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著名学者，京鼎律师事务所学术顾问王占阳先生最近在《中国与世界观察》发了篇文章叫《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危险期》，各个网站上都有人转帖，影响很大。作为精英群体的代表，这篇文章一样是通篇言不及义、谎话连篇。贫道就分析一下这篇文章。
王占阳的文章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讲中国发展机遇问题。他认为：“如果建国初期采取同时与东、西方两大阵营友好的外交政策，中国本来是有机会搭便车的，但这个机会却被毛泽东的‘一边倒’给弄丢了。等到粉碎‘四人帮’后再来搭便车，实际已经是末班车了。原来以为这班车可以一直搭到现代化，所以才有所谓‘发展战略机遇期’之说，没想到我们还没达到目的地，人家就已经到站了。”既然便车没办法搭了，“过去搭便车式的繁荣所缓解和掩盖起来的各种深层次的重大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无法缓解和掩盖了，因而现在也就到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正面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了。”
第二部分讲“扩大内需不仅是当前的反危机措施，而且更须成为我国长期实施的基本战略措施。是否能够从根本上长期、有力、充分地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普通公民的消费需求，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中心环节。目前，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性障碍，因而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关键也正是深化改革。”而所谓改革，就是解决“解决国民收入逆向再分配、国富民穷、国企垄断和掠夺、国企压抑民企、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
第三部分没什么中心，无非是喊叫改革的必要性而已。其中再次强调“巨额资金主要是投向国企，国企又不将其巨额利润用于公共服务，所以它又是使低效益、不公平的旧体制更加强化的道路。”只能算老生常谈。
王占阳的文章典型反映了中国精英集团轻浮的文风、鸵鸟式的研究态度以及因无知而无畏的作风。
王占阳毫无根据地判定自40年代末西方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次“发展机遇”，而且这个搭便车的机会一直持续了50年，是毛泽东“一边倒”政策使中国失去了30年的机会，到80年代已经是“末班车”。作为共产党中央养的学者竟然不加论述地概括出一个从来没人描绘过的世界图解，真是不可思议。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有过“便车”吗？50年代存在西方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的事实吗？根本没有。40年代前世界还处在殖民期，这个时期倒是有西方产业资本投资殖民地掠夺矿产和农业资源。此后反殖民运动风起云涌，各殖民地纷纷独立，西方产业资本很少向发展中国家投资了。西方国家对外投资主要是在西方集团内部，从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对外投资75%集中在西方国家集团中，少量投入到他的盟国中。整个西方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所谓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是90年代。1990年到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大量跨国公司，也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现的，但是由于90年代是西方购并高潮，60-70%的直接投资还是在西方圈子内部。西方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大量投资的高峰甚至是新世纪而不是90年代。因为这时网络泡沫已经破灭，西方国家各公司大规模购并也结束了。中国从1995年到2001年年均获得外商直接投资628亿美元，2002年增长到828亿美元，接着两年是1151和1535亿美元，成为超过美国的吸引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所以，也就是说，近20年来，中国不是搭了末班车，而是坐了趟头班车。
如果说50年代到80年代有什么西方提供的“机遇”，那就是贷款。贷款是要还的，为此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曾深深陷入债务危机，并且不得不做美国的经济附庸。另一个机会就是直接做美国进行东西方对抗的马前卒，如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因为支援越战获得美国和西方大量援助。但说透了，这些国家加起来也不用美国花费多少。就算中国愿意充当美国对抗苏联的马前卒，美国给那仨疙瘩俩枣也不够中国添牙缝的。
这就是中国的所谓“学者”，凭空杜撰出一个自50年代就开始的“历史机遇”来蛊惑大家，让中国人以为这个“发财机会”早就有了，是共产党执政60年的前半段拒绝了这个机会，以便捶胸顿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骂共产党、骂毛泽东。
