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先知邓英淘
八十年代中期，当中国人放眼世界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参照物是飞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多数人认定中国只要也学他们走市场经济道路，也投入全球化的圈子里，按照西方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和发展，最终一定会实现现代化。即使有人对此怀疑，也都是来自意识形态角度的直接否定。最主要的是，农村改革成果明显，改革给中国开辟的发展空间显得无限广阔，在学过西方经济学的圈子里，除了兴奋没有别的。可就在1984年，改革最主要的探索和推进的机构里有一个年轻人这样思考：
1980年人均消耗能源0.6吨标准煤﹐翻两番不难实现。但是要实现现代化﹐一看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人口加起来还不如中国多﹐消耗能源却占全世界的六七成。当时美国人均消耗能源11吨标煤﹐日本﹑德国﹑法国将近六吨。咱就按日本的水平算，照样不能想象。不仅如此﹐还有印度呢﹐巴西呢﹐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埃及等非洲国家……﹐如今地球已经70亿人口了﹐到本世纪中叶﹐要达到一百亿。大家都要现代化﹐如果人均按五吨标煤计算﹐就是五百亿吨﹐相当于现在世界能源消耗的五倍﹗
2010年有人也这样考虑了。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对媒体说：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很简单，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现在中国也有人算这笔账了，觉得确实这样发展不可持续，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从中国体制内外的主流嘴里，无非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的调整，似乎只要在这些方面做些调整，中国依然可以在全球化的框架里往前走。
但是这个人想得没那么简单，他是这样思考的：
从资源约束角度看，西方人发起的现代化都是只能实现“少数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经典模式是﹐我现代化了﹐你就别现代化了。中国没有可能用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实现现代化。有没有一条道路﹐其资源基础和生产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大多数人都能现代化﹐而不光仅仅是少数人的现代化。
1986年，他把这个思考写成一篇文字（《论总量分析和总量政策在我国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局限性 — 兼析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某些基本特征》《经济研究》1987年6）。
比较一下“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与“多数人的现代化”两者的差别，就知道人和人的差别有多大了。
当然，他的思考还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
四小龙按照出口导向很成功，日本更是用这种方式实现了现代化，凭什么中国就不行？！
跳蚤可以跳到身高两百倍﹐肌肉构造原理相同﹐大象再拼命锻炼﹐跳起身高一半都不可想象。个别不能涵盖全局，沿海地区可以搞些来料加工﹐“短平快”地率先实现现代化。全中国都做成来料出口加工，局部的成功就可能演化成全局的失败。中国现在制造业工人的工时就是G8的两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歇着只准中国人就业？在中国出口份额接近封顶的今天，我们也许能想通他关于大象和跳蚤的比喻。
也许也有人很早也想到资源瓶颈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硬性制约，也注意到西方尤其美国已经“不得不”围堵中国。但一些人这样想：“凭什么你们能占用资源和市场，我们就不行！”。大争之世，中国不能做羊，也要做狼，于是狼成为不少人新图腾，连嫁人都要嫁灰太狼。显然还有不少人不主张用强：虽然进入大争之世，老虎厉害，咱绵羊们惹不起还能躲不起？能不能用点孔老夫子的主张，一方面告诉对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方面自己韬光养晦不出头，退一步天广地阔，和为贵就解决了问题？（不包括天则所和世行一起起草2030年中国发展报告的那批假洋鬼子，他们是给狼圈羊的）
他却没觉得世界上除了狼就是羊：
老虎﹑狮子在食物链顶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想欺负谁欺负谁﹔偏偏大象﹐虽然吃草﹐从不欺负任何小动物﹐爱好和平。可是却有一条﹐豺狼虎豹﹐谁也惹不起它﹗中国不做绵羊就只能做狼？就不能做个大象？
在狼和羊的世界里做个大象算奇思妙想了，但只想到这里，无非是脑子转得比别人快些，圈子绕得多些。但是否有可能做大象和怎么做大象？就不仅依靠智慧，还要依靠有一颗为大多数人找出路的那颗痴心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了。
说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个专家就能说出几条来，口吐白沫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的不乏其人。可按照西方化计算的现代化资源是个硬约束，找不到多数人实现现代化的资源样式都是废话！有人敢不绕开这个硬约束说事儿吗？
有，这个人就是。
