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和“引入资本”的区别
——兼谈左派的务虚与务实
：猴王 来源：猴王智库
一、“私有化”和“引入资本”的区别
二、给左派提一点合理化建议
一、“私有化”和“引入资本”的区别
首先，必须站在国家利益考虑，不能站在各自的政治利益考虑。这是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这两天看了一下网站，发觉很多人没有把概念搞清楚。比如水井坊引入外资和国企私有化根本不搭界的事情，有人就喜欢炒作。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引入资本”和“私有化”的区别。
什么叫“引入资本”？就是在非战略领域引进外资或者民营资本，或者在战略领域引进非外资的一部分民营资本（但是国家保持控股）。这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好处的。
什么叫做“私有化”？就是国家战略行业让国内民营资本或者外资进来控股，他们通过低价收购股份的模式廉价获得国有资产，然而并未打破垄断，反而是从国家垄断变成了资本垄断，这才是私有化进程。
比如水井坊这样的企业是战略企业吗？不是。他是国营企业吗？不是。但是很多人就喜欢拿这种事情来炒作。
然后我们来看哪些行业必须保持国家控股，比如金融领域里面的银行等等，比如运输行业里面的铁路系统等等，比如一些军工企业等等，这些必须保证国家控股性经营。银行系统这样的相当重要的领域可以通过建立金融国资委来完成“权力驾驭资本”模式的改造。
但在一些领域，比如铁路系统、地铁建设等等，可以有条件引进部分国内民营资本，解决现在资金紧缺问题。另外其他一些非战略领域也可以让一些国内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活跃一下经济，准备对抗即将到来的经济不景气。但不能让它控股，要设定一个法定上限。
经济要有张有弛，不能一棍子打死。我国现在比较合适的经济模式是走中间路线，要在战略行业保持国家控股的前提下，让生产力充分释放。这话怎么理解？很简单，就是在国家权力监控下，让资本自由发挥，不能对于资本有过多限制，要让资本有利润，不能一棍子打死掉。但前提是必须保证权力驾驭资本。
我国现在所有的策略都必须围绕经济软着陆，在保持权力驾驭资本的模式下，一些筹码交换是需要的。只要保持权力驾驭资本的模式，就什么都不怕。普京不是刚刚说了吗，前面私有化过程中的非法获利都给我吐出来。为什么他1年前不说？经济要一张一弛，资本没有底线，但是权力可以给它设置一个底线，只要枪杆子在权力手上。
但是现在国家要警惕吴敬琏他们提出来的金融创新等问题，假如我国金融系统脱离我国实业的需求，最终会导致金融葬送了实业，就象美国现在的问题（美国现在金融独大，美国金融衍生品等等几百万亿美元的规模，美国GDP才15万亿美元左右，已经伤害了美国立国之本）。
二、给左派的一点建议
期望国内左派看问题要客观，要抓住问题的核心，要站在国家利益层面。你们可以对国家政策起到很好的约束和监管作用，但是不能一味地骂，要慢慢从骂中蜕变出来，成为建设性、可行性意见的提供者。这样才能慢慢成为参与者，否则永远无法成为参与者，只会停留在经济社会核心的外围围观。
我讲一个笑话，有人跑去中央说右有问题，主席马上问，“你觉得该怎么做？”那人说把贪官都干掉。让下面的贪官听到了，全体罢工，结果政府瘫痪了（香港的廉政公署最初被警察狂扁就是前车之鉴）。然后主席说停一停，这个事情慢慢来，还是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模式。然后主席又问，“那么你们认为现在的金融体系该怎么搞？”那人说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主席挠挠头说，“我问的是，你们认为现在的金融体系该怎么改革？”他也挠挠头拿出一本马克思的著作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金融系统。”主席哭了，说：“神啊，谁派他们来折磨我的呀？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他们。助手，把原来搞金融那批人喊回来，还是让那批人自己改吧，改不好提脑袋来见我。”
有人认为这个是讽刺，但假如是有务实精神的人，看了这个他不会认为这是讽刺，他会认为这是在鞭策。所以左派要看到自己的问题，仔细思考自己的缺点，不要老是找借口。不要说国家没有给左机会，1989年危机后一段时间，其实国家给了左机会，但因为不懂经济，结果搞成了大通胀，所以90年代中期右慢慢又上来了。
少说空话，多研究经济、财政、金融、军事、地缘政治等等“实学”，在此基础上多提实务性的意见，才能被吸收到国家决策中来，逐渐成为参与者。如果你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重点、热点、难点课题，经常能够提出有针对性、有实用性、有建设性的实施意见，并且稳健、务实、可操作、有实效，你自然会慢慢参与进来，你的话语权、你的影响力自然会上升，国家的政策方向自然会慢慢地左倾。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话语权是争取来的，你没有可执行的合理化建议，就永远不会有话语权，就永远只会高谈阔论说一些“正确的废话”，发发牢骚而已，牢骚太甚防肠断。
务虚和务实的差别是什么？什么叫做空话？就是没有标的、没有时间节点、没有可操作的步骤、没有明确责任人、没有明确的奖惩措施。多做实事，少谈主义，学识和业绩是做出来的，不是夸夸其谈出来的。任何行政建议都要做到：可执行、可衡量、有奖惩、有时间节点，没有这4个要素就是空话。这才是务实。
只有把自己放在参与者这个层次，才能提出务实性的、建设性的意见，而不仅仅是“骂”。假如仅仅是“骂”，那就是把自己放在了围观者的层次。左本身不是目的，毛泽东思想本身也不是目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是目的，这些都是手段，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才是目的，理论要与时俱进，要与实践实际相结合，才有存在的价值，不是吗？
所以左派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然后想办法改进。我是期望左派能够尽快实现转变，不能说“我就是这样了，怎么着，要杀要剐你们看着办”，我发觉左派很多人都是这种思维模式。假如后面两年左派还不能进入参与者的角色，基本上就再等30年吧。
