地”，让全国的老百姓能看到希望，能提高信心。
五， 我想对李成瑞前辈说：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张宏良同志是一位难得的好同志，请多一些理解。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你说不说都是客观存在，谁也否认不了的。阶级斗争为纲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谁能提出并实施？反对修正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我认为张宏良同志的实际行动，就是在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台后，干了些什么？搞起了唯生产力论，搞起了农村和城市的私有化运动，搞起了转基因主粮这种亡国灭种的勾当，造成了党内外的大面积腐败，造成了全国性的道德滑坡，，，所以，宏良同志，本来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本可以象其它的所谓的专家教授一样，通过体制内的腐败，好好地享受各种“好处”，但是，他选择了一条“造反”的道路，到处的宣传揭露资改派们的种种倒行逆施，这是需要冒风险，需要勇气的。他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他反对转基因主粮，他反对腐败，他揭露卖国贼的种种行径，这些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与修正主义作斗争吗？我们固然需要从理论的高度，更加充分的宣传毛泽东思想，永远高举起这面旗帜，但是我们是不是更需要在实践上践行毛泽东思想呢？我认为宏良同志虽然也有缺点，但我始终认为他是在以实际行动反对着种种修正主义的行为，就凭这一点，我们应该更加地爱护我们的宏良同志，帮助宏良同志，鼓励宏良同志。如果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我倒觉得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进行交流，您说是不呢？
六， 我想对宏良同志说，希望你稳重，稳重，再稳重。
宏良同志的优点是看问题尖锐，说话的宣传性强，斗争勇敢坚定。但是，你的缺点，我在有的跟贴中已经多次的指出：就是情绪起落大了点，有时候形势好一点的时候，过于乐观了，有时候形势严峻一点，又看得过于严重了，说出了一些让别人产生悲观情绪的话。我这样批评你，是不是有点过分？我自己是不是就做得比你好？不是的，不是的！我自己根本还达不到你的理论思想水平！具体地说几个例子吧。当去年春晚上，出现了一曲《东方红》的时候，你的文章中，是不是显得太乐观了一点？当重庆出现了立军事件的时候，你的文章中出现了“王立军本来就是个右派”的说法，是不是过分了一点？不管王立军同志最后犯了什么错误，但是他在重庆的打黑行动中的表现，是无可非议地，是有功劳的，是一个右派所不可能做出来的。“打黑英雄”这个称号是重庆人民和全国的老百姓给他的，不是政府封他的，这是一段历史，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不能出了一点事情，而且还没有真正的结论出来时，就说他是本来就是个右派。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会给真正的右派们留下一个印象：左派是缺少担当的人？再说一个事情，你近来对日本记者采访时的某些说法，比如：官僚财产的公示，只是资本势力对官僚势力的制约，并认为不是现在群众最迫切希望的。恕我直言，对你的这个观点，我并不认同。我认为，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官僚势力与资本势力是共存共荣的。全国几十万个国有企业是怎么样被瓜分的？没有官僚势力的大力支持，能成功吗？在这种瓜分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少非法的资本势力？这么多的资本势力中，有多少直接就是官僚势力们的亲属子女？我想这个问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吧？在这样的一种现实情况下，怎么可以说“官员的财产公示”“是资本势力对官僚势力的制约”呢？他们本来就是相互勾结的结果，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对另外一个的制约呢？逻辑上就讲不通嘛！何况，就我的看法而言，反对腐败，官员公示本人和家族的财产，是最容易凝聚全国各个阶层共识的议题之一。何况，就我的记忆，你好象也曾经是《建议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提议者和签名者之一。难道现在这种腐败的形势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当然，我理解，在你看来，现在还有更加紧迫的任务，那就是要坚决反对大型国企的私有化恶浪。这个我也是承认的，但是我觉得，要求官员公示本人和家族的财产，与反对大型国企的私有化并不矛盾？为什么？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最主张国企私有化的官僚，其实就是最害怕公示家族财产的人。何况，我倒并不觉得他们这一次的私有化行动就一定可以成功。道理嘛，有点象我前边说过的，中国不可能急速的右转的道理差不多。这一次，他们的企图已经是大白于天下了。一旦目的暴露，那么他们的胜算概率就不会很多。从时间上看，可能也很不够了。毕竟，国企都是超大型的企业，那里边的官员，特别是那里边的职工，会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而让他们非常顺利的图谋成功？我看是不那么容易的事情。国资委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足于让这些人好好的思虑一阵子的。当然，对他们的图谋，我们必须揭穿，必须坚决的反对，而且还需要加大反对的力度。但是，宏良同志，我们在坚持反对官僚买办势力，反对汉奸卖国贼，在保党救国时，我们的基本口号，或者说基本的行动策略，需要有一定的连续性。不能今天出来一个说法，明天又出来一个说法，今天说得很乐观，明天又让人觉得很悲观，这样对于我们宣传教育群众是不是不利呢？总之，我希望你能稳重一点，因为你与我们普通的网友不一样，你是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同志，你的一言一行，对普通的同志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有些话，要三思，要想好了再说。你说是吧？
七， 今后怎么办？
当我们基本认清了当前的形势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的政治走向之后，我们也就有了基本的行动方针。总体上说还是两句话：作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这与我曾经说过的《斗争正未有穷期，前途定曲折光明》中的本意是相同的。具体的，我只说两点：
1，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深入到工农中去，深入到青年学生中去。参与他们的斗争，向他们宣传，向他们学习。这方面，重庆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可以参考的方法。
2， 团结起来。
团结起来不是一个泛泛的口号，而是可以落实到行动中的。一是泛左翼的团结，有分歧是正常的，但我们千万不要把这种分歧影响到我们团结，让敌人钻了我们的孔子。二是左翼网站团结起来。在这方面，我真诚地希望能够再顾全大局些，主动地与旗帜网团结起来，与更多的左翼网站团结起来。总之，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要有实际的行动，要有大乱的打算，真正回归社会主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团结起来，去争取最后的胜利。道路是曲折的，前途肯定是光明的。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
不对之处，请同志们批评帮助！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退休教师：赵荣海（四则运算）
201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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