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个严重问题，我家乡也是转基因种植的重灾区，老百姓所种植的“先玉335”虽然高产，但是不好吃，只能卖出去换钱。他们不知道这是转基因作物的危害，就知道高产。所以都不拒绝，更谈不上抵制了。
这些都是物质的，更不能忽视的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转基因”。现在大多还没认识到。我就认为，现在55岁左右的思想被转基因了。而55岁以下的，还不如45岁和35岁以下的好教育。
我今年回老家是6月12号上车，13号早晨到家，也就是端午节在车上过的。目的是要接待82岁的，从佳木斯赶来，参加18号我老妈逝世三周年祭奠活动的大舅。之后，28号又送外女儿结婚回的北京。7月2号在回老家的车上，我实在忍不住了，开始了我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一个车厢(其实仅仅是相邻的铺位)就是个小社会啊!开始是从北京的天气引到物价上，后来升级到政局上了。
7月1号北京是个桑纳天，湿漉漉的闷热，傍晚一场大雨，2号天晴了，不是闷热，是干热。因为车头没接上车厢没电空调不开，而且检票时间提前了。到车上要等40多分钟。无奈就到站台上等。一个留长发，上身穿半截袖线衣，下身穿灰布大裤衩的高个男人一边吸烟，一边张望。附近两张坐椅上有空位，但坐的人都在吸烟。我也只好站在上风头，等我们的一行人到来。
车头接上了，空调开了，人们陆续上车了。车开了，有的归位了，有的坐在边座上。我是6车12号下铺，中铺的女人开始休息了。上铺的女人在边座上吃东西。我对面的11号下铺是我老妹妹，中铺是个小伙子已经休息了。上铺是个年轻妈妈抱个孩子。她临时坐在我老妹妹的下铺休息。我老妹夫的下铺是7车的，就主动跟这个妈妈换了位置。这样，11铺的上下都是我们的人了。10号下铺是我大妹妹，中铺就是那个长发男人。9号下铺是我老妹妹的姑婆，8号下铺是我大舅。我老妹妹考虑我大舅对面有两个孩子在玩耍，不得休息，就把大舅串过来到我对面了。因为我铺头的边座上那个40多岁的女人说钱不抗花，我就说，现在挣4000元工资赶不上当年挣35元5，那时除了自身还能养活4个孩子。关于这个网上有文章说，1976年二级工工资38.87元，值现在5296人民币。抗非碘名人钟南山也说：“宁要毛时代64元工资，不要改革开放4600元草纸。”那个女人还说生活比当年好了。我说好的原因是6口人的饭现在是3口人吃。那时一个上班的能养8口之家。现在两口子上班养不起1个孩子。我上面的女人说话了：“如果还吃窝窝头，谁都能养得起。”我说：“我的孩子们让生第二胎都不敢生了，为什么?现在养孩子成本高。仅仅是生活费吗?孩子的培养费多去了。窝窝头就是玉米面做的，现在养生堂和健康之路节目上说粗粮对健康有好处。你吃窝窝头能养得起，你生啊!”她说她不生了。
这时10号中铺在边座休息的长发男人抱怨毛主席，说让他给耽误了30年，不然早就这样生活水平了。他就是为了自己统治中国，忽悠一些老农民给他卖命，把蒋介石赶跑了。如果蒋介石不下台，中国比现在还好。我一听他说的就是茅于轼、袁腾飞的论调。我当然要驳他。他说他56岁了，毛的时代他赶上了，他说所谓的共产主义就是骗人的。中国就该搞资本主义的。我说，社会主义的典型，现在农村还有。他没等我说完，就说“华西村那是社会主义吗?那是封建世袭的，家族集团。还不是传给他儿子了!”我说“人家那是选举上来的，不是世袭的……”长发男人还坚持他的观点，意思是毛岸英不死，毛主席也要世袭的。他就认为共产党把国家统治到现在这样，真不如国民党了。他把后30年领导人干的坏事都说成是共产党干的。共产党就该打倒。我说个别领导人搞资本主义，代表不了共产党。
这时11号中铺的下来了，他说“胜者王侯败者贼”，意思是这个现实只能接受，没必要议论，议论也没用。我看他是个小青年，可能是个大学生。