第一段另一个问题是真的存在“如果”吗？中国真的有“同时与东、西方两大阵营友好”的可能吗？黎阳曾经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
远东对苏联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区，让苏联失去远东是不可能的。而苏联控制远东的要害在于控制中国外蒙和中国东北。如果在这两个地方被敌对国家控制，远东安全是不可想象的。早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就试图采取“与两大阵营友好”的策略。结果苏联早就在雅尔塔会议取得中国的旅大驻军，控制了连通中苏边界和旅顺的铁路的权利。苏联这样做，目的就是一旦出现东北敌对，苏联就完全可以以外蒙模式或者满洲国模式肢解东北，甚至肢解新疆。斯大林做这些事是不会犹豫的。因此，在解放前后，中国不存在向美国一边倒的可能。
与“两大阵营友好”完全是孩子说的话。如果这两大阵营在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处于友好或者和平共处条件下，还有一说。但事实是自40年代末东西关系就严重对立了。作为一个极端贫弱的国家，一个全体党员都是靠“为建设一个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怕流血牺牲”信念过来的组织，就算不考虑国内问题，也做不到两边不得罪。在两大阵营以冷战方式对抗的世界格局中，夹在两强当中的弱者“两面不得罪”的结果只能是“两面不讨好”，照样要受到美苏两家的夹击。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以讲“历史的如果”为能事，不如去写小说。
在第二部分把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归结为“国富民穷、国企垄断和掠夺、国企压抑民企、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城乡二元结构”。有证据吗？没有，这是精英集团论者的基本特点。
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确实是事实，而且是“搭便车”的结果。下面是1980年以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
1980：51%
1990：50%
1995：47%
2000：45%
2005：38%
2007：35%
也就是说，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下降（指与经济水平相比）恰好是在“搭便车”最顺当时期。便车搭得越舒服，居民消费水平越低。而这个时期，又恰好是国企大量改制时期，国企处处让着民企时期。
与此同时，谁消费比重在增加呢？是美国。全球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都在下降，只有美国在上升，而且只有中国下降幅度最大。下面是1980年到2006年主要西方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消费占GDP比重变化情况：
美国：14.3%
中国：-35.9%
西方其他国家：-3.0%
新兴市场国家：-9.2%
也就是说，是中国牺牲了自己居民的消费，满足了美国居民消费，才形成中国居民消费急剧下降。这与国企什么关系呢？
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下降，是居民需求不足造成的。居民需求不足并不是普通居民，尤其不是农民的消费率低，而是富裕阶层的消费率低。中国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的消费率非常高。下面是2006年农村从低向高排每20%群体居民支出占现金收入的比重：
最低20%：134%
较低20%：103%
中等20%：94%
较高20%：87%
最高20%：76%
也就是说，40%农民一年现金收入低于现金支出，挣一分钱花一分钱，甚至要靠借款花钱。同时意味着，中国80%农村居民消费率达到105%。全部农村居民消费率达到99%，接近挣的钱全部花完了。城镇居民也是如此，除了最低收入群体消费率达到104%以外，10%低收入群体也无非是96%，也就是说，中国有一半低收入群体现金消费率接近100%。因此，中国人不敢消费、不愿意消费是由于中国储蓄率高就是谎言。
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贫富差距过大，低收入群体收入过低。而低收入群体收入过低的主要因素，是农民工工资收入过低、缺少劳保福利造成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中国消费情况大致如下：
2006年，占人口8.5%的城镇收入最高居民消费占全部消费的56%，占人口63.2%的居民（包括城市40%低收入群体和农村80%低收入群体）消费占总消费的30%。前者人均消费38252元，后者人均消费2704元，月均225元。前者是后者14倍。其中有6312万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只有473元，月均39元； 7499万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只有560元，月均47元；1.15亿农民平均年收入1191元，月均100元。
按照夏小林在《最大的不和谐：劳资关系》一文数字。2005年国有制造业单位年平均工资为16963元，当年在制造业的农民工年平均工资为9360元，相差7603元。也就是说做同样工作，农民工比国有企业职工少拿45%工资，这还不算养老、医疗统筹，加上这些，农民工要少不止一半工资。同样数字可以从全国工商总局统计的2003年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年工资（其中私营企业含奖金和分红）印证：当年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14577元，私有企业是8033元。私企和外企主要雇佣了农民工，这也反应出这个情况。
