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问题是当今中国最困难的历史认知之一，根本的原因在于尽管文革已经距今三十余年，尽管很多人更愿意对文革对今天的中国的巨大的影响采取一种表面上的视而不见的态度，但是一旦中国有事，文革就会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某些人的脑海，以至于今日改革的问题竟然都可以追溯至文革，所以“视而不见”仅仅是一种表象。究竟是什么让这些人惴惴不安恐惧至今，让他们如此缺乏自信，以至于对自己三十年的奋斗的成果能否继续都产生了怀疑？从历史角度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具有历史远见的对建国前三十年进行了总结，其中就包括了对文革的彻底否定，但是这种否定从一开始就具有官方强制的特征，它不允许人们具体分析文革的产生、过程、理论和历史影响方面的细节，结果导致今日若干的反弹情绪。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奉者，历史在共产党的传统思维中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必须允许人们思考，立论、辩驳以致得出结论。从现实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分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人们似乎完全分裂成为了意见尖锐对立的两派，就是为将来中国人民的团结计，我们也必须严肃面对这个问题。一种历史现象已经对现实造成了影响，我们就应该勇敢的去研究它，而不是装作一个鸵鸟，让屁股去面对未来。
只要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意识到了中国的封建主义实际上就是权力和财富的混合体。在殷商时代，从商王、周王到士大夫，国家是由大大小小的贵族分封组成的，政权就是他家的家政，军队就是他家的家丁，土地就是他家的家田，人口就是他家的奴隶，如果说有什么统一的形式那就是小的封建主口头上或者是形式上对大的封建主的效忠。这就是春秋之前的中国的社会现实，与这种社会现实相一致出现的社会统治思想就是体现在儒教经典之中的礼制，说穿了就是森严的等级制，这正是典型的封建制的特征。
在春秋战国的大变动中，中国出现了以魏国开始，以秦国结出硕果的大一统集权官僚政治模式，正是这几百年的社会实践证实了封建制的必然灭亡的命运。但是中国的封建倾向并没有消失，每当动乱的时代被制服之时就是封建开始复辟之始，随着官僚们封建的复辟腐化、当社会财富被官僚们彻底控制，国家（中央）对社会和国际政治问题没有了财力和人力的应对能力（看看崇祯）之时，改朝换代就到来了。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来彻底摧毁官僚“封建制”，实际上基本上是彻底摧毁整个封建官僚阶级，才能重新给社会带来统一和繁荣，这就是所谓循环稳定结构的根本驱动因素，这就是每一代有为君王必然会对土地的兼并和财富的集中和他们的载体官僚们采取打击措施（请看汉武帝、武则天、雍正）的根本原因。所谓“中国社会的早熟”实际上就是中国比西方早整整两千年迎来了大一统的时代，但又由于没有足够的生产力支撑，无法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而被迫反复的被掩埋在血泊中。
于此相一致的社会思想体系是儒教，它提供了一个由“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教条支撑的“当官有理”的最严密的逻辑论证。看到没有，在这个体系里当官就是为了发财，发财就必须当官，当官发财二而一，一而二而已。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封建传统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统一的集权的官僚体系和这个官僚体系一经形成就必然走向封建的倾向。统一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传统之一，他是中国在过去两千年创造出比西方更高的文明的根本物质保证，也是当代中国必然走向历史性复兴的物质保证，所以官僚体系的封建倾向是对中国社会最具威胁性的社会问题，在社会财富空前高涨的时代，腐化堕落的加速和官僚独立阶级意识的迅速觉醒极有可能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封建残余是如何潜默移化的威胁着人民共和国的肌体，实际上这种潜移默化几千年来一直存在，以致被我们视而不见、习以为常了。而一直高举着反帝反封建大旗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才能从这种两千年间至少重复了六次的反复的大灾难中走出来，他至少要干两件事，第一件是从大乱实现大治，也就是统一中国，这件事基本上被毛泽东完成了，但还留有一点尾巴。第二件事是遏制官僚封建倾向的发展，实现对政府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毛泽东尝试做了，但他失败了。有人说毛泽东不过是要在几十年中做资本主义两百年要做的事情，这些事情韩国、台湾不都做到了吗？可是当你知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实际上还在挑战两千年来中国人从没有逃脱的历史宿命的时候，你就明白历史给他的时间太少了。
至于信仰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从秦汉以来就没有过统一信仰的国家，你以为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没有任何意义吗？毛泽东思想是自殷商“天思想”崩溃以来，第一个形成了完整世界观、方法论的中国人的信仰体系，是当今世界可以与基督信仰、伊斯兰信仰、犹太金融信仰相抗衡的属于中国人的唯一一个信仰体系，当我们没有了自己的信仰，就会成为其他信仰任意蹂躏的羔羊。正是打着所谓“信仰”和“普世价值”的幌子的豺狼正在明目张胆的损害我们的利益。在中国这样一个信仰的沙漠中，他就算不被自己的国人视为珍宝，但至少要被视为打鬼的钟馗吧，可是最近几十年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自毁心灵的长城，灵魂的依归啊！
