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潘维教授日前在《环球时报》刊发的《别把爱国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一文，笔者有些不同感想。潘教授强调，“爱国主义是内向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是外向的、进攻性的……因为天然的外向性和歧视性，民族主义很容易演化为帝国主义。”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但基本上是西方的情形，而非中国的情形。
历史证明，一些西方国家的爱国主义往往会越过内向与防御的界限，且伴随着种族歧视，因而常常演变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比如，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和美国的霸权主义，都是外向的、进攻性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
相形之下，中国的民族主义颇为不同。自古以来，大部分中国人以农耕为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农耕的基本条件是守土与和平。因此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军事，乃至武术，以及中国人性格特点与处事方式，都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中国人对和平的热爱基于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是极其真诚的。这和尚武的游牧民族、海洋商业民族大相径庭。长城是一条蜿蜒绵长的防御工事，中国的对外作战一般都是反击作战，中国文学作品中鲜有讴歌战争之作，而多为描述战争的残酷与不幸，即便盛唐时代的诗歌亦复如此。
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带有种族歧视，没有进攻性，而是防御性的，即抵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重合的，所不同的是，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政治性，而民族主义则是带有历史纵深的一种思想文化情感。由于农耕经济模式决定的民族性格与文化特征的影响，在中国号召侵略扩张者，绝不会得到多数人的响应。极少数人言辞极端，不能代表民意，且仅停留于口头而不可能付诸实际行动。
更有甚者，中国自近代以来每当遭受侵略之际，主战派常常不能占据主导，有时反而成了被打压和讥讽的对象。主和派往往主张妥协退让，以割地赔款息事宁人，反对以强硬手段捍卫国家利益。以至于现今有血性的爱国者，常常被冠以“爱国贼”的帽子。这和中国人不尚武的民族性格、处事方式和文化特征有着很大的关系。以此观之，在现实的中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太强了而是太弱了。
所以，把爱国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固然不妥，在西方两者确有区别;但两者也不一定都是对立关系，在中国尤其如此。进一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重合率很高，与帝国主义则遥不可及。
二战后民族主义逐渐被妖魔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政治和舆论策略。其基本逻辑是，我要向你那儿扩张，当然就不喜欢你抵抗。他们自身奉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却披上民主自由的外衣，给世人以很大的迷惑性;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却被妖魔化，似乎成了民主自由的对立物。这实际上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主义为扫除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抗争而采取的政治策略。其结果是极为荒诞的：他们可以放火，我们不可以点灯;他们可以进攻，我们不可以防御。点灯了、防御了，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就是对民主与自由的抗拒。
本文结论是，民族主义有扩张性与防御性之分，两者有本质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对扩张性民族主义，应反对之、抗击之;对防御性民族主义，应拥护之、支持之，至少不要妖魔化它。跟着西方妖魔化中国的防御性民族主义，不仅缺乏道义，且正中他人下怀。(是兰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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