2008年我国农民工占非农就业劳动者的一半以上，达到2亿多（总工会数字为2.3亿）。正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性收入比他们实际劳动贡献起码少了一半，造成劳动者收入水平大幅下降。如果农民工能够拿到国企职工的工资福利水平，那么非农产业的劳动者收入总体就提高25%。
因此，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低的根本原因，是雇佣农民工的私企和外企长期大幅度压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造成的。这怎么会与国企有关。精英们一方面聒噪国企职工工资太高、福利太好，一方面说国企造成了居民需求不足。一把刀两面砍，有这样说理的吗？
王先生说造成居民需求不足是因为国富民穷。国富民穷只能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过高，政府消费占全部消费比重过高才能体现。中国这两方面并不突出。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一直过低，90年代以来以超过GDP增长速度增长，到2008年也还没到20%，而2006年世界平均为26.9%，发达国家平均27.3%，除了美国，多数发达国家在33-35%左右。按联合国数据，2004年，中国政府消费占GDP的14.5%，而发达国家一般在17-19%之间。很难证明中国政府存在政府收税过高、花钱太多，因此，国富民穷很难成立。
尤其难以理解的是，作为经济研究的专家，怎么能把“国企垄断掠夺，国企压制民企”作为消费不足的原因？垄断与掠夺是生产问题，与消费八竿子打不着。压制民企是原因吗？是民企给职工工资福利高，压制了民企等于降低了低收入群体收入吗？显然更不对，因为国企工资福利几乎是民企的两倍。压制一下民企，低收入群体收入还高点。真搞不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是怎么做学问的。
至于城乡二元结构是消费不足的原因，也说的不伦不类。城市搞工业和服务业，农村搞农业，这本来就是二元经济活动。中国是这样，美国、泰国都是这样。中国的问题在于农民从身份上、政治待遇、经济待遇上与城市人不同，这才是问题。也就是说要解决的问题很简单，就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但即使给农民以城市身份，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收入问题。只要不解决低收入群体收入问题，什么也解决不了。
不提供数字硬用判断句，不顾事实张嘴就来，是精英们的习惯。王先生在第三部分再次强调“巨额资金主要是投向国企，国企又不将其巨额利润用于公共服务，所以它又是使低效益、不公平的旧体制更加强化的道路。”首先，自从1986年拨改贷后，一般国企很少获得什么“巨额资金”，都是贷款。就算这次4万亿投资，有一分钱以拨款形式给了除铁路以外的国企吗？铁路投资过大，回收期过长，而且对中国来讲是有一定“福利性质”的行业。一般企业进行更新改造或者上新项目，老板通常要直接投资一部分钱的。但1986年以后，只有私企、外企给自己的企业投固定资产，国家从来不给自己的企业投固定资产，这本来就够古怪了。本来没有的事能张嘴就说，很不厚道嘛。工业行业中，到1996年，国企资本金占总资产比重只有22%，而外企达到39%，港澳台达到35%。到2007年，国企固定资产贷款比重占到46%，而私企和外企只有16%和19%。国企经营环境比私企和外企差远了，因为自己的老板放手不管了。
最可笑的是，王先生竟然说国企“不将其巨额利润用于公共服务，所以它又是使低效益、不公平的旧体制更加强化的道路”。这句话说出来经过考虑了吗？一方面国企有“巨额利润”，一方面国企“低效益”，一个低效益的企业怎么会有“巨额利润”？就算指鹿为马也要么是鹿，要么是马呀！
国企真的有巨额利润不服务于公共社会吗？国企确实垄断了烟草、石化、发电等行业。但2007年仅仅这三个工业行业就纳税9193亿元，加上上交的1000亿利润，总计纳税相当于外企和私企加起来税收的71%。工业行业里国企完成36%的销售，上缴税占全部税收的57%。国企百元销售完税是私企、外企的2倍和2.7倍。即使算同样行业，国企都比私企和外企完税水平高，一般高出10-15%，而都是饮料行业，国企销售完税率达到12.7%，私企只有6.5%，国企还是接近私企的2倍。
由于国家除了铁路、军工等不再给企业追加投资，因此国企的发展只能靠留利。私企和外企交给老板利润，老板还拿出来追加投资。因此，这才是“不公平的旧体制”！2007年，电力、石化、烟草、钢铁、有色、煤炭行业实现利润8000亿元，占全部利润的75%。但这些行业都是需要进行巨额投资的项目。国企受国家政策指导力量很强，要你亏你不得不亏。2007年石油冶炼国企全行业亏损53亿人民币，但照样上交689亿元人民币的税收。
当然，现在的国企已经不是过去的国企，领导也不再下车间，工资拿得不比外企私企拿得少。加上20多年以贷款扩张，国家投资部分已经稀释，算不算“国有”都难说。
这些年来，中国主流精英们由于独占舞台，加上“不争论”，确实说得嘴滑了，什么话都把不住门，想说什么说什么。既不需要论证，又不需要举例。最后显得像傻瓜或者儿童一样。人就是这样，用不着的功能就会退化。
其实动物也一样，就像
╭︿︿︿╮
{/ o o /}
( (oo) ) ，只要不再需要掘树根和与猛兽打斗，獠牙就没用了，只用哼哼几声就能有东西吃了。
王教授显然已经不具备做研究的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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