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第一个问题，从积极的意义上评价工人阶级在改革中的历史作用是否妥当。
按历史唯物主义常识，工人阶级从产生起就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改革时期当然不能例外，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问题是博友对前篇博文中的一段话产生了误解：“改革开放时期，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进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有利地位，中国工人阶级不惜砸破奋斗了一百多年才争得的‘铁饭碗’，将亲手建成的部分国有、集体企业交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营，使我国多种主要工业品种的数量居世界前列，初步取得了在世界经济中的发言权。”在一些博友看来，将工人下岗现象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联系起来，说工人阶级将部分生产主导权“交给”民族资产阶级，似有牵强附会、粉饰太平之嫌。
是的，我国要在世界经济中争得一席之地，不一定非要大量工人下岗不可，而且从主观愿望上来说，工人也不愿意将亲手建成的工厂交给他人。但是，在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确实发生了部分工人下岗的现象，这是事实，而且是暂时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如实地描述这一事实，把问题提高到工人阶级顾全大局，移交了部分生产主导权这样的高度，应该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其企业应该实行公有制的社会大生产方式，换言之，应该实行公有制的市场经济，这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工人阶级的让步妥协，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取得部分企业的生产主导权，这也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如此，工人阶级为什么要作出妥协呢? 大家知道，当今所谓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社会主义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就必须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原先采取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抗衡，进而战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策略。这个策略曾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苏联、东欧复辟资本主义后，以中、朝等国的实力，无法以体系的名义与西方相抗衡，采取这个策略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中、朝等国要在当今世界发展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就必须改变策略，在保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独立性的前提下，参予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西方阵营本来是对中国采取全面封锁的策略的，由于苏东变色，中、朝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他们已不能构成威胁，再加上他们迫于新技术革命的压力，急于下放落后生产力，所以也被迫改变策略，允许中国有限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国参予世界经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相互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并不是西方阵营的恩赐。显而易见，在参予世界经济的策略背景下，中国工人阶级移交部分企业的生产的主导权，实质上是对西方阵营作出的一种妥协让步。中国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曾作出过重大妥协让步，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为联合国民党抗日，曾承诺暂时放弃武装夺取国民党政权的政策，甚至承诺暂缓土地革命，而代之以“减租减息”的政策。当然，改革开放中的妥协让步的程度是否拿捏的恰到好处，还是可以再商量的。“通钢事件”表明，中国工人阶级的让步是有原则的：让步必须是双方让步，让步必须换取相应利益；中国工人阶级决不能同意将生产的主导权全部交给资产阶级。
再说第二个问题，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在改革开放时期有何表现。
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以来，它就被西方视为洪水猛兽，始终处于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和武装干涉之中。西方有限度地允许中国参予世界经济，实质上是被迫承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地球上的存在及其合法性，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一条件的出现，使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和进步势力，变革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即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成为可能，表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范围和力量空前地扩大，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独力苦撑的局面已经结束。中国工人阶级站在推进历史进程的高度，实施改革开放策略，甚至不惜付出重大代价，表现出了国际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特有风范和特别能战斗的可贵品质。考虑到中国工人阶级是在艰难完成工业化任务后没有得到休整的情况下，实施策略转变的，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所做的牺牲奉献，可以说是悲壮的。但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固有特点使然，他们在向世界经济进军的征程中也出现了若干失误。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要谈谈中国工人阶级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
理论准备不足，是中国工人阶级文化水准较低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世界历史进程角度讲，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后进的。中国革命最初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是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这些特点的规定，中国工人阶级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转变，历史上并无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在这个重大战略转变中，中国工人阶级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以政治准备代替理论准备。实行重大战略转变，当然要做确定新的政治战略方向的政治准备工作，即通过政治手段把工人阶级和其它阶级的力量调度到改革开放战略上来，但应以新战略的理论准备为前提，二者不能相互代替。中国工人阶级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其目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研究、说明新战略作准备，但在讨论过程中，实际演变成了各部（委）、各省（市） 、各大军区和各人民团体进行政治表态，即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命题，就表明谁是拥护改革开放新战略的。也就是说，这次讨论采用对哲学命题表态的形式，要求各派政治力量表明政治态度，实际形成了一次政治运动。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结果是，一方面，实际确立了改革开放新战略，在此基础上对各派政治力量进行了重新配置和调度，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另一方面，在新战略的理论准备没有完成的情况下，采用政治、组织手段确立新战略，造成政治准备不充分，并且实际搁置了理论准备。这个结果，是中国工人阶级长于政治组织，弱于理论总结的特点的反映。在这次真理标准讨论中，中国工人阶级重复了历史上所犯的理论错误，进一步加重了理论准备不足问题。其一是将哲学观点简单化。确定真理标准有助于确定正确的政治战略，但不能等同于确定政治新战略，它们之间还有很多中间环节。其二是将哲学观点片面化。真理本身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同样，作为真理标准的实践标准也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脱离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方面讲实践标准的绝对性，是将实践标准抽象化、绝对化、神圣化，必将走向否定一切相对真理的歧途。需要指出的是，实践标准的绝对化倾向，后来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依据。
中国工人阶级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与国际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身份是不相称的，也预示着中国工人阶级解放的道路是极其漫长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家、哲学家、理论家、军事家、企业家、文学家和外交家，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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