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老虎(尹国明)
摘要：法律党和法律人士并非等号。法律党主张追究社会主义的制度“原罪”，却公开的反对追究资本原罪;法律党不但走到了人民大众利益的对立面，而且走到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对立面。
正文：
一帮法律精英，身在法律界却时刻关注着政治，身在朝野却心在宫阙。他们还没形成组织，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追求，甚至形成了共同的行动纲领，而且能够在重大问题上协同行动，显示这帮法律精英已经在快速组织化，虽然没有组织的“形”但是却已经有组织的“神”。他们已经不是单纯的法律人，而是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政治人。他们已经要破茧成蛹，现在到了撕开法律党画皮的时候了。
按说，人人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否则政治会成为少数人专有、谋取私利的工具。但是法律党关心国家大事与老百姓关心国家大事的目的有着根本的不同。老百姓关心国家大事，是希望这个国家更加富强，希望人民的生活能够幸福，希望执政党能够解决腐败问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实现公平正义，希望社会主义能够不断完善而不是被复辟成资本主义。法律党，对外不维护国家利益，而是爱美国胜过爱中国，甚至有些人爱日本也胜过爱中国。对内，他们打着法治的旗号，推行司法独立，呼吁引进西方政治体制，明里暗里的要颠覆现行宪法规定的制度，最终要现在的执政党下台，实行资产阶级的名为多党实为一党的资本专制体制。
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成为谬误。主张司法独立没错，但主张绝对的司法独立那就“此中必有蹊跷”了，打着司法独立的旗号来寻求司法独立于党的领导和独立于人民的监督，那就是要实现法律党对法律的垄断。主张程序正义也没错，但是把程序正义拔高到凌驾于实体正义结果正义的程度，甚至用程序的所谓正义去否定结果的正义，把法律的正义完全捆绑在程序上，那就同样是“此中必有蹊跷”了。宪政民主也没有错，但是打着宪政的旗号来反对现行宪法，打着民主的旗号来推行资本独裁，那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法律党有那么多漂亮的口号，又有哪一个口号不是围绕着反对人民民主、主张资本独裁的呢?又有哪一项主张不是看起来似乎对人民有利、但在实质上是在普世忽悠老百姓呢?
法律党究竟要做什么，法律党的主张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的利益，从几个法律党的代表人物的高论中可以看的很清楚。贺卫方在新西山会议上公开说共产党没有经过登记所以非法，陈有西公开撰文谈我们的制度存在原罪。参与法律党活动的、支持法律党主张的胡德平，则在多年前就旗帜鲜明的喊出反对追究资本原罪。这三个人的话，最集中也最有代表性的概括了法律党究竟是“代表谁”、“为了谁”。
难道不是吗?陈有西杀气腾腾的主张要追究制度原罪，这个制度难道不是指现行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吗?他们咬牙切齿的叫嚣社会主义的制度存在着原罪，难道这不是在公开的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吗，难道这不是在公开的颠覆现行宪法吗?他们眼中的制度原罪是指什么呢?当然是指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剥夺剥夺者”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政权，针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土地改革，对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在中国的财产予以没收，之后，又对工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民族资本采取和平赎买政策，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实现了对剥夺者的剥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让剥夺者继续拥有剥夺劳动者的权力，这在法律党眼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原罪，是法律党眼里的十恶不赦大罪。至今这些人协同其他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对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进行妖魔化。他们在不依不饶的要追究制度原罪的同时，还态度鲜明的反对追究资本原罪。难道他们不是代表剥夺者的利益吗?难道他们不是在为剥夺者的利益在代言吗?
