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梅花等朋友：
来信收悉。你们谈到对何新先生最近的言论(“几点澄清”)感到困惑，甚至对其宣称皈依佛教有所不满，征询我对其人和对“几点澄清”的看法。这虽然是抬举我，也感到荣幸，但确实给我出了个难题：评论何新，是一件有很大风险的事情，按说是智者所不当为。但是又感到这件事有点意义，学术乃天下公器，不宜拒绝博友们的好意和请求，也就只好唐突了。发在这里，恕不一一回复。
我并不认识何新先生，我只是喜欢观察人物。何新是改开以来中国集著名政论家、思想家、民族主义者和大学者于一身的奇才、奇人，拥有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和最众多的粉丝。何新也是建国以来一个亦新亦旧的突出的文化现象，值得研究。他酷爱读书，勤于著述，有很高的悟性，是当代中国一颗特别优秀的读书种子。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也钻研西学，身上有突出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性格、风骨，更突出的是他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爱国(忠于社稷、民族、中华文明)，进而以学术参与政治、干预社会的优秀传统。他崇尚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对政治有特殊的敏锐和深刻的见解，而又敢于力排众议，能够较早地上达天听，影响政治，这一点相当不易;他博览群书，有独到见解，又气魄宏大，敢于坚持己见和不惧与主流对抗;等等。这些都是现今许多中国学人身上已经难得一见的气质和品质，颇有古风。因此他又特别高傲自负，目无余子，又洁身自好，孤芳自赏。他又特别狷介，这也是中国传统士的特点，古人的狷介，最突出的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介之推，20世纪早期有北大的名教授黄侃，其狷介与其才学同样出名，人称狂狷，突出地表现为他的口头禅：“八部书外皆狗屁”(黄侃是小学大家，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而何新的狂狷胜于黄侃一百倍，他说：“中国当代所谓学术文化界——那基本都是一堆臭大粪!”还说，自己的学术成果堆成一座山，“就是把国内社科各领域所有那些主流、精英、专家、大师都绑在一起，给他们每人三辈子，不是低估他们——他们也弄不出来。”他有太多的理由和资本这样做，这样说。何新才高八斗，功盖文坛，却遭到学术界冷遇，内心极为不平，加以性格特点，自然要走向玩世不恭，自称老顽童，很可爱的性格。这使人想到竹林七贤，没有何新，多年来社会、学术界会很寂寞，很无趣。他还有太多的机会和资源做官，做大官，他真的是不做，宁可保持距离。这是大智慧，也是有自知之明：中国太不缺官，太缺真正的读书人，真学者，大真学者。何新要走了仕途，几乎注定难以见容，也多半会毁了自己，那可是国家一大损失;而与高层保持不即不离，最适合他狂放不羁的性格和他的才智最大的发挥。他拥有广阔的，丰富的自给自足的内心世界，很多人不喜欢他的性格为人，其实非常宝贵，何新是当代中国学界不可多得的人物，也是一笔可贵的无形资产。对何新采取回避、不承认主义是无济于事的，是不可能的，也是可笑的。对何新不但要承认，更要珍惜、爱护、理解和宽容。但是，也不必迷信。何新读了太多的书，博学古今中西，但是，恕我直言，主要由于历史的原因，其中西学的根基不可能够扎实到理想的程度(尽管他的勤奋和天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历史局限)，终于使得他的学问和成果尽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真正达到融会贯通古今中西的程度，其功力和火候似乎还有待时日。例如我们读钱穆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其晚年的著作(如《晚学盲言》)，那叫如饮醇醪，炉火纯青，其对古今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令人高山仰止。但优点永远与缺点相联系，也正因为如此，在政治上束缚了钱穆先生，终其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够，对国际政治(地缘政治)更是了解有限，使其学问难以完全贯通20世纪的历史，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抱有士大夫式的偏见，决定了其在政治上的选择。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学人，很难要求其拥有钱穆那一代人的学问功底，这一点是历史局限，不能苛求。何新太勤奋，太聪明，阅读量惊人，有太多的真知灼见，但是由于还未能完全融会贯通，也不免有些有形而上学，或可能陷入唯心论、虚无主义、不可知论和宗教等等。中国传统的士人多有狷介和放浪不羁的个性，所谓“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这在何新身上也有表现，但未达到那个程度。