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主义与“大本大原”
中华文明是一个特别强调大本不立、小规不正的文明。所以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毛主席从青年时起就一直重视对大本大原的把握，并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华传统文化世界观、人生价值观的影响，认为“向大本大原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致黎锦熙信》，1917年)，改造社会需要“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反对从“议会、宪法、总统、实业、教育”等局部枝节入手，认为尽管这些枝节不可少，如果本原未得，“则此等直接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又如他从中国人的世界观出发提出了“基本粒子也是可分” 的真知灼见;根据《易经》变易的思想，提出了“整个宇宙也要转化”“人类也要灭亡，产生更高级人类”观点，甚至认为“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年~1918年)。在对宗教的态度上，毛主席认为“宗教可无，信仰不可以少”，并不简单地否定宗教，“在未开化时，宗教亦有抑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年~1918年)，晚年也强调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他认为宗教导师也是既得大本者，只不过“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 (《致黎锦熙信》，1917年)，对于古今圣贤和宗教领袖，他也给予了不少肯定，例如他指出基督的事迹“此真能抽出古今诸杀身成仁之豪杰之心事”(《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年~1918年);甚至指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另外他也常常研究《金刚经》、《六祖坛经》、《圣经》等宗教书籍，晚年甚至为国内没有深入的宗教研究而感到遗憾。可以说，毛主席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行人之所不能，就是源于他对大本大原的把握。
当然，由于毛主席本人长期处于革命战争、国内外政治斗争的环境下，所以他主要精力在于解决中国的现实的“救亡”问题上，用毛主席的话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救国救民是“预计可见成效的”，这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采用的一种实用的态度，可以说对毛主席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有力工具。但是对于在实际工作中那些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个“工具”部分，毛主席主要用“反对教条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来进行解释。
所以为了理论和实践上应用的方便，毛主席本人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对“大本大原”进行了一些论述。这些论述往往是政治的需要，而非严格学术的讨论。实际上由于“大本大原”既存在于万物之中，又超越于现象之外，严格意义上说只能体悟，而不能尽述。所以对毛主席来说，大本大原实际上是在“砍柴担水”的具体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而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毛主席青年时对“大本大原”的一些思考，更能反映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最初的研究和探索。
3.1 东西方文明的区别-整体论和还原论
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商业军事文明，商业军事文明本质是自私自利的，基督教对商业军事文明中自私的毒性进行了中和，但是基督教也受到商业军事文明的扭曲。例如美国著名清教徒约翰-卫斯理说：“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商业军事文明和基督教的结合使金钱的铜臭有了信仰的神圣光环，同时教会所形成的组织，也为商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发育提供的模板，马克斯·韦伯就指出清教徒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西方文明是一种两极割裂，但又充满张力的文明，具有极大的商业扩张和文化扩散能力。从文化基因论的角度看，西方商业军事文明认识世界的方法主要是还原论。
所谓还原论，就是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基础的、本质的(或者形而上、抽象的)运动形式的一种哲学观点。它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种现象都可看成是更低级、更基本的或更本质现象的集合体或组成物，因而可以用简单的或者本质的运动形式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还原论派生出来的方法论手段就是把研究对象分割为局部，化复杂为简单，把简单成分的组合当成整体。在人和物关系上，还原论把人和物进行分离，或者认为世界源于可见的物质，或者认为世界源于人的主观精神，甚至是上帝的意志，这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以马克思主义为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结了西方古典科学的成果，但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明还原论(即分析和演绎方法)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把一切社会现象整体都归结为生产力。