10号下铺我大妹妹说，“哥你不累啊，人家听你的吗?”我说不听我也得说。不加分析地反对共产党执政，否定前30年是错误的。其实共产党也是受害者，让党内的坏人给祸践完了。这样的坏人不管他们职位多高、权力多大，他们代表不了共产党，他们是共产党里的败类，甚至是叛徒。
这时我边座上那个40多岁的女人，看见9号边座上的老人说：“你看看他是不是你的观点?”我朝那人看看，也白头发了，我说“差不多。”就让他过来坐。我大舅看阳光照在他的脸上，就让他往里坐坐。我问他多大年纪，是干啥的。他说是辽源的铁路退休的。71了。我说是属羊的吧。他说是。正好比我大舅小一轮。我就问他。“你说铁路该不该私有化?”他当然不赞成。我说“铁路可以打破垄断向私人或民营资本开放，银行也可以由私人来办，这个还了得?铁路是国家的大动脉，不仅是经济上的动脉，打起仗来还是军事的大动脉，能私有吗?银行是金融的大动脉，必须国有。想这样搞的人是没安好心的，是要把国家搞垮的。”那个老“铁路”直点头。我指着我大舅说：“老人家就职的单位是亚洲最大的造纸厂，计划经济时代养活了上万个员工，现在消声灭迹了。老的给点儿生活费，不老的买断离厂自寻生路了。一个企业垮了，是这样结果，一个国家若是垮了，老百姓怎么办?” 那个长发男人说，不管怎么说社会是进步了。我说：“社会进步是时代的前进。时代的前进是时间进程使然。时代的前进不等于制度的先进。现在是社会进步了，而社会制度倒退了。中国的现在跟解放前有什么不同?解放前有的全有了，解放前没有的，现在也有了。不然“扫黄、打黑，干啥?现在还出了个解救拐卖妇女和儿童的队伍，还有打击贩毒的队伍。至于反腐，什么人能腐败啊?这都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吗?”
这个长发男人也是辽源的，按他说的56岁，可能是1958年出生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也就七八岁。毛泽东时代他们虽然赶上了，但是只知道物资匮乏，生活困难，粮油肉布等生活物资凭票供应。他们不懂为什么凭票供应和凭票供应的好处。至于现在两极分化了，我上边的女人说是受穷的人是脑袋不行，活该。他们不懂那些占有80%财富的7%的少数人多是官商勾结掠夺国有资产起家的。照她的看法，都是脑袋聪明的结果。于是，我问她是做啥买卖的，她说是开屠宰公司的。我问她屠宰什么。回答是收狗杀狗的。海龙镇的狗肉馆多，跟她这个狗贩子有关。我说我去海龙镇狗肉馆吃过狗肉，挺便宜。她说她就买死狗，1元钱1斤收的，卖给狗肉馆就10元。我好恶心，再不想去吃狗肉了。他说“你能保证你到市场买的猪肉都是好猪肉吗?那检疫章真的经过检疫了盖上去的吗?我就交上两万元，他们把检疫章给我，我自己随便盖的。”我不相信她说的是事实，但是她说这样的假话对她有什么好处吗?后来听出来了，现在，她不干这个了。如果她还在干的话，她是不会说的。
那个坐在边座上的40多岁的女人是在北京回龙观开饭馆的，现在也不开了。他父亲是副食公司的，在物资凭票供应时是好单位。不是有个顺口溜吗：“百货穿的浪，副食吃的胖，在粮店的饿不着，木材公司的死多少都赶趟”。她承认当年的优越性。“改开”后所在单位不行了。我问她你父亲所在单位为什么不行了，她明白我的意思，对我的抵御就不那么强了。她上我的上铺休息了。11号中铺的下来坐到她坐过的边座上。我上面的中铺女人也下来了，坐在小伙子对面的边座上。俩人聊起来了。
我躺下休息了，但是他们的交谈我都听见了。
小伙子在银川民族大学就读，今年毕业了。他就读的民族大学是“改开”后国家民委创办的，共计6所，行政上不归教育部管。因为是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多，接触的同学什么民族都有，对个人发展有好处。他是学会计的，本想自己创业，因为老爹单位辽源移动公司给他安排岗位了，就回来先干着。