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点任何时代的人都是如此，何新也不能免俗。他不是普通学者，也不完全是独立学者，世上也没有真正完全的独立学者。何新是唯一的专职政协委员，据其隐约称享受某种优越待遇，按照中国古代来说是属于超级翰林院待遇，在西方现代则是特殊待遇的上议院议员。无论中西，都属于地位清贵，贵族。论其贡献和学问，完全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对此他看得很淡，有这样的心态很可贵，并不容易，这主要是因为他在精神追求和学术上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但毕竟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有其社会地位和归属。何新，他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关系，历来属于上层，至今仍属于中国最显赫的阶层(当然，这个阶层也分化的厉害)。这一点难以否认，那些因素对他的态度、观点有无影响，有什么影响，我无法判断。何新说自己是在家隐修的佛教信徒，就是所谓居士，未必尽然，他是游于“隐于朝”和“隐于市”之间的那种“大隐”，有点“半仙之体”，或有点神龙不见首尾。他的立场和观点大都是民族主义的，国家至上，当前更是很有用的。对何新我也不能完全读懂。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高扬共产主义理想风帆，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跃居空前地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再次得到高度肯定。可就在十八大未闭幕时，何新发表声明，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又同时宣称大局已定，中国从此天下太平，自己很满意政局的发展，可以“洗洗睡了”。我有些看不懂。信仰佛教，不是不可以，但至少在这个历史时刻，又社会思想极度混乱之时，这样高调宣称，有些不合时宜，极易造成误解。何新是政治学大家，何以出此?令人遐想。以上是我对何新先生的一点认识，绝非评论，更不全面，希望没有开罪于先生。
以下是对何新“几点澄清”的简要看法。
“1、我是有神论者，是唯心论者，是在家隐修不入宗门的佛教信徒。”前面已经谈到，这是个人自由。
“2、我鄙视20世纪以来中国流行的“科学”迷信。”这个观点结论有些惊世骇俗，却是对19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史深刻的反省。但是光鄙视并不够，更不解决问题。
“3、我认为，科学、宗教、艺术和哲学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科学与学术作为工具理性，具有某种实用性价值。”是意识形态，也确有工具性，但没有工具怎么能行?西方中心论、新自由主义等等不是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代表不同人群(种族、阶级、多数与少数，等等)的利益，不可以一勺烩，统统加以否定。历史反复证明，刚刚证明，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打到已有意识形态的结果，只能落入别人的陷阱，中华如何复兴?
“但是作为认知工具，康德以来对认知本性和工具的研究已经揭示——科学远远不能穷尽宇宙神性及人性之谜。”正因为科学具有很严重的局限性，故中国自古科学技术先进，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地位不高，甚至没有科学一词，中国人也不迷信科学。迷信科学只是中国近一百多年的现象。
“4、我相信人生具有原罪，人性本恶。漠视人性的冷酷科学在人文性以及引导人性趋向善，特别是对于沟通人性与神性和超越物理生存的意义上，科学的价值远低于宗教、哲学和艺术。”
这就接近基督教了，中国文化没有这一路。荀子主张性恶论，也是主张以礼义加以教化，由此主张建立礼法兼治的政治观，而与西方“原罪论”完全不是一路。说科学冷酷，漠视人性，这主要是由于西方文化语境，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被资本绑架驱动所致，在中国科学技术被严格限制，不为邪恶所用，如火药的发明使用，火箭、火炮技术长期停滞，传到西方后则催生军事革命，乃是由于战争是西方的政治文化需要(扩张)。何新特别重视人文价值，似受西方影响较大，其实中国文化最具人文价值，说“科学的(人文)价值远低于宗教、哲学和艺术”，这很深刻。
“5、实际上，“科学教”，即对所谓科学的迷信和崇拜，也是启蒙运动以来近代共济会意识形态所制造的一种新的邪教。”这话我相信。
“6、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自17世纪以来创生近代科学体系的西方发达国家中，这种崇拜所谓“科学”的邪教并不流行。”中国文化就更不产这玩意儿，也不产资本主义制度。五四以来迷信德赛两先生，新中国建立以后，重视科学，其实并不迷信科学，但是人定胜天的观念也影响共产党人。
