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来政治制度建设的探讨
：猴王 来源：猴王博客
我们团队在2011年（去年）年初就提出“中央集权、地方民主、垂直监督”的模式，当时还从理论层面和文化层面进行了阐述，详见2011年4月初的文章“中国的制度建设的研究”：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b23560100rxrp.html
去年年初提出的是一个大框架，今天主要做细化的研究。但是我们知道没有输赢的情况下很难搞，从今年来看，输赢确定后，赢家的利益慢慢和国家利益重合，因此可以考虑慢慢细化，然后在沿海发达城市搞试点。
预计4月份还会出一篇细化到操作层面的分析文章，我们团队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调研、分析和推演。因为我们熟悉现在地方官员的心态和诉求，也熟悉现在地方民众面临的问题。我们不是大学里面“象牙塔”式的研究机构，因此看问题会比较实际，注重可行性和将来产生的问题的应对方案。
一、中央集权
首先讲中央集权，从操作层面来说，就是进行“权力驾驭资本”模式的改造。我国千万不能走“资本驾驭权力”的模式，因为资本没有底线，权力有底线。为何？看看犹太势力现在正极力做空美国就明白了，因为资本可以依附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权力离开了国家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权力为了它的延续，是有底线的。我国现在金融体系已经是“资本驾驭权力”的模式了，所以首先要把金融体系改造成“权力驾驭资本”的模式，大的银行体系要实施行政化改造。成立金融国资委等等都是比较合适的模式，同时在税制问题上面也进行改进，改变诸侯割据的局面（关于税制的分析，2011年7月份我们团队曾经写过一篇分析文章《关于中国财税问题的探讨》：http://blog.sina.com.cn/u/593b23560102dqv9）
但是金融体系在完成“权力驾驭资本”的模式改造的同时，要尽快建立一个巨无霸的国债市场，为后面利率市场化和金融竞争的市场化做准备工作。因为行政过多介入金融系统也不好，如何控制这个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建议就是给金融系统一个行政级别，纳入系统内，但是按照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进行考核。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考核不能简单用前面的国企那种利润考核的模式，要有民众满意度等等指标在里面，考核指标要多样化。就象我们公司原来做MBO考核有10多个指标，里面包括了销售业绩、考勤、进步速度、参加公司内部培训次数等等一系列指标，考核不能单一化、不能粗暴化。就象地方官员以单一的GDP考核，结果必然会出现现在这个局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在“权力驾驭资本”的模式下给你一个舞台，你们自己玩。也就是给了他们一个底线，因为资本没有底线，那我就给你设定一个底线。关于国债系统的建立和里面的核心要素，我前面有一篇专门讲的《我国的金融安全和建立一个巨无霸的国债市场的关系》：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b23560102e103.html
又有人会问中央集权如何防止中央层面的腐败的问题。首先有垂直管理的公检法体系监督（这个要在建立垂直的公检法体系后），其次政治局9个常委是可以监督公检法体系，中国其实在最高层是相当民主的，9个常委是投票表决机制的，谁进常委从17大开始就是用表决机制了。这个可以说和美国的选举人制度的民主程度差不多，同时比较适合中国的“权力驾驭资本”的模式。
二、地方民主和垂直的监督体系
现在我国主要的问题出在地方上面，特别是县和县级市这个级别。因为一般来说县委书记的上升空间不大，他们要进入地市然后再上省里面，年龄基本上不够了。一旦上升空间被堵，结果他们就以钱为目标，所以很多地方的县委书记成了房地产总经理，有些地方的县委书记我估算了一下，身价在20个亿左右（当然不在他自己名下，在他小舅子或者其他亲戚的手里）。
所以地方层面要做两个事情：一个是打开他们的升迁通道；一个是完成监督机制，包括民众的监督和体系内的监督。
1、官员的升迁问题
我们先来看升迁通道，现在江苏就在做试点，省直管县，这个是好事，其实就是直接打开了县委书记升迁的通道，让他们有盼头。有盼头就会减少阳奉阴违的情况。
2、垂直的监督体系
其次就是形成体系内监督机制，这个就是要公、检、法、司体系象国税系统一样垂直管理监督。这个问题涉及到公检法司体系的人事权、资金等问题，可以借鉴我国的国税系统的这种垂直管理体系。
做这个事情之前也必须对公检法司体系进行整顿，整顿模式可以采用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模式，叫做抓一小批赦一大批，你把贪污的钱上缴就既往不咎。重庆有个问题，就是运动式的模式常态化，公检法司体系里面的人很容易得精神病的。其实应该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什么叫做妥协的过程？就是在抓了头目判刑后，下面的把贪污的钱上缴了，就执行大赦，既往不咎，假如有人继续贪，就把以前的事情也挖出来让他付出更大的代价。另外在执行的时候，初期用武警，因为公检法司体系都烂掉了，你让公安的人去抓，他第一个通风报信，所以初期用武警抓；但是这个事情解决后，就必须进入正常的司法流程（用武警抓不能常态化）。其实就是一个度的问题，任何东西都是一把双刃剑。常态化的还是要依靠司法体系的运作流程。
