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各地出台的高考“新政”中，除了一度热议的英语社会化考试之外，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体育、奥赛等加分项的大瘦身了。——事实上，在刚刚过去的高考中，体优生加分已引起了广泛的质疑。——而在这之中，“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因被十多个省份加10分至20分不等，与体育、奥赛等加分项的大瘦身形成强烈反差，又显得格外突出。就在人们对此项加分政策质疑的时候，有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在高考的加分项目中一直存在，并不是今年新增加的项目。相反，在一些省份中，这项加分政策已被陆续撤销。总之，不管怎样，是一直存在还是新增加，“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存在加分是一个事实。
30年来看得见的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道德沦丧，陷入了一个困窘境地。市场经济打开了人类本能欲望的“潘多拉魔盒”，市场经济“不讲道德”，人的各种欲望得以释放、充分地满足，以至物欲横流，缺德现象严重。前总理温家宝也曾痛心疾首地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可见，道德重建重塑势在必行。
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人是自私的观点之上的。可即便是备受推崇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也是左手拿《国富论》，右手仍高举《道德情操论》。事实上，在一定程度，我们过分关注了《国富论》，而《道德情操论》被忽略了。与之恰恰相反，亚当·斯密看重的更是后者。《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是以《道德情操论》所建立的道德体系为前提的。《道德情操论》中有一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又说：“人性之尽善尽美，就在于多为他人着想而少为自己着想，就在于克制我们的自私心，同时放纵我们的仁慈心;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产生情感上的和谐，也才有情感的优雅合宜而言。”
那么“道德”如何可能?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不是嘴里喊喊道德口号就可以了?如果这么简单，道德“理想国”早就建成了。君不见，那些大小贪官未现形之前喊得比谁都响亮都漂亮?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道德”之于人是一直存在还是后天形成的?这就又回到了人性本善本恶的争论上来了。从中国的孔子荀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几千年过去，似乎无解，也失去了争论的必要。愚以为，人性本无善恶，完全在于后天的培育。“恶之花”只长在“恶人谷”里。鲁迅说：“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我们需要的是好的社会土壤，“花木非有土不可”，人的成长成才非有好的制度、好的社会环境不可。以好的制度、好的社会环境，将人的内心深处的“善”的因子唤醒激发出来，加以培育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的因子。
“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加分，体现了对道德问题的重视，本意也是好的。不是没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加分操作具体细节上，诸如：如何确定好孩子和坏孩子的道德标准?是不是认为恭顺服从乖巧听话的就是道德高尚的好孩子?而把一些敢于担当正义直言的当成品质低劣的“刺头”坏孩子?是否会带来道德加分上的“不道德”?从而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新的路径?但争论归争论，“不争论”不代表就是好事，不能因噎废食，道德加分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一直以来，三俗(庸俗、低俗、媚俗)的娱乐节目、影视剧充斥着我们的荧屏，长期宣扬的“英雄主义”不见了，“见义勇为”条款从中小学生守则中被剔除。孩子们不知道刘文学、草原小姐妹、雷锋、赖宁、张华等都是谁，只知道喜洋洋、灰太郎和蜡笔小新。不知道什么理想、主义、信仰，只知道钱、钱、钱，贪图享乐。一份关于青少年理想追求调查报告显示：52%青少年崇拜明星而不是曾经的科学家、拖拉机手。我们的理想哪儿去了?我们的道德哪儿去了?
学校曾被誉为一方“净土”，实际上这方“净土”现已不“净”，满是尘埃。小孩子也充满着焦虑，脸上身上写满了与身份年龄不相符的老成、世故。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从中略可见贪官腐败的端倪，从小就这样教育的嘛!还奇怪遇到什么突发事件——比如小悦悦事件、招远事件——人们充当看客、沉默围观吗?这正是30年来教育的恶果，不仅仅是学校教育，同时也包括社会教育。“三观”不正，马列教授都不敢在课堂上讲马列了，觉得那是很羞辱的事情，会遭人嘲讽、攻击。
或曰，一年级小孩子在国旗下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而官员老爷们在吃喝嫖赌贪，这不是“瞒和骗”吗?问得有道理。“上梁不正下梁歪”， 电视剧中一句台词一语道破天机，“规矩是人定的，可是制定规矩的人从来就不守规矩。”所以，道德培育，道德重建重塑就要从掌权者官员做起，起带头示范作用。是权力者带头把社会带坏的，他们不守规矩，不讲道德，不作为，贪污腐败，带头破坏了维系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秩序。老百姓不是傻蛋，马上也懂了，你不讲道德我也不讲道德，你坏我也坏。于是“易粪而食”，形成一个互害怪圈。最后遭殃的是所有人，不仅是底层百姓，也包括上层权力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说得好：“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若想利己，先利他吧。
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津津乐道的一件事，精心计算违章停车不被发现的概率以能够准时到达考场主持学生面试。最后果真没被警察发现，虽准备交罚款也没有交。但这在同样是诺奖得主的阿克洛夫看来，贝克尔所做的的确不够光彩，其理论大可怀疑，他没考虑进名誉以及羞耻感。惩戒，只是道德的第一阶段;由此过渡到第二个阶段：服从;第三个阶段才是内心有羞耻感羞耻心，一定要这么做，立志要这么做，而不是投机取巧得了点便宜沾沾自喜。经济学不能不讲道德，政治也必须要讲道德。道德是在遵守一定规则的基础上形成的，光口喊道德，不遵守任何规则，风气只能一天比一天坏。甚而至于，言行表里的不一，导致了人格的分裂。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套用鲁迅的话，凡是高举道德大棒只要求别人有道德总想给别人建道德档案，而自己却总干缺德事的人，都可称之为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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