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崛起，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已出现了一种权力的大转变。对于这种新局面，中国当然也展开了它的合纵连横。但可能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大国的时间仍短，它对国家的手段运用略显粗糙，比如有时往往以经济力为手段。
但一个国家的崛起，不能只靠军事力、经济力等硬实力，还需要温和的硬实力，尤其是最重要的人道力这种软实力。如果太依赖经济力，如果以为靠着经济力就可以把一切问题都搞定，这显然是一种不充分的认知。
但西方大国则不然。它们支配世界秩序良久，对国家行为和手段的运用已能弹性运用。当棍棒有效时，它即用炮舰政策，当棍棒无效时，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人道各种手段即交叉运用，用以巩固它的结盟关系和国家利益。近年来，人道就是个美国常用的手段，“人道干涉”甚至成了国际关系研究上的专门术语。人道这个道德手段可以合理化许多事情。道德可以用作一种力量来用，我们可能想都没有想过。
由人类的大历史，我们已知道国家的行为乃是个发展的过程，早期国家的和平与战争相当任意，西方到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首次明确了以国家安全意识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此后即形成了条约式武力国际秩序，但从20世纪初期开始，由于英国经济学家也是193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鼓吹，经济的政治角色遂开始突出。
安吉尔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可以使得各国在经济上互相依赖，这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治理。安吉尔的观点在1980年代被美国所鼓吹，这乃是所谓的“全球化论”，今天由于中国的经济力增强，中国也奉行这种说法。问题在于经济力作为一种力量，当然比军事力好了太多，但经济力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支配的形式，用经济力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国际秩序仍有极多破绽。
这时候我就想到前几年读到两本重要的欧洲著作。一本是意大利首席思想家波比欧(Norberto Bobbio)所著的《赞美温柔》，该书指出，人类对国际秩序的经营有史以来都以“雄性道德”为依归，这乃是世界纷乱的原因。因此他主张一种新的“温柔的力量”，这是一种助人的力量，而不是支配人的力量。
除此以外，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法国思想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出版了《新的世界无秩序》，他指出海湾战争代表了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抬头，因此他主张欧洲应该和美国保持关系，去发展助人为善、与人为善的道德为本的秩序观。他提出“宁静的权力”，以道德力为重建国际秩序的根本。
由波比欧和托多洛夫的说论，我就想到中国《札记·礼运》所提到的讲信修睦，敦睦邦交，以仁义治世的大同之道。将它的道理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其实就是道德力。这种道德力看似无用，但却有大用，是一种软实力。但愿未来的中国，能够成为以道德力参与国际的仁爱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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