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当然马克思主义除了还原论观点外，还受到基督教中人道主义、历史发展目的论、财产公有、信仰组织等精神的影响，这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指出：“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则直截了当地说：“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是造反有理”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主席进一步说“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可见毛主席所说的“唯物”和一般“见物不见人”的“唯物”是不同的。在毛主席看来，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人道主义的因素，才深深打动了追求人类解放的先进分子，并带动了千千万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参与，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对受剥削、压迫人民的同情，只有冷冰冰的生产力、经济基础等概念和理论，它只不过是一个书本上的“科学”理论,和西方其他繁琐的资产阶级学说没有根本区别。
西方还原论方法的源头是古希腊人的世界观，古希腊的哲学家是一批脱离实际生产劳动而“爱智慧”的哲学家，希腊主流哲学家的把世界当作一个宫殿，世界由则更基本的宫殿的石头(例如原子、世界本质)组合而成，另外宫殿建造也需要建造宫殿的规则(或曰法则、规律、理性等)。一部分人认为世界的性质由原子决定，而一部分人则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建造世界的规则。文艺复兴后，通过吸收一神教和希腊哲学的思想，西方经典科学开始通过还原论的方法来寻求“宇宙之砖”和自然界中终极的“规律”，但本质上 “宇宙之砖”就是“上帝建造世界之砖”，“规律”“理性”就是“上帝建造世界的规则”，宇宙的运动也是上帝给与第一推动力的结果，因此西方科学与神学也是一个硬币对立的两面。在还原论的框架下，西方哲学在世界的本原看法上产生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争论的实质上是讨论先有“物质(上帝之砖)”还是先有“意识(建造世界的精神法则)”。总之，还原论首先假定世界是可以分割为物质和精神两个部分，然后把分割后的一个部分作为世界的本原，这就形成了唯物和唯心的区别。在社会组织上，西方还原论(或曰原子论)把社会视为是单个的人(原子)加律法(规则、法律等)的机械组合，这种社会运作模式强调个人自由，认为实现了个人利益也就实现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同时在西方宗教中的“上帝的约”“上帝的律法”等概念影响下，发展了庞大繁复的法律、商业等社会契约。
和希腊文明不同，中华文明是在一个季节分明、土地肥沃的农业生产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通过氏族的联合和融合形成了大的文明体，文明的首领往往是氏族的大家长。在组织农业生产中，氏族首领开始观察和领悟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是一个互相作用、相互渗透的动态系统，进而抽象出八卦、阴阳等整体论模型。同时，印度梵文化的传入，使得中华文明的整体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整体论思想主张一个系统中各部分为一有机之整体，割裂或分开来理解是不全面不完整的，离开了同整体的关系，部分的意义是不完整的。这正如盲人摸象，人们虽然可以得到局部真理，但是由于整体具有部分所不具备的性质，所以通过局部真理难以得到全部真相。中华文明认为，宇宙演化是一个自创生的过程，我们观察到的种种现象(包括人自身)都有共同的源头或者本质，这个本质称为浑然一体的元气，元气演化出阳(动力)和阴(静物)，而后进一步演化为天(如不可见的时间、信息等)、地(可见的物质)和人三元系统。由于阴阳原本源于一体，有共同的本质，所以它们尽管存在差别(对立)，但是又能互相转化，并处于同一个整体中;而在天地人共存的系统中，天地的各种因素共存于人，因此人是一个小的宇宙系统或者说是一个小的整体。所以可感知的物体和事件以及人本身都是相互联系的，都是同一终极实在——道的不同方面或者不同表现，因此古人说“天地与人同根，人心即为天地之心”，“生民乃吾之同胞，天理潜隐于各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发源古印度的佛教进一步认为，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多种现象的综合，宇宙中种种现象包括人本身在内，都是有条件的、短暂的，只有被称为“真如”“如来”整体所表现的性质才是真实的。人心常被世间眼见耳闻的种种暂时现象(包括语言文字等理性智慧)所割裂，导致无明，只有恢复本心，才能达到无私无我，与整体合一的状态，才能获得彻底解脱。
东方的整体论首先认为，宇宙中的“道”是一个不断变化整体，是不能用理性的语言文字描述的。正如刻舟求剑，当人们用人造的、孤立的、静止的、割裂的概念、语言、文字来指向不断运动、浑然一体的世界时，就开始脱离真实。禅宗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一个用语言文字、公式等描述的“终极真理”，这个“真理”也是人所创造，并不能代表无限变化、互相联系、充满复杂性的真实世界。毛主席本人晚年也预言说，将来“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把右派打倒。”，所以毛主席也非常了解语言的工具性，并也不认为自己说的话就是什么真理。又如在东方的“道学”看来，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在大本大原上的争论是人造的、抽象概念上讨论，是整体的片面反映。例如对于抽象的“物质”概念而言，实指的物质是指一个鸡蛋，还是一个石头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在我们观察的经验内对前者的结论是“物质产生生命”，对后者的结论却是“物质不能产生生命”。
