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年前的孔子曾留下一句铁骨铮铮的治国名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每读及此,深感社会道义力量的强大。然而,反思这些年的情况,又怎不让人触目惊心。温州老板跑路、小悦悦的悲哀、食品危机、学术造假、警匪勾结,花样繁多的诈骗,千奇百怪的案例,桩桩件件,不能不让国人“大开眼界”,也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压力和莫测。社会诚信每况愈下,人民群众苦不堪言。
《小康》杂志在2010年做过一项调查,逾70%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基层政府,而地方官员则被80.3%的受访者评为信用最差群体。
也许正是觉察到了这一情况的重要性,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并迅速在会后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会议指出,这些年来中国社会诚信的败坏皆始于所谓的社会精英,官场有官场精英,商界有商界精英,司法领域同样被精英占据。有多少精英曾经风光无限,又有多少精英结果颜面扫地。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而在这个精英思维泛滥的年代,上不好信,民又岂敢用情?
所谓精英思维,就是自觉的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之上,以凌驾的姿态视大众的利益为草芥,耻笑人民群众穷、土、笨,自以为得天独厚,冷血残酷,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地博取功名利禄,以个人成功为最终目的,继而达到所谓实现自身价值的人生目标。
这一价值体系的构成并不是空穴来风。伴随着我国改革事业的深入、国际化进程的加速、西方一些腐朽思想的渗透、生活压力的加剧,个人主义空前盛行,并且被极度扭曲,个人利益被无限放大,物质追求成为了压倒一切的第一需求。
而今,“不听、不信”已经成为了理智的代名,试问,当你走过街头看到银行大张旗鼓地宣传“不听、不信”来电或短信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任银行?当通货膨胀已经涨到5.5%的时候,一年期整存整取的利率只有3.25%,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任利息?在一项项系统工程的背后,成就了多少精英,又损失了多少群众?
邓小平曾就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的问题提到: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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