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买官卖官的本质
因为“买官卖官”过程的实质就是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利益分配过程：在买卖某个官位的过程中，买卖双方通过博弈，实现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对于这个判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出以下几点剖析。
首先，在官位的买卖双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易风险。假如买方已向卖方支付了某一职位的价款，旨在购买一个镇长的职务;但结果卖方只给了一个副镇长，对买方来说，这笔买卖就“亏”了。但这还不是最大的交易风险。实际生活中，买方支付了足够的价款，卖方也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给出一个成色十足的“好位置”，但结果可能什么位置都没有给，买方落得一个血本无归的下场，这就是买方必须承担的风险。而且，在这种交易中，卖方也面临一定的风险。比如，卖方收了很多购买人的价款，但给出的官位却很难让所有的购买人满意;这时有的购买人就可能反戈一击，比如向有关机构举报卖者的“卖官”行为。这种情况虽然较少发生，但在考虑交易风险时，却是卖方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其次，交易完成后实现的收益远远大于交易风险，这是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是交易关系能够维持下去的因素。交易双方在试探、回应、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共同维持着双方的利益。可以说，买卖双方的关系类似于总经理与部门经理的关系：总经理把某个部门或片区承包给部门经理，部门经理每月或每年向总经理上交一笔承包费，剩下的当然都装进了部门经理自己的钱袋了。在“买官卖官”的过程中也是这样。比如，某人花50万元向县委书记买下一个镇长的官位，这首付的50万元实际上可以理解为镇长向县委书记预付的第一笔承包费;镇长在承包(当然是和该镇书记联合承包)这个镇的过程中，必然会获得一定数额的收益，这些收益中就包括了向县委书记缴纳的第一笔承包费以及后续的若干笔承包费。交易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基于如下事实：从卖方来说，如果不通过镇长(以及镇的党委书记)，县长或县委书记作为个人就收不到这笔承包费;从买方来说，镇长如果不从县委书记手中买下这个官位，他就不可能获得藉这一官位实现的寻租收入。换言之，在官位买卖过程中，双方都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大致说来，双方都“赚了”。至于赚多赚少，则取决于某个特定官位的含金量，以及该官员任期内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
在这种“买官卖官”者双赢的交易中，究竟是谁赔了呢？是公众利益。这里所谈的公众利益又可以分为“广义的公众利益”与“狭义的公众利益”。所谓“广义的公众利益”，主要是所在地区(或行业)的公众利益。比如某个镇的镇长在其任职期间为了攫取交给县委书记的那一笔笔承包费(即初次“买官”与维持官位的费用)，唯一的途径是侵夺当地的公众利益。其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在发包公共工程的时候收取建筑商返还的高额回扣。比如修一段乡村公路，本来只需要200万元，结果从帐面上向建筑商支付了500万元，多出的300万元大致就是这个镇长获得的回扣;但整个500万元都是公共财政支付的，或者是本镇所有公众集资汇聚起来的。镇长个人获得的300万元回扣就是对于公众利益的攫取。当然，“买官”者攫取公众利益的形式远远不止这一种。在诸如在征地拆迁中、在乡镇物资采购过程中、在城乡低保发放中、在处理“超计划”生育罚款的过程中、在救灾款物的发放过程中等等，都可能出现“买官”者个人对于公众利益的强制性占有。
所谓“狭义的公众利益”，主要是指“买官”者所属机构及其人员的利益。比如，一个镇政府的机关人员可能有50或80人，这个群体的共同利益主要体现为镇政府可以支配、分配的一笔财富，但由于这笔财富的支配权大多属于镇长，当他把这笔钱的一部份甚至大部分用于“买官”的时候，镇政府机关人员的利益就受到了损害。中国有一个司法用语专门指代这种情况，叫做“公款行贿”，指一个政府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将其能够支配的公款挪作私人“买官”的费用。为什么在很多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的普通公务人员收入较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某机构“头儿”用于买官的巨额费用中，该机构的普通公务员每个人都无可奈何地分担了其中一部分。
上述分析展示了一个事实：无论是“卖官”者还是“买官”者的私人收益，最终都来自公众利益。当然，从绝对数量上看，广义的公众利益做出的“奉献”更大一些。但是，由于这个群体绝对数量较大(比如，一个镇可能就有5万人)，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数额并不特别明显，大多数人甚至还不知情，所以没有激起公众的抵制。同时，官员善于利用宣传机器（电视台、报纸）美化自己，并利用财政分化群众。并且官员掌握着暴力武装，诸如警察、武警、公检法等，胆敢有提出反对意见的不满者都会被扣之以“刁民”的帽子而遭到武力镇压。因此，“买官”者对于这类公众利益的攫取从目前来说基本上是安全的。可是，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的觉醒，官僚机构的维稳成本越来越高，当人民的组织化爆发让官僚机构难以承担巨大的成本之时······你懂的。