建议左派看一下卢麒元的《经济危机和政府机会主义》等等文章，里面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很务实很冰冷，远不如左派通常理解的那样激情四射：
卢麒元《经济危机和政府机会主义》节选：
1949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期最经典的经济危机案例。由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形态，1949年的经济危机既拥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性特征，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遗憾的是，中国人一向不重视经济史的研究。中国人对于1949年经济危机的研究十分肤浅和泛政治化。
笔者在《伤于财政毁于金融》一文中，痛彻地指出，中国历朝历代兴亡更替的根本原因，都是公共财政的缺失。是伤于财政，而毁于金融。
1949年中华民国的崩溃，就是源于公共财政政策的彻底失败。蒋介石先生其实不是败于军事，蒋先生不懂经济才是他的致命伤，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失败是最根本的原因。
在1945年之后，国民政府没有能够建立合理有效的财政收支体系，庞大的公共财政支出没有支撑点。急功近利的国民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支出的巨额缺口，竟然采取滥发金元券这样掠夺性的货币政策，制造了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错误的经济政策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政治灭亡。
与此同时，共产党统治区展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最终，解放区以不可思议的经济均衡，战胜了国统区的经济危机。
笔者参加工作的时候，接触过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经济工，他们对于经济的理解朴实、简单而深刻。笔者曾经说过，解放区的经济工，是共产党赢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他们的意义绝对不亚于任何元帅和将军。这很有意思，看似张良和韩信的胜利，其实更是萧和的胜利。晚年的蒋介石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蒋公的日记具有重要的经济史价值。
通往天堂的路，从来就没有捷径。
我们应该极其珍惜共产党的宝贵历史经验，我们应该对国民党的历史教训深深引以为戒。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成果。但是，我们必须反对机械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我们过去没有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也不需要照抄和照搬弗里德曼和凯恩斯。
卢麒元《伤于财政毁于金融》节选：
中国真正读懂明史的人只有毛泽东！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将李自成的失败归咎于政治与军事决策失当。这一结论似是而非。
李自成进北京后，确实失误频频。有三件事最具有代表性：义军劫掠京城；激反吴三桂；错杀李岩。这些事件从直观的角度看，确实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但却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
李自成真正的问题出自于财政。“迎闯王，不纳粮”——一句话就断绝了李自成的正规财政来源，起义军的财政来源竟是吃大户！这种劫掠型财政，必然演变成为进入北京后的“骄纵”。没有系统的财政建设，地方官吏无钱正常运作，只有反正或降清。部属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必然思去，杀李岩实属无奈。李自成由于不懂经济，最终输掉了政治和军事。中国历史学家治史太过重视政治与军事，疏忽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经济。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财政。
毛泽东则不然。毛泽东进北京，不仅仅注意了戒骄戒躁，不仅仅注意了政治协商，不仅仅注意了封官授衔。最要紧的是全面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并逐步开始农村集体化，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在此基础上推行人民币。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财政主动权。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在他的日记里反复提及这一点，并十分感佩。以此为鉴，蒋介石在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并获得了一定程度成功。培育经济，保障供给，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与制度，这才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在中国历史的盛世王朝中，常常会有一些经邦济世的伟大人才。中国人不会称之为经济学家，就如同中国人不会用伟大的经济学家盛赞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但是，经邦济世之才必须懂经济。否则，就难以避免李自成式的悲剧。
近期重要博文链接：
猴王：要让男孩子知道什么叫责任（警惕文化产业重蹈日本“阳痿”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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