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块三尺讲台仿佛充满着魔力，只要我一站上去，就会变成一个十足的“疯子”。
我一直是个内向的人，这一点不仅我自己深信不疑，而且我的朋友们也皆以为是。我不爱在众人面前言谈，跟异性说话也曾红过脸，为人沉默，是个十足的“闷葫芦”。我不太爱说话，这和我的童年经历有关。由于幼年丧父，我常遭别的孩子奚落和欺负，生性就变得沉默和寡欢。而之前，我也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坏胚子”，严重地说，也是无恶不作的。因为家庭突如其来的改变，让我的性格也发生了急转弯似的转变；但我一直以为，这是我性格的两面，我的性格是矛盾的——这是我对待外在世界的双重保护。
来到南留庄中学，看到这些可爱而顽皮的孩子们，我毫无拘束感，和他们在一起，亲切自然，无需考虑太多的外在因素。北地的风大，我的心也被它吹鼓得爽朗起来，一种内敛的激情涌动回荡在我的心田：我要给这些孩子带来惊喜和鼓励，让他们学有所得，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
我精心备课，但课本只是一部分，备课的大部分内容是这些孩子。我极力思考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分端（假如孩子们的反应不是这种情况，就是另一种情况，或者更多种）。我以一种近似过度的强迫症来思考和笔录生活中的细节，关于我们母语的东西比较多，因为我不单是孩子们的语文教师（这个称谓也太浅显了），更是他们的母语教师。我说过，第一次登讲台，我没有别人那种自我感觉的神圣感；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都是神圣的，因为，我在教孩子们我们民族的语言。
于漪女士曾说过：“母语是父母给的，母语是家给的。家给的语言，是一种有形无形、有声无息的存在，是历史流注的民族精神，她宽厚地孕育涵养着每一个子民。母语教育绝不是识多少字，背多少词，做多少练习，写几篇文章，而是在引导学生理解祖国语言文字的同时，受到民族文化的教育，受到民族精神的熏陶，民族情结的感染。古人也曾云：文以载道。语言本身是一种工具，但同时，它又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是一种文化的承载体，对于培育民族精神，孕育民族情结，发扬民族文化有极强的凝聚作用。汉语言文字记载着中华数千年的古老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性格的精灵，它本身就是文化。
我在大学里写作诗歌时，深深意识到了这一点。从那时起，我明显感觉到我身上有一种沉重但自豪的责任——传承我们这个民族语言文化。当我踏上讲台，我感觉到我被这神圣的责任感所驱使。我保持神经亢奋，嗓音大开，但不是肆意的鼓吹。我像是一个“疯子”，以全部的激情投入到课堂教学中，孩子们能够在这其中的细微之处学有所得。我会给他们灌输这种意识，让他们懂得他们是在学习我们伟大的母语，而不只是文字游戏。
我想起了都德的那篇文章《最后一课》（不知为何河大版的教科书把这篇课文换成了《柏林之围》），我觉得我就是麦考尔先生，这些孩子就是许许多多的小弗朗士。希望我上的每一节课都能让这些孩子学有所得，希望我们民族的花朵能够健康地茁壮成长，永远都不要上“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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