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寻找让多数人现代化的资源模式上了。从调研农村沼气﹑养猪等各种案例﹐到雅鲁藏布江调水﹐《再造中国》﹐《西部大开发方略》﹐《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之一﹑之二﹐《再造中国﹐走向未来》﹐《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一路不停﹐一口气没喘。
他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西线调水上，他认定：“只要少数发达国家把持大部分油气资源﹐这个国际大环境不改变﹐中华民族要想现代化﹐西部调水这件事﹐一定会有人做﹗”谁来做？不管别人怎么样，自己现在就动手做。找钱正英、汪恕诚等领导请示，请教各地水利专家。后世一定会传为佳话的是他与“长江王”林一山（毛主席叫起来的）连续7年，50多次的请教和访谈，硬是从一个数学、经济学专家变成个水利专家。与王小强、崔鹤鸣组织的“三老汉战斗队”走遍西南、西北的峡谷、森林和荒原，实地勘察了大西线调水的路线。
如果能从中国西南调水2000亿立方到平坦广阔的西北，就能给中国增加30亿亩农田、草场和林地，再造一个中国。这样判断异议很少。但能否调出2000亿立方水，用什么方法调水，则异议很多。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他提出一个“高水北调﹐低水东调﹐风水互济﹐提引并重﹐东西对进﹐调补兼筹”的方案，让“水量不足”、“工程难度”、“见效过长”、“国际争端”的疑问只能成为一种絮叨。
当然，西部调水是个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大工程，还要出个大禹王才行。但是他知道：中国人有修都江堰的智慧，“一个长城修了几千年。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把一件事做这么长时间”，“逐次逼进﹐从最紧迫的眼前问题着手，逐步延伸拓展，最终彻底改变全局”。“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就是靠这种精神”。今天的中国有这种精神的人依然存在，不过不在庙堂。牛玉琴、石光银，一个寡妇，一个劳改释放人员，两个文盲坚持几十年治沙30万亩，植树近亿棵。见到他们，他有了信心。
一个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一个能源，都要考虑。说到能源，人们直接想到的就是石油、煤炭、核能等一次性。这些能源分布集中。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虽然几乎到处都有，但难以长途传输。美国人开始种玉米做燃料，但中国人吃的粮食才勉强够，恐怕也不是出路。可他偏偏把注意力放在了风能、生物能和太阳能上。经过二十多年的调研，他调查了中国人发明的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山东人发明的“便宜得一塌糊涂”的太阳能瓦；沼气发电。注意到能够亩产2吨干物质的中国象草，亩产5吨干物质的非洲巨菌草，亩产2.5-3吨干物质，直接海水灌溉的海蓬子。如果北调的水灌溉西北和北部形成的40亿亩都用来种草，形成的草和秸秆一样可以像美国种玉米做甲烷。这种绿色能源是“‘农业’这个概念的一次革命”——农业“长入”工业。
说到这里，有人会认为贫道在说一个科技迷。那是他们脑子太直。
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战争？人类从先民时期就你杀我我杀你？只用看看四川那块地方就知道了。古代的巴人曾经创造了很辉煌的文明，但周边族群不断袭击巴人，最终巴人没有了。是巴人爱斗还是周边族群爱斗？是巴人拥有盐井。盐井是不均匀分布资源，恰好在巴人的地盘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可还是在四川，都江堰用之不尽，没有人争夺。难道这里没有玄机吗？这个“科技迷”着眼的是“道”，是人类生存之道。
西方现代化的基础是用一次性使用、不均匀分布资源形成的工业化。不均匀分布，资源出产地就既是福地又是险地，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就怀璧其罪，美国的航母就老在那里转悠，精确制导炸弹钻地弹就老招呼那里。一次性使用，能支持二三百年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到煤炭、石油、核能快没的时候（根据美国能源部的统计﹐现在全球仍在运行的440座民用核反应堆每年需要1.65~1.85亿磅的铀。按照这一消耗速度﹐可用的铀还够支撑40年，与石油煤炭期限差不多），“和平与发展”就快到头了。工业化靠一次性资源加上不均匀分布支撑，谁的胳膊粗谁的刀子快谁就分得多，只能实现“少数人的现代化”。
依靠可再生和均匀分布能源支撑的工业化，创立分布式的能源体系和就地城镇化的生活方式，用不着争﹐用不着抢﹐用不着也没有办法市场交换。从需要市场、需要竞争到不那么需要市场和不那么需要竞争。从只有少数人能够现代化到多数人能够现代化。没有了那种你死我活，离开你我就吃不上饭的关系，才真正“不需要皇帝”。这才可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道是中国人的最高境界。他的这些思考说完了会觉得“简单得很嘛，这就叫得道了？”
是很简单，但大道至简。
道德经第十六章有一段很重要的文字：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虚极静笃是我们道士们修炼的最高境界。什么是“静”呢？归根曰静。也就是事物很多头绪（万物并作），要通过回看（观）事物的产生、发展、衰落过程（复）；事物再繁复紊乱，也要回到最初那个最简单的根上来认识。归根曰静，后面的就是由此引导出来的境界。不能“复命”，从枝梢上蔓延，自然越走越远。换句话说，分析能力很强，说起来“头头是道”，其实哪头都不是“道”。归根才能谈道。“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最近流行“顶层设计”，吴敬琏老先生还“顶顶层”！“顶层”似乎提纲挈领，可惜有个“设计”这个纯粹自我的东西。顶层设计无非是预设个顶，再层层分析而已。没有归根，没有把最简单，最基本的道理说清楚，最后会有个好！？赵本山卖拐的办法就是顶层设计：跺脚——麻了——腿有毛病！