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在视频问题上的理性趋向值得肯定
――兼谈寻求社会共识的必要性
杨恒均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公知,自称“民主小贩”,在视频事件发生后,在自由派一边倒地挺毕的情况下,他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虽然他的声音同时受到了来自一些左派和右派的拍砖,而且他的观点本人也并不是完全赞同,但是我觉得在他的帖子中表现出来的超越自身倾向性的相对比较理性的趋向值得肯定。
在一长段时间站队方式的激烈对抗以后,最近在左派和右派中都出现了一种相对比较理性的“求同”趋向,虽然还没有成为主流,但是却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趋向。
在左派中,在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上能够超越倾向性,表现得比较理性,比如对柴静的片子,尽管明知道她的动机是为了推进能源的私有化,但是没有因为这样就否定她关注环境保护问题的正确和合理的部分。又比如对区伯的事情,尽管很清楚少数右派大做文章的动机是借此挑起民众与政府的无条件对抗,以从中渔利,但是对于有关部门可能存在的不当做法,同样发出质疑的声音。
在右派中,有几位代表人物最近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
一是中国青年报曹林在题为《没有对基本事实的认同,就无法对话》的文章中说:
“与体制内部分人秉持‘越左越安全’对应的是,网络舆论场中流行着一种对立的态度,就是‘越右越正义’。对国家和政府越表现出激烈的批判姿态,逢中必反对,逢美必叫好,越是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在自由放任和无政府上走得越彻底,越会喊自由民主的口号,越容易被打扮成正义的‘斗士’,受到部分网民的追捧和欢呼。在这种‘越右越正义’的氛围中,甚至连杀警察的杨佳都被捧成了斗士。”
二是陈有西在题为《对改革最大的威胁,来自极左派和极右派》的文章中说:
“我觉得对改革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极左势力,他们反对一切改革,甚至主张回到文革。对改革的第二大威胁,来自于激进的极右派,他们不是在推船,而是在拆船,不是在补船,而是希望船早点沉掉。”
三是孙立平在题为《系统清理权贵恶政才是改革出路》的文章中说:
“要注意到,权贵集团作为整体行动的能力并不强,但形成整体意识和默契的能力是很强的。特别是在追逐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充分的发挥。这时,历史性选择的关口出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满陷阱。前一段时间,我就在讲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
由于这几位的自由派立场,要求他们完全客观公正评价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能够这样表示态度已经非常难能可贵。如曹林的对“对国家和政府越表现出激烈的批判姿态,逢中必反对,逢美必叫好”的做法的批评。如陈有西对极右派的沉船的做法的反对。又如孙立平对“右”与权贵之间的关系的认定,都是很有标志性意义的。这些话,如果出于其他人口中,肯定被自由派骂成“五毛”,但是出于几位自由派的重量级人物口中,意义就不同了。
在中国的两派中,右派由于占据话语权,对国家政策的决定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左派以及受其影响的中间派占大多数,常常可以让右派很多事情做不成,右派梦寐以求的某些东西已经喊了很多年,为什么就寸步难行?就因为大多数人不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对不跟他们走的大多数人大开骂戒,但是大家对此不理睬,于是只好大家耗着。
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的国家,都会出现这种群体利益冲突的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在于,认同彼此的重要关注和核心利益,并且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才可能达成社会共识,收到共赢的效果。
杨恒均在他的题为《央视应续用毕姥爷的13条理由》多多少少也表现出超越倾向性的理性趋向。下面摘录他的文章的部分段落并且进行简单评论:
……
“有不少网友抬出了美国宪法,说在美国是可以批评甚至辱骂华盛顿的,还举了一个媒体的例子来说,从而引出言论自由,这当然没错,我也常常借题发挥,但用在毕姥爷身上就不恰当了,因为迄今为止他没有被起诉,也没有触犯法律啊。他如果被开除,也不是因为违法吧。”
“毕福剑被央视辞退或者冷藏起来,也不是因为他的违法,而是他违纪。那些引用美国宪法允许批评攻击领导人的应该知道,美国政府雇员受到纪律约束,对过往与现任最高领导人不能出言不逊与顶撞,否则一旦曝光,基本都得辞职走人,美军驻伊拉克司令就是这样辞职的。”
“央视是政府的‘媒体’,是纳税人钱养的,所以不能算是西方意义上的媒体,受薪人员也需受到约束,这也是职业道德,正如公司雇员如果顶撞老板,会走人一样。所以说,很多人引用为毕福剑辩护的美国言论自由的例子这里并不合适。他们试图从法律、纪律与职业道德、道德(告密者)方面为毕姥爷辩护,却不知道毕姥爷引起的最大风暴是:政治层面。”
……
“我们看到,一旦牵扯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法律、规章甚至个人品德,一下子都要靠边站。即便拿那些东西做辩论工具的,也只是利用而已,他们其实心中早就得出了结论——那结论是根据这个标准得出的:这哥们到底说了什么,他说的事是不是对的?当你不认同一个团体(或国家政权)时,你自然不会遵纪,甚至不愿守法。你只关心:他是不是和我观点一样?”