毋庸讳言，中国现在经济上恐怕已经是私有制占主导，甚至在很多领域里是外资在唱主角了。资本家已经回来了，雇佣劳动已经回来了，贫富悬殊已经回来了，黄赌毒已经回来了，权钱交易已经回来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已经回来了，对外软弱已经回来了。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已经没了，工农成了弱势群体，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变成了官商代表大会，工农代表从毛时代的绝对主体地位变成了现在的绝对点缀地位。但是毕竟现在还有着很多社会主义的残余因素：还有着基本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这是劳动人民恢复自己当家作主地位的法律武器。还有着一批还在控制国计民生领域的国有企业，土地还没有从所有权层面实现私有化，众多的公益设施和基础设施还没有姓私。资本主义还没有最终完成，人民在一天天的觉醒，反抗的力量在一天天的壮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路线两条道路斗争还没有最终决出胜负。这让那些改旗易帜作为己任的各种势力们坐卧不安，他们想让中国全盘变色的努力。在体制外遭遇了人民掀起的红色大潮的沉重打击，在体制内遭遇了共产党“五不搞”、“绝不走邪路”的明确表态。欧美的经济危机正在做进一步的发酵，大危机的爆发越来越近，救美国把中国陷进去了、但是美国还是没有被救上岸。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大爆发的那一天，就是中国的复辟力量们彻底失去忽悠能力的那一天，就是他们彻底失败的那一天。复辟力量们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是他们绝不甘心失败。他们还在重整旗鼓，除了进一步推进以私有化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要把司法改革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对他们认为有原罪的政治体制进行全盘西化的顶层设计，以图实现他们理想的西方体制来保护资本的抢劫成果，使资本的原罪免于被清算。法律党们由此被推向了前台，承担冲锋陷阵的任务。
法律党已经明确宣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要实现司法独立、控制司法权把共产党宣布为非法，他们要通过司法独立宣布军队国家化实际是实现军队的资本股份化，他们要通过保护私有产权的立法来确保抢劫老百姓的非法财富合法化，他们要在政治上进一步实现资本主义的形式意义的多党政治，他们要资本控制媒体的媒体自由，他们要实行经济制度的全面私有化。他们的政治主张实现之日，就是就是曾经被剥夺的剥夺者的全面胜利之日，就是金权至上的资本独裁制度的正式确立之日。
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只能是附庸的资本主义，中国只能沦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法律党的主张和其他一切完全复辟力量的主张一样，他们在代表资本力量说话的同时，实际是代表了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在说话。他们不但敌视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原罪;他们还同样敌视爱国主义，把爱国主义视为民粹主义。他们妖魔化毛主席，不但因为毛主席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人民解放，还因为毛主席实现了民族独立，让西方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利益受损。对人民有利的打黑，让他们咬牙切齿，对中国有利的朝鲜战争，让他们至今愤愤不平。他们主张国企进一步私有化，表面上是为中国的私营企业说话，实际是在为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说话。巨型国企的私有化大餐，只有西方垄断资本和国内少数的几个买办资本才有权力有能力参与分享。中国的民主精英们对三一集团的态度，彻底暴露了他们为民企代言的虚伪。国有企业作为民族经济的脊梁是西方垄断资本的攻击目标，中国的私营民族企业同样也是西方垄断资本的猎物，都是中国完全复辟力量的眼中钉。中国的完全复辟力量是中国最右的极端政治势力，他们严重依附于西方垄断资本，义无反顾的走上了卖国之路。
最为严重的是，完全复辟力量的主张里还有一条要实现联邦化，这个主张在法律党精英参与签署的“蛋八宪章”里白纸黑字的作为实现所谓民主的先决条件。中国作为大一统的国家，竟然也成了这些完全复辟力量们要解决的目标。联邦化的下一步就是国家分裂，各个联邦主体的成员国纷纷独立，联邦化那就是内战的开始。美国实行联邦制是因为美国最初多个解放的殖民地组合而成，而且是从最初的邦联制变成了后来的联邦制;欧洲正在努力实现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想把多个碎片国家组成一个欧洲联邦。即便是承认美国和欧洲是民主制度(其实是资本独裁制度)，是否民主跟是否联邦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是这帮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反动力量，却要强行把解体中国跟实现民主捆绑在一起。其真实目的还不够明白吗?为了掩盖联邦化继而解体中国的图谋遭遇中国老百姓的反抗，美国钦定公知吴稼祥提出了“多中心治理”，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有4000年文明史，民主化的最大难题，不是公民素质，而是国家规模。多中心治理，才能缓解规模压力，实现稳定与活力兼得。而多中心治理，在当代条件下，与民主宪政，互为必要条件”，要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变成一个“大中华联邦”。有多少新型汉奸打着自由民主之名啊。
法律党的这些主张是完全符合资本利益的，准确的说，是符合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的。西方垄断资本不仅仅把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视为敌人，把他们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视为他们的核心利益(基辛格语)，还把民族主义视为自己的敌人。社会主义制度要挖资本家的祖坟，民族主义则妨碍了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因而都要统统打倒。法律党和其他复辟力量一起，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妖魔化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在攻击中国的爱国主义。发生在今年九月份的爱国运动，是一场红色基调的爱国主义运动，让法律党和其他复辟力量们恐惧不已仇视不已，至今都在进行抹黑。
法律党主张司法独立于XX党领导和社会公众监督，唯独不主张对资本的独立;法律党主张追究社会主义的制度原罪，却公开的反对追究资本原罪;法律党不但走到了人民大众利益的对立面，而且走到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对立面。可见法律党和中国的完全复辟力量一起，成为了中国最反动的政治力量。而且，法律党的势力很强，这几个律师只是活跃在水面的人物，他们在整个司法领域都有强大的力量支持。他们比较早的跳出来双庆模式叫板，靠几个法律党能够有这个底气吗?他们的底气来自于体制内外的强大完全复辟势力的支持。他们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肆无忌惮的挑战政治红线，正是因为有体制内的反体制的量的保护和纵容。这股力量大的惊人，竟然能够在今天让重庆本地的司法系统在李庄面前变得唯唯诺诺。
法律党已成公害，正在祸乱国家。
贺卫方“汪汪汪”学狗叫意欲何为?