此外，“买官”者对于“狭义的公众利益”的占有主要体现为对机关普通公务人员利益的侵犯，一般来说也不会激起公务人员的强烈抵抗，其中原因很多。比如，下级服从上级是公务人员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准则。侵犯公务人员利益的最大影响在于可能激起他们“取而代之”的强烈愿望。对于普通公务人员来说，努力坐到“头儿”的位置上去，不但可以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利益，还有机会攫取他人的利益。这样的后果使得潜在的“买官”者队伍剧烈膨胀。由于“头儿”的位置在每个机构中都只有那么一两个(所谓“党政一把手”)，这种需求方增多而供给恒定的态势也使得“卖官”者控制的官位成了越来越炙手可热的“商品”。这种恶性循环促使“买官卖官”现象更加趋于普遍性、日常化。
二、“买官卖官”屡禁不绝
依照人民代表大会的意志，官职代表人民向官员授予的一种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与责任，占据官位者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但是中国现行的政治场域中，经常提到“选人用人”几个字，但人们很少反思，“选人用人”的主语是什么?应该是谁来“选人用人”?人们很少讨论这个问题，也许恰恰是因为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选人用人”的主语就是各地方、各部门的“一把手”，这个在党没有变质的前提下的确能防止崇拜群众盲目的自发性。比如，对于一个县来说，主要就是县委书记在“选人用人”，主要就是由他来“选择”谁担任各镇镇长、各局局长(即所谓“党管干部”的原则)。
按照这一制度的构想，县委书记掌握的“选人用人”之权并没有寻租空间，他只需要把某些符合条件的人“用”在各个官位上就行了。在这个过程中似乎不应该出现“买官卖官”现象。但是，这样的政治设想只考虑到了“用人者”这一方，没有考虑到“被用者”并非工具。用如下譬喻或许比较恰当：对于一个汽车装配工人来说，他只需按照装配工艺的流程，把一个个零件井然有序地装配到一辆汽车的正确位置上去，这项装配工作就算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汽车零件不会说话，也不会提出要求，更不会通过“花钱送礼”的方式主动争取占据某个关键位置。但是，“用人者”所要选择的“人”就不同了，虽然这些人的身份是“被选者、被用者”，但他们的姿态绝不是消极的，更不是被动的；相反，他们会在“选”与“用”的过程中积极地谋求“被选”、“被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会想方设法地挤进“用人者”的视野中。由于竞争者太多，争夺“用人者”的注意力和接受程度必然会演化成为一场激烈、甚至是残酷的竞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选、被用”的机率越来越小的情况下，“被选、被用”的机会就越稀缺。由于这种稀缺的机会又主要掌握在“用人者”手中，为了获得这种稀缺的“被选、被用”机会，他们就以花钱的方式向“用人者”购买这种机会。
如果“用人者”是清廉的，始终坚持“只送不卖”，似乎也可以防止“买官卖官”。但是，这样的期待是不现实的。这里不妨引证一段记者的调查报告：
“一位对马德有较深了解的知情人向本刊披露，马德任牡丹江市副市长之后，随着职务提高，接触面日渐广泛。一些人开始寻找机会接近马德。起初，逢年过节请客送礼，并未提出具体要求，只希望建立‘朋友’关系。
“据田雅芝(编者注：田是马德妻子)回忆，马德有一段时间晚上回家不敢开灯──‘灯一亮，上门送礼的人就排着队了’。开始他们不开门或者干脆躲出去。后来有人劝说：‘你们不食人间烟火怎么地?送上门来的再不要，人家会以为你们不信任他。这不把人都推到别人那去了吗?你看人家每天又吃又喝又按摩的……你们这样不成光杆司令，工作怎么干?能干长吗?’ ”
“后来马德就和我说，以后再来人送东西，送钱，你就先收下吧。......不收，等于把人推出去，马德的政权没法巩固。”
这段资料展示了这样一种官场生态：“用人者”即使主动拒收也不行，因为这会把人推到别人那里去，“用人者”就会成为光杆司令，工作不好干，也干不长。“用人者”面临的困窘是，要守住“用人者”的地位，就不能没有追随者、支持者、拥护者。然而，别人之所以追随你、支持你、拥护你，是因为你信任他们，或者说他们觉得已经获得了你的信任;他们认为，你和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利益公共体。利益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比如，我送给你一笔钱，你给我安排一个官位，这就实现了利益上的交换;如果我不向你送钱，或你不收我送的钱，即使你给我安排了一个官位，我也不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我会认为你这是在公事公办──既然我们是公事公办的关系，那么，当我有一点越规行为的时候(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你也会对我公事公办，比如撤我的职等等，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安全感。因此，即使你“免费”给我安排了一个职务，我也不属于你的追随者;相反，如果你的同僚或“政敌”更愿意信任我的话，我会更多地支持、追随他。
