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个叫王占阳的教授与解放军的几个同志(彭光谦、昆仑岩等老师)在环球时报年会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主题是腐败问题和颜色革命谁对中国危害最大的问题。这场辩论中王教授阴险的观点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感。
王占阳教授，何许人也?百度百科昨天的介绍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民生研究员特约研究员。中国第五纵队国内主干成员。”也就是说，与我们解放军的几个同志交锋的是一个“中国第五纵队国内主干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解放军同志不但要在军事阵地上与敌人作斗争，也在舆论阵地与错误的观点作了坚决的斗争。我们为在舆论阵地反击错误观点的解放军同志叫好!
王占阳教授在辩论中大放厥词，抛出了几个极阴险的观点：
1.“你怕什么颜色革命?对知识分子不要担心，知识分子是秀才，不会影响这个国家怎么样的，关键就是那些带枪的腐败分子最吓人。”
2.“颜色革命这个词在引入中国时被泛化了，泛化成带有普遍性的概念，这就需要重新界定，天下好像没有无颜色的革命所有的革命都是有政治色彩的，共产党革命是红色革命，改革开放推进市场化是蓝色革命，邓小平在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说中国要搞民主化，那也就是共产主义，是红色革命，红色革命再加上市场经济就是粉红色革命。如果把颜色革命彻底否定，那就等于把蓝色革命和红色革命全部否定了，我们的话语体系也就全崩溃了。”
3.“香港算不算颜色革命?从外界因素的介入角度来说是。但美国等西方势力是否介入了香港问题，目前并没有确凿的根据，更多的是推测。以推测作为基础，这是大问题。”
看了王教授的这些讲话，我简直吃了一惊。这些话是出自一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的嘴吗?他首先把颜色革命和腐败问题主观地分割开来讨论，说“颜色革命不可怕”，还别有用心的指出“带枪的腐败最吓人”;继而又把西方帝国主义实施再殖民的颜色革命同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最后还丧心病狂地指责中国“没有确凿的根据”就“以推测作为基础”说美国介入了香港“占中”事件，“这是大问题”。
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吗?起初，我们还以为这是西方派来的特务，但我们再次仔细看了这位王占阳教授的简历就是那么清楚明白地写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民生研究员特约研究员”，这显然是错不了的啦!那么，这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葫芦”里面究竟卖的什么药?我想只有王占阳教授心里最清楚，我向王占阳教授请教下面几个问题，就是为了把他“葫芦”里面的药弄清楚。由于葫芦又可以称作壶，所以，题目就叫“探‘壶’求药“了。
一.能不能把腐败问题同颜色革命割裂开来讨论？
对于王占阳教授把腐败问题和颜色革命主观地割裂开来加以讨论，究其孰重孰轻，我认为是没有讨论价值的。因为，这样的讨论就像争辩肠子上的肿瘤和胃上的肿瘤哪一个危害更大的问题一样，凡是对肿瘤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无论哪一种肿瘤都有问题，都要进行治疗，但是对付肿瘤的关键是如何改变生长肿瘤的体质问题。对中国而言，这个“改变生长肿瘤的体质问题”就是要把腐败问题和颜色革命问题放在阶级斗争的社会基本旋律里加以考虑，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进行治疗，才能使腐败问题和颜色革命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把这两个问题分割开来讨论谁的危害更大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政治弱智。作为拥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民生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等诸多头衔的王占阳教授会是政治弱智吗?显然不是!但是，那又是什么呢?
二.“秀才”的腐败就可以无视吗？
王占阳教授说：“对知识分子不要担心，知识分子是秀才，不会影响这个国家怎么样的，关键就是那些带枪的腐败分子最吓人。”
李铁映同志说过：“刀可以杀人，笔可以摄心。”可见笔的重要性。今天的许多崇拜西方价值体系的“秀才”(俗称公知)掌握了中国的“笔”(舆论权)，他们在西方势力的资助下，利用业已掌握的“笔”，替西方垄断资产阶级鼓吹美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宣扬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描绘的跟天堂一样。貌似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连月亮也是西方的圆。这种“秀才”(公知)利用掌握的“笔”，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进行交换，试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以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这难道不是腐败么?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是怎么垮的?不就是整个国家的都充斥着对西方价值观的无限崇拜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所致吗?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西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能成功吗?翻开和平演变史，我们不能发现，恰恰就是这些掌握了“笔”的崇拜西方价值体系的“秀才”(公知)在鼓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他们在颠覆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是他们在搞学术思想腐败，搞舆论霸权主义，搞网络法西斯。对于这样的腐败，我们可以无视吗?当然，中国也有一些坚持公平正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气节的学者，比如昆仑岩、张宏良、孔庆东、王立华、吕永岩、艾跃进，戴旭、朱继东、尹国明、司马平邦等同志(由于篇幅问题，我就不一一列举)，但是，这些坚持公平正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气节的学者往往遭到西方势力和西化派腐败“秀才”的围攻和打压，封杀博客，封杀微博，封杀网站…等等手段不正是西方势力和西化派腐败“秀才”搞舆论霸权主义和网络法西斯的铁证吗?