其实这个问题就象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要客观。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因为他把中国从军阀割据的局面和半殖民地的局面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国，另外两弹一星又为中国打下了厚实的战略根基。但是毛泽东同志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决定了在建国后必然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把阶级斗争常态化了。因为毛泽东是一个实践哲学家。我原来专门分析过实践哲学家和理论哲学家的区别。马克思是理论哲学家，他的思维模式来自于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当时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法国正在工业革命，但是德国正处于小农社会进入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因此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弱者反抗的哲学，所以马克思的哲学也是弱者反抗的哲学，也就是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反抗哲学。但是毛泽东同志实现了这个暴力反抗的成功之后，无产阶级干掉了资产阶级，也就占有了资产阶级的资产，变成有有产阶级。这个时候假如理论哲学没有跟上，还是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就变成必须把内部分成几个阶级来斗争，因此就会出现内部的分化，然后开始斗地主的儿子，然后大家都变成了穷人。在大家都变成了穷人后，那么资产谁那边去了？当然在国家手里了。为了维持阶级斗争的常态化，这个时候从理论上来说就必须把民众和官僚体系对立化，这个时候文革必然应运而生。所以阶级斗争常态化是不好的，在通过这个手段完成建国后，就应该发展经济。假设统治者告诉老百姓，你们这辈子永远是无产阶级，你说老百姓会这么想？老百姓一想，奶奶的，我们帮你成功获得了政权，结果自己一辈子还是穷光蛋，那还要你这个政权干嘛，我们帮你这个政权打下江山，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一辈子做穷光蛋！【请参看卢麒元《新社会主义论》】
所以这个就决定了走中间路线的重要性，也就是危机的时候偏左一点，发展的时候偏右一点，向左常态化和向右常态化都不是好事，容易走向极左和极右。
3、民众的监督体系
再其次就是民众监督的问题。中央集权和体系内监督可以快速推行，但是民众监督这块必须先找几个地方试点，切忌太快，太快容易出大问题。为什么选择县和县级市这个层面呢？因为我国有几千个县和县级市，美国人最会搞选举操控了，数量一大他们就不行了，假如是省一级，因为就几十个省，美国人控制住几个大省就可以了，所以省一级不能搞。但是为什么不是镇一级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前面村直选里面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假如这个村里面“周”是大姓，结果村里老大就是周姓的人自己内部协商一个出来，对于其他小群体会产生巨大危害。假如村里面没有大姓，结果就出现巨大的贿选问题，花100万获得这个老大地位，然后就要搜刮200万以上，这个就是投入和产出比。而县一级的人际关系型社会的结构就复杂多了，没有哪个大姓控制县一级，另外县一级要贿选的成本太大了。因此选择县一级比较合适。
那么如何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呢？这个就需要在选举制度的设计上面进行研究。可以在宪法上规定，参与县一级县委书记选举的必须是共产党员（也就是候选人制度）。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角色的定位和关系等等，这方面我们正在研究。另外县长也必须是共产党员，不然容易出现一窝端的情况（就是美国鼓动大家选不是共产党员的县长，然后削弱县委书记的权力），我们考虑问题先要考虑漏洞，考虑对手会怎么攻击。这些方面我们最近都在进行调研和研究，预计清明节后会专门发布一篇如何实际操作的文章。
前面我们研究了为什么村一级的普选会出问题，原因就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试点的地方为了成功而成功。就象上次有人说在搞撤销街道办而搞居委会的这个试点，说试点情况很好，我说这个假如推广，就全歇菜。为何？因为街道办还是有行政编制的，是有预算编制的，你居委会假如靠市委书记良心发现来保障经费，试点的时候能够搞得很好，一旦推广，就死定了，而且现在街道办也是国家稳定的一个基石。上次有个清华还是北大的专门搞撤销街道办搞居委会的人还在跟我辩论，我就觉得象牙塔里面人和社会接触太少，不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我做房地产和很多地方官员接触过，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也知道“电老虎”、消防这些体系里面的问题。
