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2016：“知识气氛”的悲鸣阴歌
文/杨雄伟
一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百年之后的第一年，2016年，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急促地为百年前先人用生命与智慧扭转过来的“知识气氛”唱起了悲鸣阴歌。
这里的“知识气氛”一词来自于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一书。黄在书中把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开创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带来的中国知识界和全社会思想之解放的时代称为“知识气氛”。
“与以前几十年比较，中国在1919年已更向前进一步。”对一个具有“知识气氛”的时代给中国带来的好处，黄评价道，“现在，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行动愈为切实。他们主张将中国文化上的因素全盘托出重现审定，必要时不惜清算，达到了中国人所可能主张之极点。”
由此可见，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遗风，在百年前的中国人骨子里尚且留下了奄奄一息。
然而，百年之后的时至今日，这场有关中国道路和主义的大争论，留给今人和社会的只能是在书本中对“知识气氛”的无限遐想和在遐想中透露对今日之时代无限愚钝之残破心境。
因为，2016年，一代文化巨匠所实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时代风骨，没有苟延残喘地留下了，留下来的只是今日之国人思想上的蝇营狗苟。在今天，事件可以真伪并存、鱼目混珠、云山雾罩;在今天，政客可以指鹿为马、颠倒乾坤、欺世盗名;在今天，文人可以不惜为歌功颂德竭尽口诛笔伐、杀人不见血、毁誉不掉泪的阿谀献媚之能事。
有关这一点，从2016年的梅葆玖、陈忠实和杨绛这三位文化名人的相继辞世最终演变成的一场场思想界、文化界和舆论界的言语恶斗就可以看出当今的世道和人心。
对梅葆玖、陈忠实和杨绛的离去，本着从“死者为大”的道义情怀出发，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和舆论界说说一些恭维的话，情有可原，但仅此而已。如果将一个人一生取得的成就与这个人一生所建立起的品格相互交织、东拉西扯、风马牛不相及地作为缅怀、评判这个人的标准，那么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中国社会完全成为了一群缺乏思辨之能力兼具低智化危险的低能儿在治理和引导国民的思想走向。
愚民政策，从来就是神话已经死去的人，将一切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要求的理想化完人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岂不知，从古至今，世上哪有完人。完人只活在书本的文字间，完人只在善良的人面前有市场。
荀子在《天伦》里讲：“星坠木鸣，国人皆恐。”国人恐惧什么?恐惧的无外乎是精神支柱的崩塌和社会良知的丧失。
与荀子的那个时代相比，当今的时代和国人恐慌已久。
今天，国人恐慌的是，当今时代出不了大师级别的人物，出不了能救赎中国人内心挣扎的大思想，出不了能人人信仰之的精神皈依。
因此，不得不承认，从梅葆玖、陈忠实和杨绛死后，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和舆论界所控制的媒体报道来看，大有将之神话为完人的意思。但我看后，却不得要领，这些报道尽显吹嘘和浮夸的媚态。也从骨子里体现出了，中国社会急切需要来一场有关“真理大讨论”、“思想大解放”的论战。
索性，当我在看完媒体对梅葆玖、陈忠实和杨绛的满是赞誉评价之后，心里一直在嘀咕：“他们是这样的人吗?”因为，一个在“礼崩乐坏”的市场化的粗制滥造的进程中混迹几十年的中国舆论江湖，我是不信的。
幸好，能抚慰我心灵的是，历史和事实一再证明，吹嘘的浮夸是一种自掘坟墓。
幸好，在对梅葆玖、陈忠实和杨绛满是赞誉的旮旯里，我听到了闪电般的不同声音。
于是，在最后一位京剧大师的罅隙中，有人怀疑：“梅葆玖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于是，在“三秦文胆，华夏风骨”的溢美中，有人忤逆：“陈忠实的《白鹿原》超出了他的文学积淀，是一种超水平发挥，因此，他仅此一部而已。”
于是，在人间从此再无才女的执拗中，有人大胆：“有关杨绛的评论，可谓滥情、犬儒的一塌糊涂。”