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今天的“现代化”是一个都无可挑剔、政治正确的好词儿。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发达工业社会”就是西方国家，因此“现代化”经常被认为就是“西方化”。不少人，尤其后起工业国的学者不愿意承认“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但是如果让他们列举现代化的内容，无非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市场化，产业上的工业化，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化、个性化和世俗化等。批判显得非常空洞。有点新意的无非是思考如何在现代化大潮中“保持中国文化自主性”，或者嚷嚷“中国不高兴”和总结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前者表现的是自怜，后者则更像自慰，都脱不了“民族主义”的窠臼。
所有人看到的是：亚洲、拉美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民主化、市场化、工业化、自由化的道路上迈进；苏联和东欧反水；中国改革开放；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颜色革命”，以及最近正热闹的“阿拉伯之春”。眼前的现代化排山倒海，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主张和动作都在销声匿迹。即使最近几年这些现代化的祖宗们日子有些不好过，反思现代化的人们依然认为这无非是又一次“大萧条”，磕磕绊绊几年后还会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思考最深的，无非是想到“非主权货币”和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样式。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现代化与他看到的不一样？因为我们说的现代化虽然“万物并作”，“夫物芸芸”，但根本是工业化。什么是根？抽调了不影响事物存在的不是根，抽调了事物就不存在的是根。不科学的中国，没民主的沙特，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情绪摇滚”就要被石头砸死的伊拉克，这几十年经济都长足发展了，因此他们都不是现代化的根。如果抽调了工业化，恐怕你找不到什么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身影相随的只有工业化，民选，世俗化都是后来有的。
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根是一次性和不均匀分布资源。西方主导的工业化从开始到现在就伴随着一次性和不均匀分布资源，这种资源秉性决定了充分市场交换的必要性，同时决定了大规模生产的合理性。大规模生产决定了科层体制的必要性。而科层体制减弱了互惠机制的功能。这才形成主流世界的基本构架。
他通过“观复”“归根”，找到形成“少数人现代化”的起点，实现“多数人现代化”的事物才有条件摆布。他对现代化的认识方法和结论，比所有人超前了半个世纪（因为至今没人能够这样认识），甚至他“观复”的半程（比如中国现代化的不可持续性），也是二十年后世人才模模糊糊有点感觉。
贫道眼里，他就是属于“先知先觉”。
这个他就是邓英淘。昨天去世了。
贫道写这个东西是为了他。还是用道德经十六章后面一段“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的意思来追思吧：
老弟虽然“没身”，却也“不殆”！
胡乱写的文字说不清说不全也说不透邓英淘的思想，如果想做些了解，可读读王小强抢在他临终前写的《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链接http://hkstrongwind.com/pdfs/HKFax/No_HK2012-1.pdf
当然，能读邓英淘的《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一书最好。
邓英淘，1952年9月生，湖南桂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计量及数理经济学，现从事农村宏观经济研究。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2年2月～1985年7月在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1985年7月～1988年7月在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1988年7月至今在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金融研究会理事。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7年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代表作有：《走向现代化的抉择》、《邓英淘文集》、《中国预算外资金分析》(合著)、《海南模式的特征问题和前景》(合著)、《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合著)、《中国农村的变革与发展》(合著)、《中国体制改革的进程与趋向研究》(合著)等，此外，译校《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模型》等5部著作，撰写论文28篇，内部报告4篇，完成各类成果总量约138万字，《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路》一书奖1990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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