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台湾作家蓝博洲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新书《台共党人的悲歌》发布会。近日，蓝博洲来到北京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原文刊于《北京青年报》9月26日，原标题为《蓝博洲：复原历史的“孤独者”》。
以下为原文：
在十月一日国庆节到来之际，台湾作家蓝博洲的作品《台共党人的悲歌》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跨越了两岸隔阂，为曾经苦苦求索一个更好世界的先辈们唱上一支挽歌，那是一个信仰大于生死的年代，卑微的生命试图用飞蛾扑火的方式照耀尘间。 27岁时，蓝博洲做了自己第一个“台湾二·二八事件”专题，第一次知道台湾历史上曾经有迫害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时代，以此为题材写就的《美好的世纪——寻找战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迹》一鸣惊人，也让蓝博洲从此孤身进入了渺渺茫茫的台湾近代史迷雾中。
近日，蓝博洲来到北京。在接受青阅读记者专访时，谈起他这么多年一直追查这样让人压抑苦闷的历史，他自己是否也会时常陷入低潮?蓝博洲出乎意料地回答说：“不会”，于他而言，这正是一种心理治疗，“我自己所做的，是给那些人和他们的后人一个交代，而这也是对我自己的救赎，因为我的视野不再只关注到自己。”
正如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写到的，“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
这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年轻时，蓝博洲的内心曾因“人为什么活着”的大困惑而沉沦，而恰恰因为对自己生命的疑问又促成了他对逝去生命的追索。 蓝博洲选择了一条颇为孤独艰难的道路——他试图用自己一点一滴的调查和一笔一画写就的文字去打捞沉没在台湾岛屿下的、曾贴着禁忌封条的斑驳历史。
如今的蓝博洲已是花白头发，54岁的他没有因为侯孝贤导演的“赏识”而吆喝名利、上位主流。在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好男好女》中，都采用了蓝博洲作品《幌马车之歌》的素材，侯导评价蓝博洲的《美好的世纪——寻找战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迹》和《幌马车之歌》为“先驱”，他说：“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大牛头犬。凡记下的就存在，凡记下的是活口、是证人，不要以为可以篡改或抹杀，这不就是历史之眼吗?我无法想象，没有这双眼睛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按现在的某些逻辑，侯导的话语是好大一块金子，可以给自己镀身。但是，在每个人都匆匆奔赴“钱程”的时代潮流中，蓝博洲保留了尊严，重返历史的积土，成为留守在乡村里的“拾穗者”，检视着荒野上是否还有苦涩生命的痕迹，他要把牺牲者们那一段段的悲伤记录下来，用文字包裹成琥珀，让后人看到一颗眼泪的原形，而这泪水并非无情之物，它会让后人忆起先人血性的燃烧与沸腾，或许，那便是濒于失传的“理想”二字。栖身在社会底层蓬荜中的蓝博洲，用自己微薄的气力呵护着“理想”那微弱的神圣，怕最后的一丝光亮也被现代人嘴角的冷笑所扑灭。
这是失落的历史，追查写作都需十年以上
青阅读：《台共党人的悲歌》初稿写于1994年，终稿却是2011年，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蓝博洲：本来找的就是失落的历史，什么资料都没有，只能是找到多少，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虽然过了十几年，但这本书出版之后其实还有很多后续性的东西，例如，我写到的杨扬自杀(原编者注：杨扬是《台共党人的悲歌》主人公、共产党人张志忠、季沄之子)，2012年在台湾出版后，有认真的读者就发现，他留给柏杨的遗书跟给他叔叔的笔迹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认为他不是自杀，我当时也知道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单纯，但是暂时也没有气力去调查，而且也查不出来了，已经是60多年前的事，一些人也不在了。
《台共党人的悲歌》书影
合理的推测是说，杨扬不是自杀，是情治人员要利用他的身份去敲诈华南银行董事长刘启光，可是当事人都去世了，特务是谁我们也不知道，知道也不会接受你采访，就算接受你采访也不会讲真话。所以，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我不能以自己的判断或推理来创作，只能有多少材料讲多少话。
青阅读：为一件事情调查十几年，对您来说是常态吗?
蓝博洲：我的文章，在台湾出版的哪怕一万多字也好，都要写个十来年，可以说从开始产生问题，到追查采访到写作，十年以上才能完成。我写的这些历史是失落的，不像很多学者，到图书馆一查就可以写、可以分析什么的，这个不一样，要一步一步去追查，难就难在这里。
青阅读：您是怎么知道《台共党人的悲歌》主人公——张志忠这个人物的?
