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观察、处理国际关系，必须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矛盾分析法，抓住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要过多地纠缠非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民族主义，本质就是资产阶级的;而国际主义，本质是无产阶级的。所以，我们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我们必须首先从阶级矛盾的角度而不是民族矛盾的角度分析认识问题，在坚持阶级矛盾视角的前提下，考查处理民族矛盾问题。
现在的世界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存在并激烈斗争时代，阶级矛盾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民族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矛盾。这就决定着，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我们在考虑外交问题时，只能运用矛盾观点、站稳阶级立场，既要有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观念，也不能抛弃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两个立场是相辅相成的，国际主义立场即无产阶级立场为主，资产阶级的民族立场或者称民族主义立场为辅，两者都不可或缺，不可偏废，也不可颠倒其主辅关系。那种片面夸大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用民族主义抵制国际主义、贬低国际主义的言行，笔者称之为民混主义，混是搅混水、混帐、混账的意思。
天安门两侧有两行标语，东侧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西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前者代表无产阶级立场，后者代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按照中国的传统，东为上，西为下，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所看到的“世界人民大团结”的重要性，要高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上所看到的所谓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说国家不重要，而是说国家的存在是维护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基础，所以要以维护世界人民大团结为目的;反过来，世界人民大团结是巩固和维护作为资产阶级民族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丧失了对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发展、维护和巩固，则资产阶级民族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也不可能维护和巩固。
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是进攻性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是防御性质的。不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只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则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我们对帝国主义、新旧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没有有效的进攻能力，没有保证打赢与资本主义全方位斗争的思想武器，不能团结动员全世界受压迫剥削的人民、民族和国家，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帝国主义这个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能团结和动员美国人民、日本人民、韩国人民等美国这些新型殖民地的人民反抗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仅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的人是看不到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是中国人民的盟友的。放弃、淡化国际主义立场或者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次要化，就会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混淆了敌我阵线，容易上了民混主义的当。
在坚持以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为主的同时，对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立场的辅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可忽视(但决不能将其作为处理外交问题的主要立场)。抛弃了民族主义立场，我们会犯左倾投降主义、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不知道如何处理和第三世界特别是周边盟友国家、友好国家的关系，不会积极、有效的团结民族主义国家，不会分化瓦解资本主义阵营。抗日战争时期的“左”右倾投降主义者王明派，就置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于不顾、置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尚属弱小于不顾，不切实际地支持苏联要求八路军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丧失了民族独立性。这种投降，实质上是投降了苏联共产党残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后来演变成大国沙文主义)，而不是支持苏联的共产主义因素，所以，称之为左倾投降主义，是形左实右。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能够很好地处理与美国以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利益于坚持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评价新中国恢复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时，毛主席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其实，欧洲国家除地中海岛国马耳他外，其余35票均投给了中国，而非洲投中国的票数是26个，欧洲赞成中国的远比非洲多，但毛主席仍然认为是非洲兄弟而不是欧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因为，中非关系是建立在阶级立场上的外交关系，是根本，而中欧关系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民族立场的外交关系，是辅助。同样地，在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周边邻国关系时，我们也不是犯左倾错误，在积极无私地支持它们反帝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同时，严格地遵守人家的主权独立和尊严，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遇到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按照国际主义观念，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次要矛盾，是与中国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之间的敌我矛盾完全不同的一种矛盾，处理这两种不同的矛盾的态度的办法当然也完全不同，决不能将这两种矛盾及处理态度办法等同起来。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调和的，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根本的办法是谦让等待、批评和团结，底线是不要充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走狗，而对敌我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对抗性的，处理的办法是分化瓦解、斗争消灭。现阶段，中国与朝鲜并不存在根本的民族矛盾，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那种所谓朝核对中国的威胁，分明是买办资产阶级民族混帐主义者们刻意制造出来的，相反，作为中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被他们完全屏蔽了，甚至被包装成“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那种民混主义者，恰恰就是要刻意地混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将这二者等同起来，然后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态度办法处理国际范围内的人民内部矛盾，离间破坏中国与包括朝鲜人民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的人民和民族的同盟关系，刻意忽视美国日本韩国人民也是中国人民的同盟军的事实甚至恶意地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破坏中国人民与这些国家人民的关系，实现瓦解中国盟友和孤立中国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胡锡进们一边高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来博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一边置国家民族的重大、长远利益于不顾刻意恶化中朝关系，制造中朝敌对，实质是破坏中国重大、长远利益，充当了美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的迷惑性欺骗性最强的、最凶恶的走狗。他们的立场和思维还停留在蒋介石时代，实际立场是买办资产阶级立场，而不是民族主义立场，更不是工人阶级即共产党的立场。民族主义只是他掩盖其买办资产阶级立场的道具，他实际上并不真心维护作为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利益，客观上极大地出卖、破坏这个国家利益，做着出卖国家利益、损害盟友利益、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工作，是典型的“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破坏国家利益”，扛着红旗反红旗。类似的人还有中央学校张琏瑰教授、假洋鬼子、混子学者郑永年，混子学者沈志华，国防大学的乔良等，张召忠也打算走此路。这些人，为了中国第一艘大航亩下水可以感动得流泪，但是，对中朝盟友关系这个更加重大的利益却根本看不到，对中美这个重大的敌对关系同样熟视无睹，明着是反对朝鲜拥核以维护国家利益，实质是破坏中朝关系而维护美国的殖民利益。这些人，在学界有很多，很成气候，我称之为“民族混帐主义”。