在这里，我首先要说的是，我对梅葆玖、陈忠实和杨绛是极其尊重的，并没有贬低他们的意思，仅是以他们的逝世和舆论的反应，作为探究国人在对事件、人物的评论中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去真存伪的一面的。
二
这里仅以陈忠实为例。
从陈忠实走的那一天开始，各种牛鬼神蛇就开始在报纸和网上发声悼念陈的死，其中拼尽浑身解数把老祖宗留下的赞美词语都用在了陈的身上。姑且不论陈能不能消受的了这些词语，仅以他们图一时之快，不过脑子的文字，缺少考证的随意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不是真心实意地缅怀陈，而是借陈的死在消费陈。
如果把对陈的个人感情和道义，作为赞美陈的出发点，而不去区分陈在文学领域取得成就和个人品行，其实是对文学这个老朋友和死人的极大不敬，也是对自己浅薄和刻薄的一种到处宣扬。
不得不承认，《白鹿原》是一部很成功的文学作品，但用文学作品的成功来推导陈的为人和品行的光辉，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的。而在评价陈的死上，当今的思想界、文化界和舆论界显然有意将《白鹿原》与陈的品行混为一谈来说教。
评价事情和人物的态度应该是这样：一个人取得的技术成就与一个人能达到的修养要区分对待，不可合二为一，不可张冠李戴，不可有用的用之、无用的舍之。用技术粉饰道德上的缺陷，以及用道德掩盖技术上的低级，这是由古至今，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和舆论界常犯的一个有意为之的错误。
错误的背后常常有一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当然，捅破了它，无外乎就是政客的愚民之策。
而不明就里的大众或振臂高呼，或群情激昂，却不问赞美的对象(陈忠实)是否应该受到这份赞誉，更不问这种赞誉是否文明，是否就是真理。
我们往往会被自己的无畏与无知的惯性窃取本应有的理性和智慧，这常常在对死人，尤其是在对有大名气的死人身上，轻易地送上“伟大”、“崇高”、“一座山”、“后无来者”等夸张的词语。陈忠实的死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对“伟大”、“崇高”、“一座山”、“后无来者”等夸张词语是否应用的中肯，是很好作出判断的。其实，我们所了解的陈忠实只是我们想象中的陈忠实，只是那个因写《白鹿原》而成名的陈忠实，仅此而已，很容易被“你对陈忠实到底了解多少?”的问题所打倒。
同理，当今的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和舆论界对梅葆玖和杨绛的评价，也正应了评价陈忠实的路数。
在正规的出版物中，这种搞一言堂的评价体系，我们源远流长。最近几十年里，我们又重操旧业，由上及下地只能出现一种声音，即歌颂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
这很好的理解，尊重人物要从揭示真相开始，而揭示真相需要勇气，因为真相往往是血泪交加和阴暗丑陋。
但在这里，并不是想要人人都成为为真理而战，去当死鬼，假冒英雄，这没有必要。因为，为真理而战的理想主义是可贵的，但人之为人的健全的现实感以及审慎、妥协甚至迂回的精神也同样是可贵的品质，所以，在这里，我还只想探讨造成当今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和舆论界的琐碎化和平庸化问题。
社会的琐碎化和平庸化问题，与今天的知识分子位卑言轻有关，更与他们独立、自由之精神消亡有关。
美国学者休斯(H.stuart Hughes)在《矫揉造作的反叛者：欧洲知识分子和政治文化》一书里讲，由于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所以他们变得非常的犬儒和自恋，看问题已不会从大处着眼，也不会去谈根本性的问题，而只是会在许多琐碎的小问题上去玩稀奇古怪的观念游戏，有如是在玩身体的哑谜，这等于是一种“小调的颠覆游戏”。所以，知识分子现在越来越矫揉造作。
平庸化的问题，法国教授勒考特(Dominique Lecourt)在《平庸化——1968年后的法国哲学》中指出，今天的法国已和上世纪60年代大师辈出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法国知识分子已不再有宏观的思考习惯，都是在讲一些不疼不痒的琐碎话题，多半是消费性话题。
究现实情况可以看出，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与休斯和勒考特所说的琐碎化和平庸化倾向是一脉相承的，更与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师辈出的时代是背道而驰的。
知识分子过分乖戾地犬儒，可以明哲保身，醉生梦死，但对国家是有害无益的。