：大众老虎（尹国明）
摘要：@贺卫方 不是一个人在微博里“汪汪”叫，与他一起叫唤的还有@潘石屹 等房产大鳄。公知们干的是资本小妾或娼妓的活，却要立“民主自由”的牌坊。
正文：
中国公知兼美国线人、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等一群微博大v前段时间在微博上“汪汪汪”学狗叫。教授学狗叫，自然不同凡响，不写一篇文章纪念一下，实在对不住贺公知的名头。
当然，贺卫方不是一个人在叫，与他一起“汪汪汪”叫唤的还有潘石屹等房产大鳄。，还有南方周末属下的时代周报等媒体，联合潜伏在网络各个角落的网络水军，对着北京日报一通叫唤。其中，尤其以贺卫方等人的狗叫最有特色，因其内涵丰富，寓意深远，很有必须要对贺卫方们的这一通狗叫进行解剖和分析。
首先，贺卫方们为什么汪汪叫？
贺卫方这次学狗叫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北京日报一篇题目为《必须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文章，这篇文章重举爱国主义旗帜，旗帜鲜明的批判普世价值，顶了贺公知们的肺，触及了贺卫方的底线。大概，说人话不足以表达贺卫方们的愤慨之情，只能用最正宗的狗叫来直抒胸臆了。平时喊着尊重观点多样性的贺公知们，可以容忍卖淫合法化的言论，但就是不能容忍对爱国主义的肯定、对普世价值的质疑。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贺卫方们的此番叫唤，充分表达了他们爱美国、爱普世价值，不爱中国、更恨爱国主义的情怀。这自然是与其立场有关。能够登上美国的公知名单的人，一般至少需具备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旗帜鲜明的反对中国的爱国主义，二是立场坚定的崇尚西方的普世价值。能够进入美国线人名单，那就更需要立场鲜明的表达爱美国的决心。贺卫方既是美国认定的公知，又是受到美国保护的美国线人，首先要代表和维护的是美国的利益。而且，不只是贺卫方，公知们，有几个不是如此呢？美利坚的资本投入从来都是讲回报的，养公知也需要成本和效益。拿美国人的钱，就要给美国人更大的回报。不止在中国，美国在其他国家豢养其代理代言人莫不如此。一旦投入产出比不够理想，美国就会果断抛弃。穆巴拉克就是被美国丢弃的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代言人，多年为美国利益服务，到头来，因为利用价值不大，而成为美国弃子，结果被关在笼子里接受审判还要被美国主流媒体描绘成大独裁者。
美国圈养公知是需他们为美国做什么呢，这要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来分析。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和内部金融危机的影响，其实力正在衰落。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不受其他国家的挑战，是美国最大的利益所在。作为具有潜力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中国，自从苏联倒下之后，中国就成为美国急于遏制和打击的主要对象。
近代中国百年，长期一盘散沙，对外遭受欺凌，主权屡受辱，甚至国土一度沦陷。辛亥革命后，中国尝试开始尝试资本主义道路，结果是军阀混战，连年内战，甚至一度面临亡国危险。证明资本主义无法让中国自强，只能让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才真正结束了百年中国屈辱史。中国有了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条精神底线的支持，彻底让中国告别了一盘散沙的精神面貌，使得中华民族具有空前的凝聚力，从列强欺辱的对象迅速成为世界一极。对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就是是中国强大的两大支点。而能够让中国强大的因素都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打击目标。妖魔化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自然成了美国培养公知的重要任务。《北京日报》这次如此立场鲜明的批判普世价值，弘扬爱国主义，公知们五内俱焚。公知在中国传销普世价值的使命之一就是用来否定中国的爱国主义。贺卫方这次愤而狗叫，也是在履行公知的那一份对美国的责任。
二、贺卫方们为什么能够敢对着爱国主义叫唤？
贺卫方们经常以反体制的民主自由的传道者自居，在主流媒体的包装下，作为体制内人的贺卫方们俨然成了反体制的英雄，确实忽悠了一帮善良人。普世价值的主要功能就是包装精美用于普世忽悠，在中国自然也不例外。贺卫方的出名不是因为他学术素养和学术成就，作为北大法学院教授，其多年来忙于走穴讲演，却找不出几篇有分量的论文，而是因为其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鲜明立场和大胆言论而著称。贺卫方利用法学讲座忙于灌输自己的政治观点，美其名曰：开启民智。一个法学教授，不需要学术成果作为基础，只要兜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就能成为名教授。这是古往今来教育界难以一见的奇观。之所以有这种奇迹出现，很显然是因为贺卫方得到体制内的力量的保护和支持。如果联想到对爱国网站的系数封杀，联想到微博上薛蛮子之流对共产党历史的肆意抹黑和公然丑化而畅通无阻，就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反社会主义非但没有风险，反而是跻身主流的一个必需的投名状。贺卫方反体制不反路线，是因为路线造就其代表的既得利益，而体制成了既得利益合法化和扩大化的障碍。贺卫方的反体制不反路线恰好符合一些反社会主义权贵的需要。
