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毛泽东晚年提出和致力于解决的一个重要社会理论课题，毛泽东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采取了一步更进一步的激烈措施来防范资产阶级复辟，捍卫红色政权。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可称之为“新阶级斗争观”，因为在中共八大之前，是普遍倾向于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就解决了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最终在中国的土地上消灭了以大地主、大资本家为代表的剥削阶级，而毛泽东重提阶级与阶级斗争，其对象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是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的地主资本家了，而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无疑是一个石破惊天的新问题。这一新课题在中国、在中国人民;在世界以及在世界人民中间掀起的波澜是巨大的，可以用“波浪滔天”来形容，它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影响了过去和今天，更深远地影响着人类未来。
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凭空造出来的东西，更不是有些人说的毛泽东因年事已高做出的湖涂事。其实认为毛泽东搞新阶级论是无中生有的论调早已有之，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一些省市负责人汇报农村社教工作时，汇报就说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当时就回答：“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困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双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那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说成没有。”除了这些社会现象的客观反映，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观”也来自于他的哲学分析和运用。
毛泽东曾经说过：“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是毛泽东认识世界工具和武器。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一九六○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在杭州同柯庆施等谈话时说：“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认为，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这是所有这些问题当中的最大问题。”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也就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议上跟罗瑞卿和平演变问题，毛泽东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帝国主义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八月十六日毛泽东跟李先念谈起阶级问题时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现在不是了。……到了共产主义，那时阶级消灭了，但是还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唯心与唯物的矛盾。知识分子也不可能都一样，总是有高有低，有差别的。
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哲学分析，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他甚至认识到“我们是三分天下有其二”。随着对阶级斗争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毛泽东进而把斗争的对象指向“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能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毕竟只是少数，为了提高社会的整体认识，毛泽东采取了多种方法，例如领导干部下基层蹲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五反”，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拿起了哲学的武器，他认为“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一日，他召集周恩来、彭真、中央局第一书记、陈伯达、胡耀帮等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他说“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中央、中央局、省三级，开会时都要讲。”他还提出让哲学群众化，让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掌握哲学，“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他还破天荒地把哲学家“赶”下乡，到社会大课常去感悟哲学，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召集康生、陈伯达、吴江、关锋、龚育之、邵铁真谈哲学问题时说：“哲学家要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文科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通通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些感性知识。理科的现在不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会科学，是阶级斗争。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观”是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揭示的科学的社会规律性，他在有生之年殷切地希望中国人民能够掌握哲学这门武器来认识这一客观规律，然而遗憾的是掌握辩证唯物这一哲学的中国人还是太少了，以至于毛泽东发出这样的感慨：“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抛到九霄云外，连一些大老爷也在所不免。”以至于毛泽东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仍然喃喃而语：“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然而毛泽东看得见的东西，大多数的后人们的确看不见，后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完全抛弃了毛泽东的论断，把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观”当成一种错误横加批判，曾经被毛泽东批判过的“合二为一”重出江湖，中国从阶级斗争社会全面进入了“合谐社会”了，什么都成了“全民”的了， “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谁敢提阶级，全民喷死你!
基辛格曾在毛泽东逝世N多年后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把毛泽东称为“哲学王”，这样的评价是不带什么感情色彩的，更接近于毛泽东的真实，一个哲学王对历史和社会的认识水平，是那些凭籍实用主义、形而上学观察世界的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而企图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加以否定，更无疑于匹夫撼山、蚂蚁撼树。历史发展到今天，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观正确与否已经不言而明了，尽管社会仍在做着掩耳盗铃的事情，但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毛泽东用哲学逻辑揭示出来的社会发展规律，以后的“朋友圈”啊微播啊之类的新媒体上流传的诸如“毛泽东的多少预言都应验了”之类文字里，肯定会不断增加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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