整体论第二个观点认为，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处于一个互相依赖的整体中，这个整体的性质才是世界本原的性质，人所观察的种种短暂现象不能认为是世界的本原。因此现象界的诸事物间是普遍联系、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现象界不存在绝对的、静止的、僵化的的事物。现象界的运动统一于“气”，“气”是信息、能量、物质、精神等诸现象的统一，所以整体观点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来分析问题。
整体论第三个观点认为，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是互相依赖的，互为因果的，处于同一个整体中。整体论认为，存在着天地人演化过程的“自然之道”(东方经典中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并非外在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客观和主观相分离的“道”，“客观规律”实际上只是特定主观认识下的产物，例如托马斯·库恩就认为一定的科学技术是在一定信仰、价值、技术等集合“范式”(实际上是一种信仰或者偏见)下发展出来的，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也说明当人用完全不同的信仰和想象来看待世界时，往往会使科学取得新的突破，所以重大科学发现往往也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结果。从整体论来看，外在的、绝对的“神”或者外在的、绝对的“客观规律”实际上都是主观想象，是人造的思想枷锁。
整体论第四个观点认为，人是宇宙间精神和物质的综合体，具有主体性、能动性，潜在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所以整体论强调人心是天地之心，“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具有整体特性的“道”不是外在的事物，而是在人的社会实践、生活体验和生命感悟中显现出来的。人们常说的“事在人为”也是这个道理。例如在毛主席认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9页)，所以在他领导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依靠军队的革命精神和民心支持证明了正义战争之“道”是不可战胜的;而在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鼓励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认为“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页)，这使得中国在各种不利的国内外条件下，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科技领域，钱学森就身有体会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创造奇迹的“特异功能”，所以条件极为落后的中国能够发展出“两弹一星”，奠定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基础。整体论者认为人是能够“排除万难，争取更大胜利”。当然对那些受还原论影响的、那些迷信外在教条的“专家”“领导”来说，“客观规律”会使人无所作为，往往陷于“两难”都无计可施。所以他们鼓噪改革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要遵循先污染后发展“经济规律”，而未认识到“上帝关上一扇门，就给你打开一扇窗”的原理，更不明白毛主席所说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毛泽东选集》，第1511、1512页)。
正因为人是世间万物精华所聚，具有整体性，因此人是天地之灵窍，是宇宙整体的全息映像，人本具分辨是非能力，发扬本心的“纯粹的人”可以成为圣人，所以人类的解放需要从超越自身开始。毛主席在1917年致黎锦熙信中说“宇宙之真理，各居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存在”，中国人常说“公道自在人心”“人心自有一杆秤”，也是这个道理。新中国能将许多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甚至是皇帝改造成为洗心革面的新人，就是因为人具有向善的本质，所以毛主席说“人在一定条件下是能改造好的”。在近代中国革命中，许多政见不同人和政党，甚至外国记者都同情甚至支持中国革命，也是因为大多数人本质上是正直的，所以中国革命往往能得道多助，并建立起统一战线。
整体论第五个观点认为，由于人们往往把各种暂时的现象当作存在的本质，迷恋于的种种外在的诱惑(物质享乐、权力、名誉等等)，执着于内心的偏见和思想的枷锁，使生命变成了工具、欲望和偏执观念的奴隶，从而导致了人的萎靡、怯懦、自私、堕落、罪恶，形成对人的压迫和剥削阶级，遮蔽了人本质上具有的进步、高贵和智慧的特性，使生命丧失了意义。对于那些世界观改造不彻底的人，其本性必然是自私的，自然他们会在权利、金钱等糖衣炮弹征服下而堕落腐败。例如毛主席在1964年会见日共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也指出：“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社会阶层的反映。” 1971年周恩来总理会见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时，也举出一个叫沙石峪地方的党支部书记，他领导群众使沙石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他的思想停留在某个阶段，认为自己有功劳就理所应当地享受各种特权，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成为了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以被打倒，并指出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对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不彻底造成的。
整体论第六个观点认为，人只有经过外观和内省，将主观和客观相统一，才能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这个过程是改造内心世界的过程，也是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