那个女人是1982年生人，读小学时就不爱学，失学了。后来又进学校，读初中，也没读完，就到工地当架子工，后来开塔吊，干得很好，工资也逐渐增多。因为嫁给一个在海龙镇是小包工头，就到海龙立家了。现在有个女孩都7岁了。她说“为了生存，就要不择手段”。她自己说她是“什么好事都不干，什么坏事都干”的人。“人损不要紧，利己就行”。我不知道她是在炫耀，还是向这个刚出校的大学生传授生活秘籍?因为我要听下去，就不能插嘴，不能教训她了。这样的80后啊!中国人若都这样，那该是怎么样的结果。她在下来之前还在铺上打电话教育她的女儿，要好好学习。我想，学习课程她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可是在做人方面，这样的母亲她能起到怎么样的作用啊?他们也许还不知道美国中情局的十条诫令，但是他们就是按着人家希望的那样做的。
车到辽源了，长发男人下车了;那个老铁路也该下车了，我以为他是正经的铁路工人，原来他是铁路方面搞多种经营的。
那个大学生临走的时候，跟我说：“爷爷，我走了。”我看他个子挺高，问他的身高，回答是1米82。我问他打篮球吗，回答是踢足球。不知道是接受了我的教育，还是出于礼貌，一声“爷爷”称呼，换回一声我的祝愿：“好好干吧，这年头能有个工作岗位不容易，要珍惜!”他点点头。我想，如果他父亲也下岗了，他还能进移动公司吗?
车要到梅河口了。我的上铺和中铺都下来了。为了询问那个“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女人的姓氏，我先问了那个40多岁的女人，人家毫无顾虑地说“姓徐”。我看她没负担，就进一步问她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因为，这茬人虽然不认识，但是一问他们的父辈就多是熟人。她痛快地说出了单字名。可是我接着问那个“80后”她就戒备了，摇摇头拒绝回答。这是怎样的心理?自然也清清楚楚了。我打量了她，能有1米7的个头，模样也很标致。她去北京是跟什么样的朋友商量干点儿啥。不用说，也是个闯天下的女人。他们怎么样商量的，选择了什么项目，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清楚了，对于社会上这样的一批人，就是他们搞成了，对人民大众又有什么贡献啊?可是，“不热”政府为了彻底私有化，提倡扶植和发展“小微企业”，继承人又进一步放宽审批手续，甚至没有固定地点都能通过了。个人开诊所办药店可以跟公立医院同样用医保卡划卡消费;私人可以开银行，有的国家银行往里注资支持它高利放贷;农村不支持搞集体经济，却提倡办家庭农场发展新式地主……这样的发展，是发展，还是泛滥?我看总有一天会发展到无法收拾的程度!到那时候，有谁来给擦屁股?
面对私有化大潮的逼进，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认可了。在只为赚钱发家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员却能发展到8500多万。13亿人口中去掉未成年人，我想8个人中就可能有1个共产党员。“七七事变”时中国有那么多热血男儿奋起抵抗，估量也不到成人的10%啊。但是终归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了。而今，面对世行行长给我们设计的私有化的进逼，怎么就1个杜建国起而抗争呢?为什么人家能顺利得手啊?原来我们中国人有一大部分被“转基因”了!
2013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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