民混主义者号称国家利益至高无尚，实际将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狭隘化，将部分利益放大为全局利益、短期利益放大为长远利益，离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关系，用民族主义贬低国际主义，鼓动和误导人民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这么做、今后也将继续重点这么做，正是因为我们很多同志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够高、阶级觉悟不够强、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不够坚定等思想认识问题，在遇到那些割裂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上片面强调国家利益的人和言论时，自然不自然地忽视或国际主义将国际主义立场降到辅助地位，犯了狭隘民族主义错误。民混主义者就是利用我们的这个弱点，钻我们许多同志的这个缝子。同时，民混主义者还以此转移人民的注意力，陈仓暗渡、颠倒是非、混淆敌我，淡化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的这个最大的敌对关系，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态度办法处理这种敌我矛盾，以改革开放之名、行卖国投降之实，手法很是高明。很可能，今后这种民混主义是我们斗争的主要敌人，这种敌人实际上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当然也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表。
下面谈一下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进攻性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防御性问题。所谓国际主义的进攻性，就是说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意识上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进攻性极强，防御性则不强或者说不需要防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领域斗争中，只有防御性，甚至防御性也不够强，几乎没有进攻性，只有在对待另一个民族主义时，它才有一定的进攻性，且这个进攻性一旦遇到国际主义，就会极大地降低。因此，依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去赢得国际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军事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声称维护国家利益，但由于其阶级的软弱性、两面性、孤立性、投降性，这个阶级一方面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领导下，可能走向共产党，有一定的建设性，同样地，在帝国主义的拉拢下，这个阶级可能分化出买办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甚至军事上侵略中国的帮凶。在没有无产阶级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情况下，近代、现代、当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取得成功，甚至连维护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的民族独立这一革命斗争成果的能力也不具备。孙中山是这样，蒋介石、汪精卫更是这样。孙中山依赖“联合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取得北伐的初步胜利，但是，胜利成果被蒋介石这个买办资产阶级代表所出卖、破坏，诱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蒋、汪的区别仅在于投降依靠了美国帝国主义而汪则投降依赖了日本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单独进行的民族革命，事实上只会更加严重地伤害民族利益、出卖国家利益。所以，从世界范围内、从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看，实现民族独立这个本来属于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是无法完成的，只能由无产阶级代为完成;取得民族独立之后，维护巩固民族革命成果的任务，同样也不能交给民族资产阶级。就中国来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西沙反击战等历次反侵略战争(这几次反侵略战争也有保护社会主义的性质)，都是中国特殊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这个特殊性在于这个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蒋介石为代表)而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为代表)，并依赖了农民阶级这个最大的同盟军，所以，才叫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毛主席的解释。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当共产主义运动处于高潮的50、60年代和70年代前期，是广大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高潮;而自毛主席去世后，亚非拉美资产阶级的民族民族革命陷入低潮，本应进行的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反殖民主义继续革命中断了，甚至已经取得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革命成果——政治独立——也在一一丧失，亚非拉美重新陷入被殖民的境地。更有甚者，英国、法国、德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守不住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成果，维护不了自己的统一。可以说，离开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离开工农联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管他们的主张有多么伟大，都已经是、将来也必然地一事无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这种无能性、软弱性、两面性，所以我们的主要国际敌人——帝国主义，还有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接受其豢养的买办资产阶级财阀及知识分子，是最喜欢片面地、割裂地鼓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目的在于：一是利用其无能性，不会对帝国主义产生威胁，二是利用其天然排斥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本能，反击无产阶级领导和分化国际主义，三是离间民族(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所以，我们说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最喜欢鼓吹的，根本目的在于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取代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我希望何新同志看到我的这个观点)
郑永年就在做这个事，拼命削足试履、给中国穿上“民族国家”的小鞋子。另有一派势力则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这双鞋子比民族国家稍大一些，但是，仍然比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主义这双脚小了十几个码，仍然不能穿。
正统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也会关心朝鲜等邻国，但是，他们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关心，他们的狭隘性在于，只关心邻国或攸关利益的地区，却不关系美国人民、日本人民、韩国人民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不把他们当作我们的阶级盟友，不去关心团结动员他们，甚至还把他们与帝国主义混为一谈，将他们视作敌人，所以，资产阶级的地缘政治思维仍然是狭隘的，错误的，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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