中国传统的整体论在涉及到社会组织时，更强调从个人内省和外观来自我改造、提升境界，以保证整体的利益，强调社会组织中人的因素，强调以德治国，重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求人在社会关系中表现出“仁”(也就是“二人”为整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然西方把整体论的自然观视为“东方神秘主义”，尽管整体论承认外在的因素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制约作用，但整体论本质上是反对迷信外在神秘力量的，当然反对制度决定论、唯生产力论，更反对唯GDP论等观点。
3.2 近现代科学和哲学中的整体论因素
受到还原论影响，近现代科学依然不断追求 “宇宙之砖”以及解释一切的“统一的理论”，这使得一个外在的上帝成为挥之不去的影子。科学家不时有用“上帝粒子”“上帝是微妙的”等语言来描述自己的研究或者自己的研究感受，虽然他们所说的“上帝”并不是圣经中描述的上帝。在还原论的框架下，科学和一神教都假定有一个外在于人的绝对物，尔后再研究分割出部分的性质。然而近现代科学一些发现，为整体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从上世纪初开始，物理学的进展就开始对机械的宇宙观构成了挑战。爱因斯坦相对论表明：物质既是连续的又是分立的，能量和物质能够相互转化，是同一实在的不同表现，空间、时间和物质成为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整体。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微观粒子的状态非常奇特，它有时候是粒子，有时候会变成波，这叫“波—粒二重性”，微观粒子转换的关键在于人意识的参与，当你观察它时，它就变成粒子呈现在你面前;当没人观察它时，它就变成波弥漫于整个空间，这意味着主观和客观是不可分离、实质上互相依存的整体。量子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指出“不只是我们适应于宇宙，宇宙也适应于我们”，这和王阳明所说的“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是一致的。量子力学科创始人玻尔进一步说“在伟大的存在戏剧中,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他在封爵时选择了中国的太极图作为标志，这就承认了古代东方的整体论和现代西方科学之间深刻的和谐一致。另外发生联系的两个粒子会产生“量子纠缠”，也就是说指无论两个粒子间的距离相隔多远，一个粒子的变化会影响另一个粒子的行为，即它们是相互关联的，近代物理学还认为，宇宙间的信息是守恒的，因此包含信息的意识和精神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也不会彻底消灭，而会转化为别的形式，这都和整体论中所说的“缘”、“因果”、“心灵感应”等非常接近。
近代粒子物理学认为，亚原子层次上，粒子既可分割，又不可分割，基本粒子并不基本，基本粒子的存在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出现的结果，这就象离开人体的手和在人身上的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较近时期，有的物理学家根据物理学的最新进展提出了靴袢哲学，这种学说把宇宙视为相互关联事件的动态网络，这个网络任何一部分的性质都不是基本的，它们全都是从其他部分的性质导出的，而且它们共有的相互关联总体一致性决定着整个网络的结构，使我们有了一个新角度来理解“道”是如何“浑成”的。
近代宇宙学的重要进展之一是宇宙大爆炸理论，该理论认为：宇宙是在过去有限的时间之前，由一个密度极大且温度极高的太初状态演变而来的，并经过不断的膨胀与繁衍到达今天的状态。大爆炸理论是一种科学理论，它的成立是建立在和观测相符合的基础上的。英国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这样说：“整个宇宙完全是从无中生出来的，其创生过程符合量子物理的定律。”;同时研究表明：大爆炸过程中无生命的物质演化为生命的概率远低于石头变成小鸡的概率，所以科学家只好提出人择原理：“因为人类存在，所以宇宙必须这样”。人择原理实际上支持了整体论这样的观点：生命现象并非偶然出现，它和物质现象实际上是互相依存的。有些研究者认为，早期宇宙更象一个生命的“鸡蛋”，生命本来就“隐含”于宇宙中，并逐步通过自组织过程“显化”出生命和我们所见的物质世界。大爆炸理论说明我们观察到的种种现象(物质、时间、空间、信息、生命等)都有共同的起源，所以近代宇宙学为“天地与人同根，万物与我为一”的说法提供了证据。
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生物的遗传信息都包含在基因里，形成蛋白质完全是一个用基因构造的设计图纸进行组装的过程。而且基因密码就象一种智能语言，有字母、单词、语法结构，还有很多像“操纵子”、“抑制子”、“启动子”这样的条件控制语句。同时研究表明，地球上各种生物都有共同的祖先，并且从生命一出现就具备了产生人类的因素，例如有一组基因称为工具组基因，它具备将生命塑造成为包括直立人在内的各种生物的潜在功能;而在生物个体形成过程中，首先出现一种细胞叫干细胞，它是一种未充分分化，尚不成熟的细胞，具有生成各种组织器官以及支撑智慧生命的潜在功能，是生命体所有细胞的最终源头，所以现代分子生物学说明，存在一种原初的、未分化的、融生命信息和物质组成于一体的“物质”状态，这是一种构成生命信息和生命物质融于一体的状态。因此把生命现象视为可见物质偶然拼凑而成的传统进化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实际上，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达尔文进化论，在文化上的源头是罗马斗场上“强者生存”的逻辑，它是西方商业军事文明的必然推论，是对生命现象一种局部的、片段上的解释，而并非生命现象的全部。
