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看，任何东西，无论是曾经怎样的轰轰烈烈，勃发峥嵘，但却也难逃其生—长—盛—衰—亡之忽变规律。此于自然界物质生长和衰亡是如此，但若从历史朝代周期律的更替变迁来看，于一个王朝或曰政权的兴盛衰亡又何其不是如此?
对此，必须预先申明是，上述的话是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是以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得出的结论。
政党是以执政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政党通常有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针对国家和社会议题有各自的主张，定立政纲展示愿景。埃德蒙·柏克则第一次给政党明确下了定义：就是大家基于一致同意的某些特殊原则，并通过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人民团体。
对于现代政党的产生，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理论。制度论认为，政党的出现是伴随议会与选举制度改革的结果;历史局势论认为，政党是在新旧制度交替和民族战争中，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而产生争议，从而产生了多样性的政党;发展论认为，社会现代化导致社会各方面关系得以加强，从而出现了政党;危机论认为，形成国家时会发生新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危机，政党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在阶级基础上产生的，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列宁和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指出：现代政党是阶级的领导者。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王浦句力：《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层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由特定阶层中以部分最积极的分子组成的，具有明确政治主张，为夺取、影响和巩固政权而开展活动的政治组织。(李文良)
我们认为，政党是现代国家中有着特定政治理念的社会团体。通常有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针对国家和社会问题有各自的主张。
据此应该明白，所谓政党是为了既定政治目的服务的。无论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其都具备鲜明的政治纲领，并以此为意识形态来团结尽可能广泛人民，通过奋斗来达到政治纲领之实现。毋庸置喙，我们对政党之产生与持续发挥作用，是持阶级论观点来看问题的。只要一个社会的阶级未能达到消灭，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就不会被终止。而她便仍有继续存在与不屈奋斗到底的社会需要。
但决没有嘴上一套实际行驶另一套，也就是一边高挂羊头一边卖者狗肉的政党组织。即便是能暂时存在着如此诡异之政党，但也决不会持续永久。无非是下述可能出现：
一)：随着政治演技的无比拙劣，画皮终被揭破。所以无奈作罢，退出政治舞台;
二)：此本即一种处心积虑的所谓“顶层设计”之“大棋”。而随着棋局之衍变，根据实际需要而自行褪去面具;
三)：会否是出于认识论与利益瓜葛的纠结，所以先行致错，后再一错就错，出于无奈而宣告自行终结政治生命?即便那样的情景出现，也还要寻找出貌似冠冕堂皇的一种牵强借口……
关于政党的话题可暂时终止。我们且先分析1921—1976年在中国国家发生决定性作用的中共组织。再至于她对于中国社会的重大影响作用，以及这个政党本身的诸多影响成长壮大以及后续建设、发展的相关问题，暂且不作讨论。
提及中国共产党，便无法回避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于全国革命胜利前夕的1949年6月30日发表光辉论著《论人民民主专政》。该文的副标题即是《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那么，面对一个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政党组织，毛泽东同志在文中如此指出：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
“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
……
至此，似乎出现一个无法回避问题了，中共的历史使命是否完成?
客观回答绝对是否定的。
尽管特别是“改开搞”以来一个特定社会之所谓发展与进步是可以用所谓GDP数据与大量无法得以实质遏制的反党、反社言论作以认定，但却无法否认的怵目惊心事实是，一个政档以所谓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和与时俱进为标贴所作的背弃与变异。那么，为此也不断受到关于领导地位的实质颠覆与挑战。为什么?
我们讲，无论怎样的名称表示，政党也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无论怎样的政治表白，更还要看实际作为是怎样。这里提及的实际作为更是能否收获更多、更广泛民心拥戴的最客观试金石。也是一个政党会否保证强大生命力延续与发展、进步的最客观映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客观具备了不同的发展时期。
1921年—1935年期间，是党的幼年。再说明白些，它是苏共武断与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指挥棒下的一个几近于唯命是从组织。所以，我们能知道，尽管党的政治纲领是以社会最广泛人民的政治与经济等各项诉求为追求目标，但错误的路线所致使中共几乎是被处于悬崖的最边缘。那时，尽管有着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肆虐，但很多人民群众还是一如既往追助与支援中共的未竟事业。即使流血、牺牲也无法阻止。为什么?