王占阳教授还说“带枪的腐败分子最吓人”，这简直就是别有用心，带枪的腐败军人显然不能代表整个人民解放军，我们相信军队中存在腐败分子，但这是局部和个别的。而今天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的腐败就远比军队的腐败严重得多。人们常说，中国现在舆论界和学术界都沦陷了，可有多少人说人民解放军沦陷了?王占阳教授回避了舆论界学术界基本西化、腐化的严重局面，把矛头对准人民解放军，这显然不是无心之语，这是对目前以习总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动反腐运动的抵制，他希望人民把眼光只聚焦在军队腐败上，从而无视舆论界学术界的严重腐败。王教授这一招“围魏救赵”是极其高明的。他企图使我们按照他“指引”的办法做，把全部反腐火力集中在军队，这样就极有可能搞乱人民军队的稳定，舆论界学术界的西化派就可以趁机鼓吹“军队国家化”的调子，彻底颠覆党和国家的坚定柱石--人民解放军，而舆论界学术界的腐败分子则可以逍遥法外，继续安然无恙地替西方势力在中国稳步地实施“西化洗脑工程”。但是，这个算盘恐怕是打错了，因为以习总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既不会放过军队中任何腐败分子，也决不会放过舆论界学术界的腐败分子。想搞乱人民军队，想替舆论腐败和学术腐败分子解套，想“围魏救赵”，党和人民会答应吗?
三.颜色革命能与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吗
从目前绝大部分的颜色革命看来，都是西方国家操控的对属于前苏联政治军事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实施政权更替行动。颜色革命后，几乎每个上台的领导人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都必须依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其国家也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否则，西方国家就会继续实施颜色革命，直至完全亲西方的资产阶级上台。说的直接一点，颜色革命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对颜色革命发生国实施的再殖民。
而我们的新民主民主革命则是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无产阶级政权。
颜色革命能与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吗?
四.香港占中行动难道不是颜色革命吗？
王占阳教授说：“香港算不算颜色革命?从外界因素的介入角度来说是。但美国等西方势力是否介入了香港问题，目前并没有确凿的根据，更多的是推测。以推测作为基础，这是大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香港“占中”到底是不是颜色革命，西方势力是不是介入了香港“占中”。
我们知道，颜色革命至少有两个关键要素：1.西方势力的操控;2.亲西方的资产阶级代表组织实施。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香港“占中”行动都是属于颜色革命的，因为西方势力和香港西化民主派(亲西方的资产阶级代表)一直在操控着香港占中行动：从事前美国议员与香港西化派头目会谈鼓励，到“香港美国中心”培训大批名“占中”骨干;从西方派人在香港各个高校多次开“占中”行动的协调会，到对“占中”行动提供经费支持。哪一件与西方势力无关?
下面，我们可以看一看西方帝国主义和香港西化民主派之间是如何导演非法“占中”这场政治闹剧的。
(一)西方势力对“占中”的经济资助
美国国务院背景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自一九八三年成立后，每年从国会获得约七亿八千万港元的拨款，再透过各地的美国机构或组织，暗中出钱出力推动各地民主发展。香港的西化民主派就一直通过各种结构或组织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获得资金，他们组织的“占中”的表面被伪装成以争取“普选”为诉求的民主行动，实际上却暗中接收以美国国务院、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全国民主研究所为首的西方国家机构在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
(二)西方政客对香港“占中”的政治支持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与香港大学共同成立了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CCPL)，这个组织的网站上明明白白地显示“CCPL的成立目的是要在政改谘询的过程中，扩大公民的意见”。
“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在2006年至2007年就是CCPL成员之一。2013年至2014年，戴耀廷虽然已不是成员，但至少3次出席该组织的会议，并领导该中心的一项有关政制发展的研究计划。