现代科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发展是复杂性科学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末，理论生物学家贝塔郎菲根据生物和人类的特点，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他认为不能把分割的部分行为拼加为整体;40年代末，维纳创立了控制论，认为目的性行为可以用反馈来代替;随后香农提出了有关系统信息传递和处理的信息论;另外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研究一个开放系统由混沌向有序转化的过程;哈肯研究了从无序转化为有序的自组织现象，提出协同学;混沌学、分形、超循环理论也在改变还原论对世界的看法。例如系统的自相似、递归性的嵌套结构，某种程度上说明宇宙也许是一个在功能上内嵌小宇宙(人)的一种结构(小宇宙的精细程度和大宇宙的精细程度不同)，这某种程度上注释了“宇宙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宇宙”的思想，如果把上帝定义为宇宙的整体，那么就不难理解圣经上认为的人原本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观点了。图2 是一个自然界存在的植物，它就具有不同尺寸上自相似的分形结构。
图2 一个不同尺寸上自相似的植物的分形结构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批科学家运用自组织、混沌、涌现、复杂适应系统等理论在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生命系统、生态系统、人脑等方面从整体方面来开展复杂性研究，并称他们的研究为复杂性科学研究。复杂性科学被称为“21世纪的科学”，复杂性科学认为事物的复杂性是从简单性发展起来的，是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产生的。复杂性科学中提出系统中的“流”更接近中国文化中的“气”的概念，而“主体”的适应和学习特性等更接近生命的行为。复杂性科学并不是符合传统意义的“科学”，它某种程度上开始接近中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道学”。例如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一个尖点突变模型，一个理想的社会系统应具备复杂性，保持在混沌边缘，实现随机性和确定性、有序和无序的对立统一，以促进系统的进化，这和毛主席“大乱达到大治”“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思想有一致性，相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采用绝对有序的社会组织形式，尽管在一定时期具有极高的效率，由于缺少通过一定的无序(不是绝对无序)和有序相结合进行自我调节的机制，所以社会系统内部矛盾会不断累积，导致社会系统最终走向崩溃。
上述所列举的近现代科学的成就有助于对“大本大原” 的理解，但是正如马克斯·普朗克所说：“科学不能解答自然的秘密，这时因为归根到底我们自己也是我们要解答秘密的一部分。”，所以科学只是“大本大原”的局部真理的折射，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真理本身。那些把科学教条绝对化，不考虑科学技术适用条件的科学主义是现代新迷信。例如杀虫剂滴滴涕开始发明时，几乎对所有的昆虫都非常有效，带来了农作物的增产，而且在疟疾、痢疾等疾病的治疗方面大显身手，救治了很多生命，但是由于滴滴涕在环境中非常难降解，并可在动物脂肪内蓄积，对生物和人类造成了很大危害。现代的科学主义把人变成了技术的跪拜者，使科学教条成为扼杀人类内在心灵的宗教裁判所，其危害极为巨大。人类现在一些所谓的先进技术如新能源技术、转基因技术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来看是有益的，但如果无条件应用这些技术，将对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
3.3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结合与更高层次的整体论
由于还原论在科学技术上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严重的缺陷，西方思想界从上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了对机械世界观的反思，并随后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性，反对宏大叙事、反对本质主义，反对理论上的霸权，反对对世界的唯一解释。后现代主义的流派极为庞杂，其中有些流派把语言文字的工具性等同于真理的虚无，有虚无主义的倾向，而部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建议把有机整体论和还原论科学统一起来，用更高层次的整体论形成“后现代主义科学”，提出了科学需要“返魅”，并严肃和认真地研究与人本身相关的各种学说如中医、顺势疗法、人体特异功能、催眠术、源场等。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结合也是我国系统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我国系统科学的发展和“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分不开的。钱学森从自然科学技术角度研究系统开始，在航天工程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工程控制论等系统科学理论，他提出在将还原论和整体论方法结合起来，形成“大成智慧学”。大成智慧学要求总揽全局、洞察关系，打破部门、专业知识之间的分割，最大程度地触类旁通，完成创新，要把各方面有关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各类信息和数据与计算机相互融合，把局部的知识进行综合形成整体，实现总体上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大成智慧学在当时“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环境下，成功应用于我国航天事业，中国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证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结合的技术路线和管理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它在工程实践中不断得到了验证和完善。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毛主席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自觉地熔东西方文化以一炉，这就使毛泽东主义的不但具有东方文化的辩证思想、整体思考的特色，还体现了西方实证分析、批判还原的特点，从而在社会变革中实现了还原论和整体论的有机结合。