因为更多人们从中共的政治纲领与实际之行中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希望之光。而正是这束多次几乎被灭绝的光芒，引领与团结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奋斗追寻之路。
1935年—1976年，又是一个发生了巨大改变的中共组织。同样的组织名称，不同的人来领导。正确的发展路线，促使中共能从年幼的党，一跃而为一个世界最大国家的绝对领导党。并且团结、领导着占世界四分之一人民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一系列骄人成就。
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无可回避的。所谓共产党这个标识，毛泽东同志实质出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之前，由于当时把持与行使党领导地位的各位权力者，即如陈独秀、李立三、向忠发、王明、秦邦宪(博古)等人，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与面对对敌实际情况而作策略等方面存在缺陷或是错误，所以，致使中国革命事业严重受阻，造成早期革命力量大量减员与损失，红军长征前夕通过艰苦卓绝武装革命斗争在各地所建立的红色割据政权逐一丧失殆尽，并且，如果不抛却坛坛罐罐而果断进行战略转移，幸存的革命力量能否得以继续存在已是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大事。所以，我们说，长征，其实就是一次被逼无奈而行的大撤退，再说实在些，就是大逃亡、大败退。
后来及至中国革命成功，我们常能看到主流宣传所作的譬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等说法。但若是从中国革命早期进程而论，从仍显幼稚、弱小的呈初期发展的中共前期所行使的那样一条忽左忽右错误路线而言，共产党，作为一个由不同之人所领导的组织，她与世间任何事物的生成、发展、进步等客观运行规律一样，都无法避免会犯下人为的、不自觉一些错误。而此种错误所将导致后果，有时又是致命之错。但我们又知道，共产党之所以总能从发展的最低谷艰难走出，之所以总能化险为夷、步向辉煌，就因为她所坚持的是为无数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那样一条能不断凝聚人心的正确道路。
而毛泽东同志最后终能不负众望，带领中共团结全国最多数人民，通过28年不屈之奋斗，同时也付出惨重代价，收获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果，此中当然无法否认有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无法替代之作用，但同时，也有着共产党奋斗纲领始终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联系这一最为关键之因。
其实一个浅而易见问题是，一个成立之初才近仅几十人的组织，中共“一大”时才仅13个代表，并且其中还有后来的退出者与叛徒，在当时国民党极其疯狂的白色恐怖影响作用下，却能历尽危难而不倒，并还持续作壮大发展，最终取得全国政权，此中的民心所向作用决不容作忽视!我们常常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但于此的“民心”所指，前提条件是必先给予人民实实在在的利益所得，而不是画饼充饥。当然还不能以做梦忽悠了。给人民谋利益，即是有对人民所作的长远利益之谋划与奋斗，还有仅给予眼前蝇头小利却将要取走或是夺走更大部分的那样一种堪称是阴谋的惊天“设计”。想说是，如此区别就是性质之变。其并不会仅凭言语的表白就能实质遮掩的。
1935年之前的中共，历经走马灯似更换过6任领袖，同样头顶的是共产党这个政治标签，但是，由于人为之错误，却将中共带至险境或曰是绝境。还不能作否认，初期的中共，非但有着自身难以作有效克服之许多误区，还有着当时社会上堪称强大的敌对势力之不遗余力对抗与血腥清洗，即便是在中国面临了日本侵华的亡国之险之忧，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不遗余力暴力“维稳”却从不曾被中断。哪怕是在国共合作抗战之时，还有“皖南事变”那样的河蟹事件被演绎。
但共产党被取缔了?
为什么一个绝对弱势的政党组织，在面对了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所进行的疯狂打击，并且更还辅之以为人所不齿的特务卑劣行径，再还有其美国主子的辅助作用等等，却还能屹立不倒，并战胜国民党而取得中国大陆政权?就因为她代表了占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以，能够受到人民的拥护。能够战胜一切貌似强大的反对派势力。
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政权被消灭，是由于其私有化与卖国路线所决定的。由于私有化社会，只能优先满足与发展少部分特定人们的利益，而其余更大多数人民，只能是属于“待富”、“待发展”或是“被富”、“被发展”，所以，其收获民心丧失、政权易手，就不以人为意志而发展转移了。一个社会的两极分化格局被实质演绎出来，无法作调和的社会矛盾日渐增大，贫富贵贱两重天的社会客观状况依靠当权者所秉行的老一套根本不能被有效消解，此时，中国共产党出来收拾旧山河。虽是，中共起初很幼小，也难以避免幼稚，但正因了她能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诉求，即能收获人民用生命的付出来进行政治投票。这样的选举形式世所罕见，但成功率却更高。
从早期中共成长与发展历程来看，对政治信仰的无比坚定捍卫，对一个社会最多数人民利益的追求与顾护，此即我们所说言行一致的政治作风，是一个政党组织外在形象的最客观体现;由于具备了隐形实力如此优势的政治先决条件，又有了正确的军事作战策略，确定了无懈可击的发展路线与方针，团结了最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再次，最不能缺失的一个条件出现了，长期的、艰苦更残酷的斗争环境，锻炼与塑造出一位卓越的领头人——毛泽东同志，所以，仍然是共产党之政治标识，但是，与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共早已判然相异，政治方面的成熟化发展，路线方针的正确与无懈可击，于是，虽是有着前期的许多失误影响，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一飞冲天就在古老的华夏大地得以上演了。
从此，世界为之瞩目……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假设中共早期发展史上，没有1935年的遵义会议，没有毛泽东同志出来收拾残局，那么，是否会再有后来取得全国政权?或是收获191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震撼世界的改天换地强音?即便是认为上述假设可笑，但也能从中得到两点结论：
一)：中共之所以收获最终胜利，是由于其代表了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诉求;
二)：虽是同样的名称标志，同样的共产党之称谓，最高决策层的领导方法、个人能力、政治品行以及意志、毅力等等，同样为事业成功的必不可缺先决条件。
如果将1949年之前的中共组织形容为党的幼年到青年，她之所以能无往而不胜，就由于具备了上述两个先决条件。
于此，又该回到起初问题了。兴替岂无凭，是否废逝水?为什么最后得出答案是否定的?任何组织，任何势力，或称是任何国家，如果为一己私欲所蒙蔽，决定其后的所行只是为了极为少数人利益，任是怎样的貌似强大，又还或者再依恃、仰仗疯狂的暴力手段，也无法有效延缓其衰亡与覆灭之脚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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