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即发生在1959-1961年的特大干旱，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遭受全局性的连续旱灾，而且1958和1962年也是较大旱灾年，因此从1958年旱象露头到1962年，重旱持续了大约5年，特别是1959和1961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活跃，迅速西移北上，中国江淮地区梅雨不明显，伏旱来势猛，持续时间长，副高西侧暖湿气流偏西偏北，降雨集中区北挤压到黄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及东北地区，从而形成“北涝南旱”、旱涝并存的格局，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在空间上上，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干旱以黄河流域、西南、华南为主，1961年春、夏、秋以东北平原、长江中下游连续干旱为主，1962年春、夏、秋主要为黄淮河流域、东北的干旱。文献《近500年来特大旱灾研究》指出：“1874-1879，1959-1960年的大旱，灾害等级为3级重旱，频率为100年一遇”;“与1959-1963年相比，全国受灾面积尚未突破1959-1961三年特大持续干旱时3812.5万公顷最低值。”
三年自然灾害充分表明了传统自然经济的脆弱性，而改变这种脆弱性恰恰是党中央发动“一化三改”和“大跃进”的根本原因。
从1949年到1957年是新中国建国之初的一段黄金时期，风调雨顺，政通人和，由于废除了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在不足十年的时间里，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一倍，直指40000亿斤(2亿吨)大关，较解放前最高水平增加了30%，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也达到300kg(实际上直到目前印度人均产量也停留在中国60年代初闹饥荒时候每年200kg的水平)，但是这也几乎是传统小农经济的极限，农业生产条件仍然落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化肥产量虽然增加了几十倍，但由于基数太低，对于整个农业生产仍然微不足道。
大跃进失败表明，微薄的农业剩余产品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基本建设，同时也表明，老天爷是靠不住的，不可能一直风调雨顺，传统小农经济在天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因此也无力为工业化和基本建设，提供剩余农产品。打破这一死结，只有通过集体化和工业化，实现农业的水利化、良种化、化学化和机械化。
历史无法假设，但是如果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提前进行几年，或者全局性的旱灾晚来几年，农业水利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可能就没有三年自然灾害了。
实际上，大跃进的1958年，虽然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当仍是我国农业史上一个粮食生产的峰值年，除去浮夸的水分，粮食产量仍然在历史上首次及其接近40000亿斤(2亿吨)大关。但是在随后出现了长达了连续4年的大面积旱灾(局部洪涝)，而1962年旱灾结束后，海河、黄河流域又连年洪水，1963年海河南系发生百年不遇特大洪水，黄河多年多水多沙，把三门峡水库淤成“泥库”。在大跃进已经偃旗息鼓，公共食堂因为缺粮无法再办下去的60年、61年，粮食产量比58年降低了30%。即使搞“三自一包”的63年和64年，粮食产量仍然低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58年。
中国粮食产量稳定在2亿吨以上，已经是开始“农业学大寨”以后。以人民公社为基础，政治挂帅、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学大寨”，大搞水利化和农田基本建设，其实另一种形式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把大量的劳动力固结在土地上，在经济上可能是低效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唯一方式，我国一半以上的农田灌溉面积、八万多座灌溉水库的绝大部分都是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完成的。文革开始后，仅用了六年时间，粮食总产量就从1965年的不足4000亿斤跃升到5000亿斤台阶，并用了7年时间从5000亿到跨越到6000亿斤(1978年)台阶。
在农业集体化的后期，1972年和1978-1982年都遭遇了严重旱灾，但由于农田水利化已经初见成效，大旱并未有大灾。只要保障灌溉水源，干旱条件下，光热充足，作物光合强度反而较高，加之病虫害较少发生，反而有可能获得较高的单产。水库和平原井灌区，其水源储备一般可以应对两至三年连旱。同时，灌区也具有防洪除涝的作用。灌溉水库，特别是大型水库一般都具有蓄水防洪或者削峰的作用，可以减少洪水对下游灌区的危害。干旱年份和季节开采地下水，降低了地下水位，可以促进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有助于减轻内涝危害和渍害。
当然1958-1962年的大范围旱灾，其程度还达不到百年一遇。晚清同治年间“丁戍奇荒”以后，20世纪中国最严重的旱灾始于1997年，黄河中游地区大约结束于2003年(50年一遇降水)，而海河流域从1997-2006年，10年时间内，除1998年为平水年外，均降水偏枯，甚至严重偏枯，北方部分地区如宁夏中部干旱持续的时间更长。2005年以后，重旱又开始出现在西南和华中地区，但是由于农业水利事业的大发展，虽然小部分地区受旱严重，但旱灾对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并没有造成全局性影响。
实际上，我国农业丰收所依赖的农业基础设施，很大一部分都是人民公社运动的遗产，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大批灌溉水库开始为城市和工业供水，可以说没有人民公社就不可能有农业的现代化甚至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也会受到影响。
五八年“大跃进”犯了很多错误，比如说社会生活的军事化，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把“大办公共食堂”作为了党的一项中心工作，这就如同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抓禁酒一样可笑，明显的主次不分，也就是主席在文革期间批平的“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纠正，势必搞修正”。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最大的失误在于：由于浮夸风对粮食安全做了不切实际的判断，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挖了粮食库存，造成在接踵而来的灾荒中抵抗能力下降。
实际上“大跃进”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为纠正“左”倾错误还是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在1959年春夏之交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主席连续写了六篇《党内通信》，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五篇都是针对农村问题，甚至有一篇是一竿子捅到底，针对省、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六级干部，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毛泽东同志在信中表达了他对农业的重视和忧虑，至少他并不相信已经一劳永逸的解决了粮食问题。“省级、地级、县级、社队、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怀疑，中年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达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的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以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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