为了指导中国社会的革命，毛主席接受了在十月革命的成功先例，灵活使用阶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理论和概念，寻找到变革社会的现实力量——受剥削压迫的底层人民，但是毛主席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理解和灵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例如在精神和物质关系上，毛主席早期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指出“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这也是后来毛主席所说的 “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源头。 1963年，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死了之后，先把我火化，再把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们就对鱼说，鱼儿啊，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这段话说明毛主席对物质不灭定律的理解不但类似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而且更象佛教中超越因果，无私无我服务众生的“菩萨精神”。而1976年3月吉林发生陨石雨时，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了。”，当工作人员认为古书上天人感应的相关记载是封建迷信时，毛主席问“古人为什么要写书骗后人?”。实际上毛主席并不迷信外在的、决定人命运的“天命”，他实际上只是认为人和外部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联系，这种态度和孔子的敬鬼神而不迷信鬼神的态度实际上是一致的。
另外在坚持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发挥人的精神力量方面，毛主席一直强调人民群众的创造历史，强调用先进政治思想统御部队，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革命精神，强调人的艰苦奋斗的自强精神，强调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强调用革命精神推动生产，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整体论方针，强调企业要发扬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整体论企业经营模式。所以毛主席历来反对人之外的外在因素第一，反对教条主义和决定性的线性历史观，反对武器第一，反对教条主义和繁琐哲学，反对经济指标第一，反对技术第一，反对制度决定论，反对少数精英第一，反对官僚体制，反对迷信外在救世主，要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让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政府，并在革命实践中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历来反对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反对依附于外国一条腿走路的发展战略等等。
在继承中华文化整体论例如阴阳互根、相互转化观点的基础上，毛主席提出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核心，把事物视为相反相成的整体，提出了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等概念;在继承中华文化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知行整体观基础上，提出了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螺旋式上升的观点。这些观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吸收了西方文明中决定论、进步论等部分观点，应该说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已经表明了整体论和还原论结合的威力。当然由于当时科学发展所提供的证据有限，也由于毛主席个人主要忙于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毛主席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和话语体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对于那些非要从抽象的理论、静止的文字出发来理解毛主席思想和“大本大原”的人来说，他们不会明白“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黄帝内经》·天元纪大论)的整体论道理，所以他们一会儿认为毛主席是“唯意志论”者，一会儿认为毛主席是“教条主义者”，一会儿又认为毛主席是“经验主义者”“主观主义”，甚至认为毛主席不懂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所以如果把毛泽东主义视为一颗大树，这颗树扎根于中华整体论觉悟的土壤中，以为人民服务的信仰为树根，以阶级斗争、唯物辩证法为树干，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统一战线为分支，其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是这颗树的最高成果。图3是毛泽东主义结构示意图。因此要真正理解毛泽东主义，就要从整体上把握它的全貌，如果割裂这颗大树的枝干，脱离它的整体论土壤，只会使毛泽东主义丧失鲜活的生命以及战斗力。
图3毛泽东主义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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