公民党主席余若薇多次出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赞助的活动。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也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有密切接触，他早在1997年就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颁发民主奖项。今年4月，李柱铭更与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华盛顿与美国副总统拜登会晤，又在当地一个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举办的讲座中演说，大谈如何推动香港的“民主”进程。
(三)西方势力对“占中”骨干进行培训
香港中文大学设有“香港美国中心”，垄断了香港8所大学的通识教学教材。“港美中心”主任为侯儒楷，侯儒楷是美国驻港总领事夏千福的“师父”，夏千福早年在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工作时曾与他共事，两人关系密切，“侯儒楷在夏千福上任后3个月出任港美中心主任，显然夏千福是要借助侯儒楷贯彻落实美国香港政策”(《文汇报》)。侯儒楷是美国情报部门的老牌特务，却从未有任何学术界资历，却被聘为“港美中心”主任，而“港美中心”最近一个活动就是鼓动学生示威游行。“港美中心”本年3月15日至16日进行了两天一夜的“工作坊”，“名正言顺”培训年夜学生作为“占中”主干，“工作坊”由一些政党要人、国际学者及神秘人物授课，教学生如何面对大型示威抗议活动中的“谈判策略”，并为香港普选定下所谓的“不可退的底线与立场”等。
(四)西方势力对“占中”骨干鼓励打气
公民党英语组、“香港2020”9月5日晚举行会议，邀请外籍人士讨论政改，出席者包括两名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美情治人员和外国学者等40人，前经济司布简琼(ElizabethBosher)更是被陈方安生和李柱铭等人亲自送入会场。会议由公民党主持，发起罢课的“学联”和“学民思潮”等均派代表出席。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曾任职美国国防部和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的丹·盖瑞特称，“这次回美国向顶头上司汇报目前香港所处境况及我在港推动的工作进展。华盛顿要求继续在香港推动民间、社会力量争取民主诉求运动，尤其是推动青少年在社运扮演先锋角色”。他还承诺，“美国会保护学生领袖，包括赴外国留学、定居”。
(五)西方媒体称香港“占中”为颜色革命
尽管在王占阳教授眼里，香港“占中”行动不算颜色革命，但西方媒体却作了鲜明的定义，即“占中”实际上就是世界上一些地方曾经多次上演的街头政治、“颜色革命”在香港的翻版。香港“占中”非法启动以来，一些西方媒体欣喜若狂，毫不掩饰地公开宣称香港“占中”是一次“颜色革命”。美联社以“雨伞革命在香港扩散”为题对香港“占中”加以报道;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将香港“占中”称之为“雨伞革命”登上了杂志封面;英国《独立报》也将香港“占中”称之为“雨伞革命”;英国《金融时报》更是以《雨伞革命让人质疑一国两制》对香港“占中”进行报道;《华尔街日报》以《香港民主觉醒》为题，称香港人“现在终于明白到只有争取，才有机会得到民主”。法国《解放报》干脆称“占中”为“香港之春”。
我们不明白，面对如此多的客观事实，王占阳教授怎么就偏要说“美国等西方势力是否介入了香港问题，目前并没有确凿的根据”?居然还以此为由，给自己的国家扣了一个帽子—“以推测为基础，这是大问题”。经过两个多月非法“占中”，让香港人民看得清楚，“占中”不是获得民主的钥匙，只不过是某些人获取私利的捷径，所以，支持“占中”的人越来越少。今天，香港政府对“占中”分子开始进行清场。这说明，西方势力和香港西化民主派试图劫持民意，扰乱香港民主进程，毁掉香港人民福祉的阴谋注定是要失败的。其实，王教授心中的“大问题”恐怕不在“没有确凿的根据”上，而是不甘心西方势力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不情愿香港西化民主派的阴谋失败了。
我们应该这么说，如果真有人能够把“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演绎到极致的话，我们认为王占阳教授一定算一个。所以，一个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不讲社会主义，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民民主专政，一味地推崇颜色革命，鼓吹资产阶级宪政，把资产阶级的颜色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相提并论，把颜色革命讲得如此美好，貌似颜色革命就是进入天堂的钥匙一般，我们对此也就毫不奇怪了。说到这里，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个人，那就是大汉奸汪精卫，他当年也是把投降卖国当做“曲线救国”，把日寇侵华美化为建立“东亚共荣圈”，号召国民跟随他和伪军一起投降日寇，最后进入美好社会-“东亚共荣圈”。这时，我们会有趣地发现，王教授和汪精卫两人在美化一件极卑劣极丑陋的事情上，其功底真是不相上下。
这场辩论过后，那些掌握着“笔”的“秀才”都跑过来为王教授欢呼雀跃，难怪各个网络媒体都挂出大标题“学者王占阳舌战三将军”，更有媒体直接喊出“王占阳好样的”。昨天，百度百科王占阳的介绍里还有“中国第五纵队国内主干成员。”今天百度百科这条介绍就被掌握着“笔”的“秀才”轻松摘掉。对王教授和“秀才”不服不行啊，只是这样让我们越发对王教授“葫芦”里的药感到好奇。
王教授，您的“葫芦”里面究竟卖的什么药?
2014年12月11日 写于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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