蓝博洲：写郭琇琮大夫的时候(原编者注：1987年，蓝博洲发表《美好的世纪——寻找战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迹》。郭琇琮，1918—1950，台湾医师与社会运动参与者，中共党员，在白色恐怖中遇害)，就慢慢知道有张志忠这个人，但当时什么材料都没有，只能慢慢找。张志忠特别难写，除了缺少材料外，他的历史涉及的局面又很大，包括日据时期的共产党，还有日据时期的台湾历史，光复以后的台湾，因为他的妻子季沄是南通人，所以还涉及大陆这边。有些前辈觉得这本书比我以前写得好，我理解的这个“好”不是说我的技巧有多高明，而是这本书的格局、视野比较大，跟单一人物是不一样。
青阅读：确实，这本书不算厚，但是涵盖的内容很丰富，而且开头以杨扬自杀切入，非常吸引人。
蓝博洲：我也不愿意写得很传统，某年某人做了什么，没意思，恰好杨扬自杀前给柏杨写了遗书，柏杨又在报纸上接连三天写了这个事情，而且柏杨在两岸都有名，这个东西比较有吸引力，有些像推理小说，把背后历史带出来。其实呢，只能这样开头，要不怎么办呢?不能简单地罗列资料，要让那些反对的人也愿意看下去，也要引导年轻一代来读你的东西。
我决定把张志忠他们的故事写下来，主要还是鲁迅讲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以后的历史是会重新重视他们的。而且，这本书终于能够在应该重视他们的祖国大陆公开出版，我觉得我对得起张志忠，对得起杨扬，也对得起台湾历史。
写这些为理想而牺牲的人，会走出自我的世界，找到力量
青阅读：一些作家会深陷自己研究的悲惨历史，因抑郁而自杀，像写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但似乎是写充满鲜血和死亡的台共党人的历史，反而让您走出了抑郁。
蓝博洲：是这样的。我写的每个人物，都是为了理想而牺牲的人，我会设身处地去想，如果是我，在那个情境怎么办?这些人死亡时都三十出头，如果明天就被枪毙了，怎么回顾这30年的人生，意义在哪里?这种现实本身就教育了我。
有些作家自杀是因为没有走出自己的世界，会越写越痛苦，如果你是跟自己较真的人，会像有的大陆诗人一样逼得自己自杀，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眼光放大，没有把自己的问题看成是社会结构里产生的问题，这样会迷茫不清。所以，我跟一般台湾作家不一样，我会关心台湾社会现实，参与社会运动、政治运动，但我参与不是要当政客，态度不一样。
青阅读：那么您写作的心态可以说是越来越轻松吗?
蓝博洲：对，每写一篇，觉得对当事人、对家属都是一种心理学的治疗。对我来说，经济回报与我的付出是不成比例的，但我也不去想赚钱的事，我也不缺钱，我要求不多，也不跟人家借钱，就这样过日子，反正跟朋友吃饭，都是朋友请客，没有人要我请客……反而我觉得自己得到的更多，我在里面找到力量，找到到底什么是可以坚持的。
也有人挑战我，说你写的是共产党人，可是今天那么多贪污腐败……我说这是两回事，你不能因为国民党的堕落腐败，就否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你只能客观讨论，所以也不能以今天一些共产党员的腐败作风来否定我写的这些人，我写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的精神是人类的资产。你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人就要否定他，那是我们的祖辈、父辈，他们当时的出路就是这样。
孤独是必然的，碰到困境就去读鲁迅
青阅读：那么您的坚持没有摇摆过吗，会不会有孤独感呢?