贺卫方以反体制斗士和民主启蒙者自居，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民主作为独裁的对立物，在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分配上就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是民主的必备内容，无论是权力独裁还是资本独裁，都是民主的敌人。而贺卫方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公知，只反权力独裁不反资本独裁，只敢主张政治民主却不敢主张经济民主，其实质就是想在中国建立金权至上的资本独裁体制，资本独裁表面上存在选举和三权分立，实质上，却把选举设置为合法性的权钱交易过程而沦为富人操纵，穷人参与的金钱游戏。三权的表面分立却都臣服于至高的金权。金权操纵权力，垄断资本控制国家政权，金钱和资本密切结合的资本独裁就在票选的掩盖下取得了合法性，形式的民主就成了实质的资本独裁的遮羞布。很显然，这种以金钱选举和表面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最符合资本的利益最大化。在中国推行这种制度，最符合的就是先富起来的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最大利益。如果说经济的自由化实质就是抢钱，那么政治的所谓民主化就是洗钱。很不幸，贺卫方们的自由就是指的前者，实质指的是资本自由，他们的民主就是指的后者，实质是金钱为民做主。这样的民主怎么不让大款巨贾们为之心动，所以贺卫方的汪汪叫才能得到潘石屹等巨贾的附和，所以贺卫方的诸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可以不受追责。
国有乱象，怪象迭出，妖孽频现。今天也不例外。不管是什么制度的国家，爱国主义都不会被妖魔化，只有在中国，爱国主义成为了嘲笑和攻击的对象。也只有在中国，卖国无罪，爱国为“贼”，卖国贼们可以公开的嘲笑爱国者为贼，如果中华民族能够度过这次难关，我们的后人面对这段奇特的历史，将会目瞪口呆。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才能够让中国自立自强，只有坚持爱国主义才能让中国不至于恢复到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于是北京日报因为一篇弘扬爱国主义的文章而成为南方系媒体和中国公知们的围攻，于是北京日报社长会因为倡导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遭到攻击。想一下爱国网站的遭遇，比较一下卖国言论的畅通无阻，已经足以说明在当今的中国，爱国不但有压力，而且有风险，卖国不但没风险，而且有回报。
今天看到长江学者邹恒甫的一篇访谈，其中谈到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一边骂权贵，一边当权贵”， 说一套、做一套，“当婊子还要立牌坊”。深以为然。只是这些评价不但适应于中国的经济学家，也适用于江平、贺卫方和陈有西等法律党徒们。而且，在当今中国，最活跃的两股公知力量，一个是所谓的经济学家，一个是所谓的法学家。在改开过程中，经济学家重点在经济领域，按美国药方推进经济“自由”化，法律学家则重点在政治领域推动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就是用私有化来抢劫老百姓，政治民主化就是为抢劫成果合法化提供政治制度保证。他们的研究领域虽然不同，但是他们却有着诸多共同特征。按邹恒甫所说，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如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等，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几乎看不到他们能够拿得出手的研究成果，却被媒体吹捧为主流经济学家，忙着到处捞钱；而中国法学界素有“日本法学抄德国，台湾法学抄日本，大陆法学抄台湾”一说，看看所谓法学家的论著，几乎大段都是在引用抄袭，而法学教授贺卫方呢，更是在学术上只能以乏善可陈来形容，据说此君作为北大法学教授十几年才有两篇正式的论文，以至于被人质疑之时，贺卫方辩解北大法学院把网络博客内容也视同论文。贺卫方也是忙着到处讲座，此君也是先富起来的学者。
以法律党徒和经济学棍们为主力的民煮公知们，之所以成为美国在华的重要依靠对象，是因为他们所作所为符合美国利益，中国的法律党徒和中国的经济学棍们，之所有能够在中国呼风唤雨，是因为他们有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支持。对外向列强出卖灵魂，对内向权贵出卖节操，在外有美国支持，在内有权贵撑腰。攀附体制内权贵狐假虎威，喊着反体制的口号而成名获利，贺卫方们干的是资本小妾的活，却要立“民主自由”的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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