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江西、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进行调研，采访了众多新型职业农民。他们表示，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现代农业发展加速的新形势下，农业是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农民也可以是体面的职业。但在经营中，他们却遭遇了土地流转不规范、基础设施薄弱、贷款困难、保险制度不健全等困难，需要国家加大扶持。同时，由于当前农村留守种田的农民仍以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不愿回乡种田，他们也担心将来“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种田”，农业依然后继乏人。
有一种观点认为，改开之后，劳动力有了自由流动的权力，说起这话的时候，好像还有点美滋滋的。实际上，许多人致死都不知道，政策上稍微动一下剪刀差，就可以让某些行业撑死，也可以让某些行业饿死。农村凋敝，农业后继无人，正是政策面的“刀割”造成的。因为自九十年代以后，有三大利益主体希望中国农村尽快垮掉。
一是外来资本。为了有足够廉价的劳动力供他们剥削，中国农村越凋敝，他们的人力成本就越低。
二是卖地财政。农业越挣不到钱，土地收购价就越低，征地阻力就越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以发展的名义，滥采矿产、滥建污染企业，污染掉水源，破坏掉水利，让地上、地下、土壤都污染殆尽，看你还怎么种庄稼?
三是境外列强的灭华战略。中国是传统农业国，强大的农业是支撑13亿中国人挺起腰杆的基础。中国8亿农民既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坚强后盾，也是中共在中国顺利执政的坚强后盾，农村稳定，则中国稳定，则中共稳定。因此，要想搞垮中国，搞垮中共，必先搞垮中国农村。向中国输入资本、输入转基因，廉价向中国供应粮食，都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
有这三大利益主体在“关心”着农村，农村能不凋敝?农民能不背井离乡?我多次指出：中国经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走进靠“投资拉动”的怪圈，开始大搞各种基本建设。这种不顾产出的恶性投资并没有搀扶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由此，为了弥补经济实际崩溃的巨大亏空，当局不得不连续出台向百姓转嫁经济负担的所谓“改革发展政策”，诸如各类加税政策，使税收增幅每年竟达20%以上。即使这样，仍不能维持国家经济运转，所以，又开始陆续将本来应该在税收中支出的国民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养老成本、住房成本全面推卸给社会，由百姓自己承担。农民外出打工，可能是为了家庭的一个病人或是一个上学的孩子。 生活负担的加重是农民被迫放弃耕种外出打工的第一个原因。
国家把几乎全部资金都用于搞超大城市化和所谓的工业化，而持续减少对新农村建设和水利建设的投入，加上地方政府为了继续维持土地财政，要尽可能多地剥夺农民的生存资源，一时间，“依法征地”如火如荼，被征掉地的必须外出打工，没被征掉地的，也人心惶惶，不敢再向手中的土地搞投入，怕资金投入下去地又被征了。有些乡村农民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积累，住上了三层小楼，结果，一个“城镇化”就把一家几代人积累的房产给扒掉了，自己的乡村产业诸如鱼塘没了，果林没了，养殖场没了，因此，不得已，也只好外出打工。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是政策为了资本利益拼命压价农产品，让种地者无利可图无法生存。为了压低粮价，发改委出台了极其严厉的处置政策，粮价稍有上涨就立即打压，以此逼迫农民不得不放弃种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一方面纵容种植养殖大面积使用激素农药增加单位产量减少劳动力投入，近年来甚至不惜逐年加大粮食进口，逐步将中国的肚皮管理权交给外国人，也不让农民通过种地获利。农民的生存资源被剥夺之后，无奈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无“根据地”、远离土地，远离家乡，无牵挂地进入一个个“城市”，这样一来，就为买办资本和新生资产阶级准备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美国和买办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榨取中国最廉价的劳动力，让中国在极度困境中牺牲环境，倒贴资源，为美国，为世界打工，把污染留给自己，把享受送到国外。
居民消费要素主要是衣、食、住、行、学、医等，现在，住可能占到了收入的90%，其余10%被衣、食、行、学、医分配，这其中，学和医又占了大头，那么，能给食的还有多少?假如把这个比例颠倒一下，让食占到80%，那粮食还那么廉价，农民还那么撂荒吗?还有那么多农民别妻离子出外卖苦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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