后面我们在地方民主的选举制度的设计方案中，会把候选人体系、中国的关系型社会问题、贿选问题、人物的升迁途径、政府和党的关系、如何保障共产党的执政稳定等等问题，都进行阐述。
附录：给左派提一点合理化建议（修订稿）
期望国内左派看问题要理性务实，要学会站在国家利益层面，不要老是停留在左右对立的层面，被对手牵着鼻子走。你们可以对国家政策起到很好的约束和监管作用，但是不能一味地骂，要慢慢从骂中蜕变出来，成为建设性、可行性意见的提供者。这样才能慢慢成为参与者，实现左派应有的历史价值（过去的辉煌是属于左派先辈的，与你们现在没有丝毫关系，不要意淫）。否则永远无法成为参与者，只会停留在经济社会核心的外围围观。
我讲一个笑话，有人跑去中央说右有问题，主席马上问，“你觉得该怎么做？”那人说把贪官都干掉。让下面的贪官听到了，全体罢工，结果政府瘫痪了（香港的廉政公署最初被警察狂扁就是前车之鉴）。然后主席说停一停，这个事情慢慢来，还是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模式。然后主席又问，“那么你们认为现在的金融体系该怎么搞？”那人说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主席挠挠头说，“我问的是，你们认为现在的金融体系该怎么改革？”他也挠挠头拿出一本马克思的著作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金融系统。”主席哭了，说：“神啊，谁派他们来折磨我的呀？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他们。助手，把原来搞金融那批人喊回来，还是让那批人自己改吧，改不好提脑袋来见我。”
有人认为这个是讽刺，但假如是有务实精神的人，看了这个他不会认为这是讽刺，他会认为这是在鞭策。所以左派要看到自己的问题，仔细思考自己的缺点，不要老是找借口。不要说国家没有给左机会，1989年事件后一段时间，其实国家给了左机会，但因为不懂经济，结果搞成了大通胀，所以90年代中期后右慢慢又上来了。
少说空话，多研究经济、财政、金融、军事、地缘政治等等“实学”，在此基础上多提实务性的意见，才能被吸收到国家决策中来，逐渐成为参与者。如果你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重点、热点、难点课题，经常能够及时提出有针对性、有实用性、有建设性的实施意见，并且稳健、务实、可操作、有实效，你自然会慢慢参与进来，你的话语权、你的影响力自然会上升，国家的政策方向自然会慢慢地左倾。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话语权是争取来的，你没有可执行的合理化建议，就永远不会有话语权，就永远只会停留在高谈空论一些“正确的废话”，发发牢骚而已，牢骚太甚防肠断。
务虚和务实的差别是什么？什么叫做空话？就是没有标的、没有时间节点、没有可操作的步骤、没有明确责任人、没有明确的奖惩措施。多做实事，少谈主义，（卢麒元《资本主义的秘密》：“真正有主意的人，从不轻言主义。”）学识和业绩是做出来的，不是夸夸其谈出来的。任何行政建议都要做到：可执行、可衡量、有奖惩、有时间节点，没有这4个要素就是空话。这才是务实。
只有把自己放在参与者这个层次，才能提出务实性的、建设性的意见，而不仅仅是“骂”。假如仅仅是“骂”，那就是把自己放在了围观者的层次。左本身不是目的，毛泽东思想本身也不是目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是目的，这些都不过是手段、是工具，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才是目的，理论要放下身段，与时俱进，与实践实际相结合，才有存在的价值，不是吗？
所以左派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然后想办法改进。我是期望左派能够尽快实现转变，不要老是沉湎在过去（过去的辉煌与你们无关），其实你们可以起到制衡右派，校正走向的重大历史作用。不能说“我就是这样了，怎么着，要杀要剐你们看着办”，我发觉左派很多人都是这种思维模式。假如后面两年左派还不能进入参与者的角色，基本上就再等30年吧。
建议左派看一下卢麒元的《经济危机和政府机会主义》等文章，里面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很务实很冰冷，远不如左派通常理解的那样激情四射：
卢麒元《经济危机和政府机会主义》节选：
1949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期最经典的经济危机案例。由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形态，1949年的经济危机既拥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性特征，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遗憾的是，中国人一向不重视经济史的研究。中国人对于1949年经济危机的研究十分肤浅和泛政治化。