“可因为政治层面不能够畅所欲言,有人就从“政治正确”出发借用法律、规章、和人品做武器,甚至有所歪曲,这个不应该。评论一度全部偏差到“告密者”身上,其实毕姥爷这件事和告密没有太大关系,中国深受告密之害,但作为央视名嘴,参加外国人在场的活动,别说中国,就是美国和澳洲,也不能算是私下场合(这也属于入职协约一部分),我今天专门就此请教了澳洲政府部门的朋友。拍摄者公开了录像而不是去告状,他也许想不到是这样的结果。”
“一些评论者陡然把评论焦点引到‘告密’者身上,且引起了共鸣,但我可以理解很多人发现毕姥爷原来是‘我们一伙的’而生出了保护他的愿望,可你也不能就此把一位揭露央视记者内心世界的‘真正英雄’一下子打成告密者吧?如果他拍摄的是一位五毛的‘丑态’从而让他身败名裂呢?如果他拍摄了长期在央视不敢说真话的毕姥爷从而引起了热议并最终导致重评LBY的呢?”
“告密者的前提是你已经否定了那个东西的合法性,讨厌那个机构,保护好人。但如果是在一个合法国家与机构里为政府和人民工作,在一个外事场合谈论此事,被揭发出来,那叫告密吗?那么,揭露贪污腐败的人叫告密吗?保护好人重要,也不能过度使用“告密者”。我们要保护好人,但不能使用让他们闭嘴的方式保护他们,明白吗?意思是:过分丑化告密者,有可能让我们放弃了改变滋生告密者的土壤。
“很多想保护毕姥爷的人陷入了一个悖论:他们首先不承认ZF,鄙视央视,可他们却想尽一切办法,希望一辈子都在央视呆着,只说了这一次任性话的毕姥爷继续留在央视!这种对央视的鄙视与崇拜,跟很多人一边骂腐败一边希望自己去当官搞腐败一样,反应在评论上,就是矛盾百出。如果你真要保护、爱护毕姥爷,你干吗那么希望他呆在那个受到纪律与职业道德约束的地方?”
……
杨先生最后认为,毕没必要对大众道歉,并且希望央视留下毕姥爷,以告诉美国人:我们的自由比你们的更人性化!同时呼吁“政府要尽快寻求到民众普遍认可的合法性。”
他在后记中提到
“在每一条下面,都有分别来自左和右、支持毕姥爷和反对毕姥爷的激烈点评甚至辱骂,看到最后我突然发现,几乎没有一位愿意看完我全部十三条再评论的,而且一个比一个说话更狠、更恶毒。”……“——莫非这些‘网友’正在用自己极端低下的品格与偏激的观点,来证明当今政府已经有了‘合法性?难道他们才是真正的’卧底‘、水军?”
对于杨先生后面的观点咱就不评论了,杨先生在自由派中也算是有影响的人物,但是他只不过是说出一点点与其他人的不同观点,或者只是指出不应该采取双重标准,居然在自己人阵营中也受到谩骂和攻击,这么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韩寒和周小平的遭遇了。
不过,既然杨先生敢于把自己的在某些人心目中的大逆不道的观点发表出来,说明他已经对此有所准备。不用担心他。
我的观点从来是对事不对人,不管上述那些自由派领军人物的态度变化是根本性转变还是策略性退却,只要是对减少两派无谓扯皮,有利于尽可能达成社会共识的,我们都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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