蓝博洲：孤独是很自然的、很长期的，不受主流社会重视，可也不至于孤独到没办法坚持。我感到孤独的是自己的力量不够大，我所做的这种方向，没有后延，我希望东西写出来后，一些搞理论的朋友可以像汪晖(观察者网注：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写了长序《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这样关注，进行论述，这样我写的才会起作用。台湾搞理论的只是喜欢说“这个话出现在马克思文集的第几页”，讲这个干吗?他们没有进入现实。我的孤独来自这里。可是也不会觉得怎样，因为孤独是必然的，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会去读鲁迅的东西，鲁迅也是在孤独地战斗，尤其是鲁迅的杂文，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写的，很有意思——当然，鲁迅的同志更多，影响力更大。
青阅读：看来鲁迅是您的精神支柱。
蓝博洲：知道我们那时怎么读鲁迅吗?1983年，我大学三年级，有一天傍晚一个同学弄到一本《呐喊》，他借给我，要求第二天早上八点一定要还，我一个晚上用手抄完。我们是这样读鲁迅的，甚至我们也是这样读毛选，跟你们在教科书上为了考试而读，是完全不同的。
青阅读：这些年来大陆对鲁迅有争议。
蓝博洲：现在我们的一个问题是把精彩的人都抽象化了，只剩下符号，把他神格化，包括鲁迅。有很多对鲁迅的批评，问题不在鲁迅，他本来就不要当神，是你们要把他当神，你们读的已经不是鲁迅了。大陆以外的日本、韩国的朋友，包括搞运动的朋友，我们都会在鲁迅那里找到力量。我碰到思想处于低潮，状态进入困境时，我会回去读鲁迅，随便翻翻也好，读的时候会找到力量，虽然以前都读过了，现在还是经常读。
青阅读：您思想低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蓝博洲：我也会想不干了，暗下决心：“这次出门，采访完就收工了，不碰这些了。”可是在现场采访，一个老先生或老太太，给你讲一些事，那是他(她)一生中没有跟任何人讲的话，因为他(她)相信你，所以跟你说了，你体会他(她)的情绪，看着他(她)眼眶里的泪水，现场就教育了你，你就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可以让一个人那么的相信你，这个就会支持你，你就会做下去，我想大概就是这样。
不必要求自己的作品跻身于大众，但要用有意义的劳动吸引读者
青阅读：您说打捞历史，不忘历史，可是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并不关心历史。
蓝博洲：没有办法啦，一些东西也无法强求，年轻人在一个阶段不关心历史，他会看韩寒，不用管，他会成长，他不会一直停留在那里。就像台湾的通俗文化，台湾有一段时间流行琼瑶，这种流行反映了背后的社会现实，那时台湾经济刚开始发展，以加工业为主，很多女孩从乡下来城市打工，她们的水平只能看那个，她不可能看托尔斯泰，然后琼瑶热又到大陆了，大陆刚好也是这样。迷三毛是因为我们那时不能出国，迷琼瑶是因为大家都追求浪漫，琼瑶小说里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碰到高富帅，现实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绝对是少数，但这就跟吃鸦片一样，让人得到满足，统治者也需要维持社会稳定。台湾那么多从农村到城市做工的女工，靠着读琼瑶小说让她被剥削的生活可以持续下去，这就是她流行的原因嘛，你怎么骂也没用，她不可能去看深沉严肃的，她已经够累了，就像我们读书时，越到考试时越要看金庸，因为你烦嘛。
不过，就算是现在年轻人不关心历史，但是你该做的还是要做，有意义的东西永远是小众的，你的成长也是一步一步的，你的视野会越来越宽，当然你就越来越高处不胜寒，你不必要求自己的作品跻身于大众，这是不可能的，大众化的是商品，包括现在很多写作，不是写作，已经是商品。
青阅读：虽然看您的作品时心情千回百转很复杂，但您的文字却是非常克制，这是您有意而为的吗?
蓝博洲：应该是了，我的报告文学跟大陆的不一样，我看了很多大陆的作品，文字很华丽，但我们的调性不同，因为我是最底层的书写，我写的是长期被社会排斥的题材和人物，绝对不是主流的，甚至是有危险的，我要通过写作取得读者的相信，读者相信了才会有影响，我不能第一关就过不去。所以，我写作时需要更大的克制，看起来没有技巧，其实是有技巧的，包括结构，越简单的越是技巧。
我不希望自己做的是没有意义的劳动，所以希望能写得吸引读者，如果只是摆立场、喊口号，那就没有意义了，也对不起张志忠他们。采访、找资料的过程，其实一直都处在写作的状态，心境在里头，成熟时要动笔时，那个东西都在，情绪啦、文章的调性，都很清楚，整个过程就是累积、酝酿、思考。
青阅读：您会不会也有情绪化的表现?
蓝博洲：也会有情绪化的时候，但不至于表现过度，因为这是持续的工作，做完这件还有下一件，但是情绪也还是有，看到特务写的东西你会生气，因为他说谎，但生气没有用，你要能证明他是在说谎，要找足了材料，要能说服读者，这都是要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光生气没用，光悲伤也没用。
儿女不会“继承父业”，儿子一度被同学视为“外星人”，他最终选择和大家一样
青阅读：您当初为什么不继续当记者了呢?可以有份稳定的收入。
蓝博洲：我从来没想过当记者，因为在台湾的环境下，不可能有真正的记者，现在也一样，报老板也有立场嘛，怎么办呢?我只能长期打游击战，这样自己有主体性，记者不可能，他要跑新闻。我一开始就选择独立写作，这个有最大的自由，当然，不自由的方面就是你的经济压力很大。
我是没有工资的专业写，只能靠稿费。稿费从我大学开始是一个字一台币，现在还是，可是台湾物价涨了多少，房价涨了多少……我靠稿费维持基本生活比较难，而且写那么长的文章也没有地方发表，主流媒体不可能登，都讲究轻薄短小，大陆也一样嘛，所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也很难，只能直接出书。主流媒体虽然不会登我的文章，但是出版没问题，他们也需要出版一些异类的书，以证明自己很开明。
青阅读：听说您曾经因经济窘迫而带全家人住在乡下，现在呢?