笔者在《伤于财政毁于金融》一文中，痛彻地指出，中国历朝历代兴亡更替的根本原因，都是公共财政的缺失。是伤于财政，而毁于金融。
1949年中华民国的崩溃，就是源于公共财政政策的彻底失败。蒋介石先生其实不是败于军事，蒋先生不懂经济才是他的致命伤，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失败是最根本的原因。
在1945年之后，国民政府没有能够建立合理有效的财政收支体系，庞大的公共财政支出没有支撑点。急功近利的国民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支出的巨额缺口，竟然采取滥发金元券这样掠夺性的货币政策，制造了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错误的经济政策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政治灭亡。
与此同时，共产党统治区展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最终，解放区以不可思议的经济均衡，战胜了国统区的经济危机。
笔者参加工作的时候，接触过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经济工，他们对于经济的理解朴实、简单而深刻。笔者曾经说过，解放区的经济工，是共产党赢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他们的意义绝对不亚于任何元帅和将军。这很有意思，看似张良和韩信的胜利，其实更是萧和的胜利。晚年的蒋介石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蒋公的日记具有重要的经济史价值。
通往天堂的路，从来就没有捷径。
我们应该极其珍惜共产党的宝贵历史经验，我们应该对国民党的历史教训深深引以为戒。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成果。但是，我们必须反对机械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我们过去没有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也不需要照抄和照搬弗里德曼和凯恩斯。
卢麒元《伤于财政毁于金融》节选：
中国真正读懂明史的人只有毛泽东！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将李自成的失败归咎于政治与军事决策失当。这一结论似是而非。
李自成进北京后，确实失误频频。有三件事最具有代表性：义军劫掠京城；激反吴三桂；错杀李岩。这些事件从直观的角度看，确实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但却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
李自成真正的问题出自于财政。“迎闯王，不纳粮”——一句话就断绝了李自成的正规财政来源，起义军的财政来源竟是吃大户！这种劫掠型财政，必然演变成为进入北京后的“骄纵”。没有系统的财政建设，地方官吏无钱正常运作，只有反正或降清。部属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必然思去，杀李岩实属无奈。李自成由于不懂经济，最终输掉了政治和军事。中国历史学家治史太过重视政治与军事，疏忽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经济。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财政。
毛泽东则不然。毛泽东进北京，不仅仅注意了戒骄戒躁，不仅仅注意了政治协商，不仅仅注意了封官授衔。最要紧的是全面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并逐步开始农村集体化，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在此基础上推行人民币。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财政主动权。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在他的日记里反复提及这一点，并十分感佩。以此为鉴，蒋介石在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并获得了一定程度成功。培育经济，保障供给，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与制度，这才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在中国历史的盛世王朝中，常常会有一些经邦济世的伟大人才。中国人不会称之为经济学家，就如同中国人不会用伟大的经济学家盛赞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但是，经邦济世之才必须懂经济。否则，就难以避免李自成式的悲剧。
近期重要博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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