现在我们再回到文革，文革的理论论据非常清楚，只要我们还可以哪怕低下高贵的头颅少许看一看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理论文章中的叙述，我们就不会轻易以一句试图争夺权力来否定它的价值。自下而上的监督政府、相信群众的创造性、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知识分子要与群众相结合，几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的所有政治口号，在文革之中都被提出并潜移默化的灌输到了人民的心灵之中。笔者曾经试图研究文革中的大字报的内容和1978年三角地大字报内容的区别，惊诧的发现后来的所谓右派，除了立场、主张右转之外，他们的做派、行为甚至语句都几乎如出一辙，他们都对传统的政治制度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所谓不妥协态度。我终于信服陈老总文革中的那一句“二十年不治”的预言，右派造反派实际上也是造反派。所以文革的错误不是发动者的初衷造成的，这一点不是我的发明，这是邓小平的创见，他始终认为毛泽东文革是好心犯错误，只是当时的时代的限制，邓老总没有把好心是什么说清楚而已。文革的错误在于我们这个民族没有能够在知识、智慧和能力上跟上自己的领袖的期望，当他把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体制寄希望于人民群众的自主创造时，我们却在为领袖红本本上那一句文字的理解大打出手。我们干出了殴打老师，殴打将帅的让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甚至于有人干了这些事的几十年后又一个接一个的站出来表现他们比毛泽东高明的知识分子的素养。为什么没有人反省自己在文革中干了什么？巴金老人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馆，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反对将他在文革中写的关于“孔老二反动思想”的小人书陈列给大家欣赏，那本书是笔者幼时可以见到了很少的几本儿童读物之一。当然还有一本叫“不怕鬼的故事”的小人书据说是毛泽东亲自编给儿童们看的，这本书的内容几乎伴随了笔者迄今的岁月。从形式看，文革的错误还在于在试图“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的时候没有建立一个全民族遵守的法律体系，没有有效的制衡各派政治势力的方式等等。这些问题也就是当今那些“高手高手高高手”们天天念叨已经让我们耳熟能详的事情。但是笔者通过对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观察来看，所有国家在走向法治和有效治理的过程中似乎都会在某个区域触礁，轻者政治反生动乱上百年，重者发生内战一切重新来过。对比中国在走向这条道路的过程，笔者突然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也许正是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也许也只有他可以在国家出现如此动乱的危机关头才能果断中止这个过程，将大灾难局限在了承担个人错误的历史责任之中。如果没有这一次预演，谁能保证八九年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思想的有效形成？谁能保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会被消灭在一次大规模的内战之中？所以文革是一次由正确的人、在错误的时间发动的出现错误的一次社会实验，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今后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吸取文革的教训，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没有白付出文革的代价。
文革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历过的一个过程，已经是一个历史事实，不管你愿不愿意，文革前那种“一切听从党安排”的时代不会回来了。人民确实实现了觉醒，他们不会再被某些野心家的煽动而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是国家稳定的源泉，因此今天的政治家应该比以往拥有着更高的自信。另外一方面，人民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冷漠，一个改革者似乎更难获得人民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缺乏判断力，改革者获得支持的方法只能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不因个人荣辱而改其志，矢志不移，历经艰难，像愚公移山那样去感动人民”。实际上共产党人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在毛泽东必须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的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深入敌后，含辛茹苦，默默奋斗，最终感动了上帝，赢得了新中国。今天又到了国家前进的关键关头，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应该埋头苦干，实实在在的在每一件关系人民利益的事情上尽量做到最好，即使做不到最好也应该坦诚的向人民说清楚，我相信人民可以辨别是非。西方的那些个伎俩瞒不住人民的眼睛。
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中国一定会走向胜利，中国大发于世界的时代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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