“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学者、科学家很少不是持有神圣宗教信仰的人。在西方，一个人如果公然声称自己为无神论者，会被社会主流看做心怀邪恶。”这是因为一般西方人包括政治家科学家，离开宗教，心灵没有地方寄托，故无神论被视为邪恶。在中国，远古是多神教，后来认识到人有自主性，乃产生百家争鸣，也没有消灭多神教。儒学从百家中胜出，虽不是宗教，却起到宗教的作用，自私和邪恶被社会鞭挞而边缘化。20世纪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主流，但是社会上仍然是儒道释并行不悖，马克思主义只是中国化了，作为无神论，在中国从来没那么彻底。
“7、前苏联、俄罗斯在国家意识形态意义上现在也已经摒弃旧时代的无神论，回归于革命前的东正教信仰。一个没有正信的民族是可悲的。”俄罗斯现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社会主义制度被放弃了，苏维埃价值被践踏了，这是俄罗斯民族无法挽回的损失，后悔死了，看看索尔仁尼琴和罗伊 麦德维杰夫等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忏悔，读读前总理雷日科夫的著作，就知道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出了问题，但是其中有宝贵的东西，如苏维埃价值等等，可惜孩子连同洗澡水都被倒掉了。人类是需要精神家园的动物，不是吃饱穿暖了就行的，要有心灵寄托，不回到东正教，俄罗斯人没法活。中国人不是没有正信，三国两晋南北朝都过来了，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都过来了，重新续上传统文化，也能与时俱进，宋代学术文化科学技术经济外贸同时发达(外交不行)，不是偶然的。经过20世纪以来百年教训，主要是传统文化断裂的教训后，现在执政党和全社会都已经开始建立文化自觉，未来会随着建设小康社会很快上路。毕竟中国人自古就是更看重精神价值的民族。
“8、全世界多数人类有宗教信仰。只有中国和极少数几个国家，仍然以标榜无神论、无宗教信仰为荣，而把宗教信仰看做愚昧迷信。中国当代的人性败坏和堕落，与全民无信仰、不相信果报的无神论广泛流行有关。”如前述，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儒家讲天地人三才，是为一种多神而又强调人的自信、自主的文化信仰，20世纪标榜无神论，其实从来没那么彻底，孙中山是基督徒，蒋介石名为基督徒(受西化的影响，也是依附西方)，实为儒家思想信徒，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师，内心还不是修齐治平的一套?他一生都在修身，如反腐败和斗私批修;齐家不是太理想，也远非丑化的那样;治平则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说“中国当代的人性败坏和堕落，与全民无信仰、不相信果报的无神论广泛流行有关。”只是有关，特别是现代人背离传统，不但不能慎终追远，而且无所敬畏，是私欲膨胀加无知无畏，不能只怪无神论。
“9、“五四运动”以来浅薄理解西方启蒙文化的中国知识界，制造了两个迷信即民主迷信和科学迷信——对所谓"二先生"德先生、塞先生的迷信，此乃是中国百年以来不断发生人文悲剧——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这也是自清代300年来，中国文人多世代地持续传递无知的一种可悲的精神文化表现。”三百年来也不是一种文化倾向，至于文革，原因虽极为复杂，却与德赛两先生关系不甚大。这种历史跨度大的重大结论，不宜一言以蔽之，过于武断，犹如一些浅薄论者和西迷动辄中国历史两千年封建专制云云。
“10、所以我唾弃无神论，鄙视唯物论。我以守持正信为荣。”对唯物和唯心，都不必抱有偏见。唯物也不那么邪恶，例如唯物辩证法，钱学森先生特别服膺和推崇，任继愈先生说那是使人聪明的学问。所以心态还需放平和一些，就更好了。中国文化宽容，还是儒家的办法好：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其实是对仁道也是人道和天道的信仰，这是中国人的正信。至于佛教，毕竟是外来而中国化的一路，在中国信众有限。古往今来，包括近现代中国都有不少优秀人物由于精神上无出路而堕入空门，如20世纪早期的李叔同，其实蛮可惜的。也正因为如此，社会上对弘一法师，尊崇者较多，真正的追随者极少。还是儒家为主辅之以道家思想的居多，更适合中国人。
腊梅花等朋友，以上这些，都是个人看法，见仁见智，容易引起争论，且争论起来并没有意思。毕竟你们出于至诚，有所请托，且关系非细，只好不自量力写了这篇文字，谨供参考。欢迎批评。
顺祝
进步!
不具
201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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