可见，“买官”者花钱“买官”的目的，除了买到某个官位之外，还想买到“安全感”、“被信任感”、“被接受感”等等，这既是“买官”者“被选被用”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有利于保障“买官”者的长远利益。
“用人者”如果不“卖官”，不但不能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不能实现其政治利益(政治支持率、政治服从程度等等)的最大化，相反，通过“卖官”，反而能够实现多种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要求“用人者”不“卖官”是不现实的。
三、禁止“买官卖官”的党纪法规为何失灵？
中国政府并非不知道权力授受过程中的“买官卖官”现象严重，专门针对“买官卖官”的党纪法规堪称叠床架屋，但这些规则基本上都失灵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以大致作如下解释：
首先，这些党纪法规形成的制度仅仅只是形式上的制度，比如，“民主推荐”制度、“集体讨论”制度、“任前公示”制度等等。这套形式上的制度之所以不能有效防止“买官卖官”现象的盛行，其根本原因在于：“民主推荐”之后还得过“党政一把手”这一关;“集体讨论”之后还是要让“一把手”最后来拍板;“任前公示”过程中即使有人提出了异议，是否采纳这些异议最后也只能由“一把手”来定夺。这就是说，无论程序如何严密，只要“选人者”还是那个“用人者”，只要“用”谁“不用”谁还是由那个“用人者”最后说了算，那么，无论有多少规则，恐怕都难以禁止权力授受过程中的“买官卖官”活动。
其次，现有的制度设计没有斩断“用人”者与“被用”者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只要“买官”者还能把金钱交到“卖官”者手上，只要“卖官”者还能决定“任用”谁，就意味着双方的利益交换渠道是通畅的。然而，现在的正式规则体系恰恰不能禁止上述情况的发生。我们姑且参照“利益集团”的理论，按照这套理论提供的解释框架，“买官卖官”的交易双方就构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具有维护本集团利益的强烈动机。当禁止“买官卖官”的规则既由这个利益集团制定，又由这个利益集团来执行和监督时，这套规则的实际效果如何，则不问可知。所以说光靠党要管党是管不住滴。
笔者认为，禁止“买官卖官”确实离不开规则，但规则的制定者首先得超越于利益集团之外;其次，规则本身必须针对问题的症结。现行的正式规则体系的失灵，就在于没有做到这两点。
四、如何防止“买官卖官”？
当今官场腐败到了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因为腐败创造富翁的速度是惊人的。整个社会将会因两极分化而被割裂。其实在上个世纪60年代，党内高层的腐败已经显现苗头，有的高干在当时看来已经开始变质。诸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谭震林的老婆动用军用飞机去抓活鸡。刘少奇在中南海换了三处住处才满意，最后的是在怀仁堂后建了一个带花园的大院子。王光美每天要换三身衣服。叶子龙到天津搞女人，车坏在半路才被发现。叶剑英有名的花帅。这些事都还只是被群众检举出来的情况，实际的情况比这些要多，甚至还要严重。
毛泽东曾经说过：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我们可以参考巴黎公社及上世纪60年代的经验：首先就要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如果只是简单地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权力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社会主义产生新资产阶级的温床。缺乏群众监督的政治体系则使社会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复辟成为必然。无产阶级怎么实行专政呢?《鞍钢宪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两参一改三结合，让人民参政议政。“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当然我们可以将企业改为政府，并让人民拥有“四大自由”，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对官员进行监督。官僚不会允许人民监督他们的，他们会用镇压、高级黑、挑起群众都群众等各种卑鄙手段来对付群众。面对敌人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接受官僚利用特权对群众利益的侵占还是奋起反抗?毛泽东说要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好，乱了敌人统治下对我们剥削与压迫的秩序，且只有在乱中才能锻炼一大批人，直到人民掌握权力，形成新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新秩序。“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如此浅显易懂且寓意深刻的话不得不让人深思，我们是做打扫灰尘的“清洁者”，还是做被打扫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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