这种感官就是，在百年前，即使那个时代的资讯不发达，但知识分子仍把自身看作能够解救天下于水火之中的儒士，他们仍在有限的讯息里找到攸关社会国家的大话题，并从中寻找时代努力的方向。但到了今日，这种寻找大问题的能力已在知识分子中消失。
三
造成的结果是，今天知识分子论战的大舞台——所谓的“新闻”，不再是国家社会的大事，而是“碎嘴话题”或者绯闻成了重要新闻。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的新闻里既大量充斥着对梅葆玖、陈忠实和杨绛的赞誉，又到处在讨论他们的“碎嘴话题”。因此，今天的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和舆论界都在热衷于名利价值，对人类追求的自由平等反而愈来愈冷漠。
所以，对于当今社会可以得出这样可怕的结论：人们对重要事件的定义已被稀释，久而久之，真正重要的大事已受不到人们的关注。
中国以一个国家的整体进入琐碎化和平庸化的时代，这背后是一个攸关真理大讨论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那么，在评价事件、人物的过程中，真理是如何获取的呢?
按照西方的哲学体系，真理具有三种语义：批判意义上的真理(后物理——形而上学)，形式意义上的真理(工具论——逻辑)，实证意义上的真理(物理——经验世界)。
说的通俗一点，批判、逻辑、实证是通向真理的三大法宝。
因此，我从当今的新闻报道里，并没有看到对梅葆玖、陈忠实和杨绛的评判所涉及到批判、逻辑、实证这三点。换句话说，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无时不刻的谎言中。
需要澄清的是，在真理获取的第一步批判上，批判的要义不在于批判而批判，而在于批判的人提供了一种怎样的解决方案。关于这一点，黄仁宇认为，对事件的“每项批评都有相当真实的成分，可是批评的人自己就不能说明如何以避免这些错误，此外他们也没有另辟途径地讲出应采取的路线”。
有关逻辑这一点，在前面，我一再强调，评判出发点上的逻辑错误是极具危害的。前面也说过，现代人对梅葆玖、陈忠实和杨绛的赞誉评价有一种“有用的用之、无用的舍之”的“将一个人一生取得的成就与这个人一生所建立起的品格相互交织、东拉西扯、风马牛不相及”的逻辑错误。
实证的真理，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这一点，由于今人的过分聪明，我倒没有看出来中国在哪一点上具备实证的要素。
在中国，真理的获取从来都是反真理的。黄仁宇指出：“中国的传统，认为道德标准持久不变，真理与权威同时由上流传至下。”
换句话说，长期以来，我们从书本中或者从当今的新闻里所看到的事实，多数都是从道德标准的出发来还原一个事件和人物的真相的，这里面的有多少真实，有多少虚假，可能连写都难以说的清楚。
靠道德标准所建立起的价值体系，虽不能一棒子打死，但总叫人生疑，这也不是一个国家在事实面前应采取的态度。
因此，从宏观的立场来看，世界上从无一种全然相同的事物在历史上发生两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独特之基点。所以，在事件和人物评价的因果关系上，我们应当将事件和人物历史事迹尽量前后连贯看去，而不应因一时一事面对的时代压力而下悖论的定论。
真理最怕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王小波认为，“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能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为了不让2016年成为“知识气氛”的悲鸣阴歌之开始，同时避免不理智的年代出现，当然要在今天的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和舆论界首推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演恪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演讲一文中强调：“对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于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具须以生死力争。”
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整个社会，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和舆论界，和个人，一切都是小事，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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