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思潮，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回答直接关系到人民军队的政治性质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关系到是否坚持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重大问题。为此，需要深刻剖析“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论调的实质及其危害。
一、军队和国家的本质特性
关于国家的产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行过深入的论述。他详细考察了人类社会早期不同的家庭形式和氏族社会的发展历程。当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时候，财富被当作最高的价值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用来为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这时候，“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这就是国家产生的秘密。“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同上书，第170页)
军队的产生是与国家同步的，在国家产生之前是不存在军队的，有的只是氏族社会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宪兵队也成为必要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同上书，第170、171页)可见，不仅军队，连同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都是国家产生以后为了实现其自身的目标而产生的。
通过对国家和军队产生的历史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和军队在本质上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确切地说，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进而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工具，其本质特性就是阶级性。“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同上书，第176页)因此，从产生时起，国家就不是超阶级的产物，那种把国家理解为“超阶级”的想法是幼稚的。列宁在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时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改造也想入非非，他们不是把改造想象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想象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已经理解到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它在实践中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历史就表明了这一点”。(《列宁选集》第3卷第130—131页)国家和军队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联系、互为支撑的。如果说国家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机器，那么军队就是这一机器发挥作用的强大工具。
由于国家和军队的阶级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有自己的组织和军队。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述：“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起来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51—152页)因此，与以往剥削阶级在推翻前一个剥削阶级的做法不同，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时候，不是“夺取”而是“打碎”和“摧毁”原有的国家机器，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形式和军事组织。
通过以上理论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和军队的阶级性本质。凡是打着各种旗号鼓吹“国家价值中立”、“军队去政治化”的观点，都是掩人耳目的谎言，其结果都只是更加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二、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下的军队的关系及其性质
从我党和我军的关系来看，二者是互为依托、密不可分的。共产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国家的军队是内在一致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性质的完整表述，对于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无产阶级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虽然党章经过多次修改，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没有变，即“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我军自1927年8月1日诞生时起, 其名称先后经历了“中国工农革命军”(1927年)、“中国工农红军”(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937年)和“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7年)、“人民解放军”(1945年)。虽然经历这些名称上的改变，但是其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的人民军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这支军队的唯一宗旨。在这个条例中，我军的政治属性得到了清晰的表述，即“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也就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由此可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党的军队，也是人民的军队，国家的军队。这三者是内在统一的，归根到底，统一在我们党、国家和军队阶级属性的根本一致上，统一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一致上，统一在党为军队规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
三、“军队国家化”的实质及其危害
“军队国家化”是西方提出来的，是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密切联系的。在多党制背景下，为了避免军队只是直接服务于某一个政党，导致军队介入政党内部的纷争，于是西方国家法律规定，军队要超越于政党之外，直接受国家元首指挥。比如1787年的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的总司令，并在各州民团奉召为合众国执行任务的担任统帅”。
但是，“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并不意味着改变了军队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而只是改变了形式，使其看起来保持“价值中立”，不是听命于政党，而是忠诚于国家，以便使军队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说到底，国家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只要是资产阶级政党执政而不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国家的本质都是资产阶级国家。在这个时候，虽然打着“军队非党化”的旗号，也丝毫没有改变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
但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由于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其政权性质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因此，军队是直接属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这也正是西方国家所担心和忌惮的。如何瓦解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军队的领导权，西方国家可谓殚精竭虑。“军队国家化”正是他们苦心经营而祭出的“一剂良药”。对我国来说，“军队国家化”论调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第一，在理论上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如前文所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现代国家通常是由执政党领导的，军队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执政党的意志。军队的政治属性与国家属性是一致的。但是“军队国家化”观点错误地认为，既然军队是国家的，共产党就应该交出军队搞“军队国家化”。按照这个观点，军队的政治属性与国家属性是对立的。这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说是不成立的。
第二，在政治上削弱甚至取消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众所周知，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历史多次证明，削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论对于我党还是对于我军，都会带来巨大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军队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也是对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
第三，在实践上扰乱人们的思想，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军队国家化”的论调，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人们对于“党指挥枪”这一道理的认识，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的内在一致性。如果任由这一思潮泛滥，必将扰乱人们的思想，特别是扰乱军队对于“听党指挥”的自觉性。这对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将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刻剖析和批判“军队国家化”思潮，对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升党在广大民众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力，提升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影响研究”[项目号：126KS094]、“海南省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作资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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