蓝博洲：我二十七八岁开始做这个，经济压力很大，还好我老婆认为我做的事有意义，只是牺牲了我的小孩，没有给他像一般孩子那样好的照顾。我现在住台北郊区，我们一家四口租了个小套房，现在事情也多，住在台北方便，而且孩子上大学也不能住在乡下了。写了那么多年，有些积累，可以继续写下去，反正饿不死，但要说经济条件改变多少，也没有。
一位日本读者为蓝博洲夫妇画的肖像
青阅读：您的两个孩子会“子承父业”吗?
蓝博洲：不会。女儿大学毕业了，和现在的年轻人没什么分别。儿子是老大，叛逆、退学，服完兵役现在又回去念大一。老大比较辛苦，但他妈妈说我要庆幸，因为我写的每一本书，他都有认真读，可是后来他到台北读高中，就不读书了，因为同学认为他是外星人，人家知道的他都不知道，人家不知道的他都知道，他最终选择和大家一样。他和他妈妈讲：“像爸爸这样，社会也不过是这样对待他。”他没有否定我，也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从小我写的一些人物他都认得，但是他不想像我这样过，这不是他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没有能力改变，所以，他说不要，我说无所谓嘛，他走他的路嘛，只要不走歪路就行。
青阅读：他会跟您谈心吗?
蓝博洲：这些都是他跟他妈妈讲后，他妈妈告诉我的。我是个失败的爸爸，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说话，老婆说我只会和孩子玩，我印象中孩子还是婴儿，不晓得怎么就长大了。
新小说《台北恋人》关注两岸历史，出版社给了最高版税
青阅读：您平时还要参加很多社会活动，这和您的写作是什么关系?
蓝博洲：写作也是我的社会参与，两者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一个立场。参与外面的事情，是众人一起做，而写作是自己完成，就这点差别。
青阅读：会影响写作吗?
蓝博洲：很影响，只能自己调整，但是有些社会活动该做还是要做。
青阅读：听说“台共党人”您计划写三部曲。
蓝博洲：基本上材料都搜集得差不多了，就是要有个完整的时间，进入写作就要专心，写小说更是——我的新小说《台北恋人》马上出来(原编者注：台湾印刻文学)，花了十几年才完成，这本小说大概有些意思，因为出版社给了我最高的版税，他们认为有销路，给我15%，我们一般是10%，所以我老婆很高兴。小说写1949年学生运动，一个女孩被国民党抓，逃回大陆，50年后她回到台湾找男朋友，她男朋友是当年的学生领袖。我现在很关注两岸，希望多写些两岸一体的内容，两岸必须互相了解历史。
蓝博洲新书《台北恋人》校样
青阅读：大陆这边曾经很流行谍战剧，您看过吗?
蓝博洲：也看呐，包括《潜伏》，朋友开玩笑说续集要找我写，因为主人公最后到台湾了嘛，那时这样的故事很多。不过《潜伏》和我的还是不一样，而且我写不来，因为我比较老实，我不会编，我写的都有据可查。
青阅读：说起影视剧，就要提下侯孝贤导演了，他的电影《悲情城市》和《好男好女》都是以您的作品为蓝本，而且您还在《好男好女》中出了下镜，现在您和侯孝贤导演还有联系吗?
蓝博洲：有啊，不过我跟侯孝贤的关系还没有真正展开，本来要有很大的合作，他说要把我写的拍成一个系列，但是他的武侠片还没弄完，而且他年纪也大了，不知道精力是否还够。
采写/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蓝博洲：小说家、报告文学家。1960年生于台湾苗栗，1983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曾任职《人间》杂志编辑、时报出版公司特约主编、台湾中央大学“新锐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TVBS《台湾思想起》节目制作人。1980年代，他展开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与写作，大量作品围绕“二二八事件”及“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展开，主编日据时代《台湾社会运动史》中译版及时报出版公司《台湾民众史》书系。主要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旅行者》、长篇小说《藤缠树》及《一个青年小说家的诞生》，报告文学《沉尸、流亡、二二八》、《幌马车之歌》及《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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