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的这一段话，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女权主义运动史上得到了令人心悸的应验。由于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响，许多社会主义女权活动家都一度以为，只要打碎了私有制，女性受到的压迫就会自动消失。然而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却显示出这种经济决定论的片面。布尔什维克党退化变质后逐步取缔进步政策的事实是耳熟能详的。新中国一度消灭了落后的小农经济，但小生产者意识形态却依旧在人们的脑子里徘徊不去，而这让官僚主义找到了帮手：小生产者意识形态是相当理想的维系官僚体系权力结构的工具。这种意识形态视女性为满足男性婚配需求的物，而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八千湘女上天山”中基层干部包办婚姻的现实。尽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种包办婚姻现象的存在，并对此予以及时的矫正，但他们却拿小生产者意识形态没有办法，因为小生产者意识形态根植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叙事的主体——农民。这个现实远不是官方媒体一句简单的“历史虚无主义”就可以抹煞的。
劳动力需要再生产-需要繁衍以及养育后代-需要异性性行为和稳定的家庭-只有异性恋专偶制才是“正常”的-所有人都应当进入婚姻并繁衍后代，女性由于具有生育能力尤其如此-女性应负担一系列的天职——这是小生产者意识形态中一个非常“正常”的逻辑。这个逻辑是如此地契合常识，以至于在许多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这种逻辑都能够乔装打扮地出现。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叫做保守主义价值观。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它并没有获得一个确定的名字，但是它毫无疑问巩固了下来。而在今天的中国，它被起了个名字叫“传统家庭文化”。这个逻辑逼迫女性进入婚姻并且生育，以承担社会再生产的职能。
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中国并没有足够的生产力执行好养育责任的社会化，同时这个前时代的小生产者意识形态幽灵不断地借尸还魂，因此妇女权利尽管有很大的进步，却一直是畸形的。由于内忧外患而不得不优先生产、轻视分配，从而无法顾及养育责任的社会化，这是当时的现实。而官僚主义就在这里找到了滋生的土壤，它以小生产者意识形态作为工具，结果导致了轻视分配的现象变得愈加厉害，这最终使得养育责任社会化始终无法完成。在进入官僚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女性的权利经历了进步与倒退，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大规模的倒退已经难以避免。但这不是这里要详谈的问题。
小生产者意识形态关于繁衍的逻辑存在一个严重的内在断裂：为什么繁衍和养育后代非得交给异性恋的专偶制家庭不可?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社会拒绝负担养育孩子的职能，而将其推给家庭。为了保证未来劳动力的质量，家庭被赋予了极大的教育责任。因此，必须要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机器保证家庭能够稳定存在。正如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中总结的那样，教育和家庭制度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是对再生产的一种强有力的保障。这个意识形态机器作用的后果，就是要求人们必须进入婚姻并且繁衍后代。小生产者意识形态正好是能够负担得起这个职责的意识形态机器。女性被等同于具有女性外生殖器的人，而这与具有生育能力被视为等同。这个小生产者意识形态，在那些甫一出生就被界定为女性的人们身上训唤出了构成“女性天职”的表演仪式，从而训唤出了女性的范畴。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训唤是通过被动的表演仪式，而这就是“表演”的真正含义。
◤ 二 ◢
小生产者意识形态的根源是什么?
在这里，需要提出一个乍看起来充满保守主义色彩的观点：人类的生物学特性是小生产者意识形态的根基：人类的繁衍需要配子结合，需要在子宫中发育。乍看起来，这这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分析有相近的出发点。然而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就必须要给句话加上一条备注：到目前为止。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将部分引用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Cyborg，或改造人)理论中展现出来的思想：如果人类的本质不过是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生成的社会关系，那么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的这一生物学特性完全可以被颠覆。实际上，如果抹消人类与机械之间绝对边界的技术真的发展了出来(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迹象，毫无疑问)——或者即使退一步，人类的繁衍不再必须借助天然的子宫——那么“人类的生物学特性”就会真正变成一种不断流动的非本质界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将被颠覆，甚至连旧有的男/女性别范畴都将被颠覆，因为这时谈论某个人的“生育能力”将不再有意义。这可以为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流动理论加上一个极其大胆的注脚。
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提出：
我们是机械与有机体的混合物，赛博格就是我们的本体。
到目前为止，这还只能被看作是一个正在转化为现实的比喻。但是我们已经目睹了人类繁衍方式变化的第一步：体外受精与代孕，或者更笼统地说，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技术还远远没有发展到可以不借助母体子宫的程度，但是它无疑已经动摇了与小生产者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血缘根基——究竟谁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然而，辅助生殖技术牵扯出的问题远远比这个伦理问题更加复杂。经济决定论式的乐观主义会给出这样的推理：随着血缘根基的崩溃，本质主义将趋于消失，社会将会接管养育的义务，实现全面的平等。但这种等待弥赛亚的乐观一旦遇到现实，就会被彻底击碎：辅助生殖技术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将会反过来严重地加剧不平等。以代孕为例：富有的资产阶级女性可以选择通过代孕来繁衍后代，而穷困的女性一旦进入代孕产业链，则几乎必然只能选择出卖子宫，就像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卖淫制度一样出卖身体——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平，穷困的人负担不起代孕。即便是在代孕被严格禁止的中国，地下代孕产业也已经成为了一支庞大的力量，希望生养孩子的富人对代孕母亲已经构成了剥削。
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那些历史的梦魇显然回来了：新技术使得生育过程被进一步推向社会，但社会化却只是加剧了原来已有的阶级分化;血缘观念在现代生物学常识的佐证下，将新生儿的血缘关系同配子的提供者捆绑到一起;养育责任依旧落在家庭身上，不断地再生产不平等。对于有能力选择代孕的资产阶级女性而言，她们确实从生育的枷锁中解放了，小生产者意识形态规定的“女性本质”在她们身上得到了消解，她们尽可以在繁衍的同时安心地成为性别酷儿;但是对于代孕母亲而言，“女性本质”却通过技术在她们身上得到了最纯粹的展现。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个假想的过程中看到一种可能：在技术的帮助下，阶级的分化会导致性别身份的重新分化，阶级重新生产性别。这一过程实际上早已开始，它开始于意识形态将“劳动妇女”同“资产阶级妇女”进行区分的那一刻。只不过，那时的区分或许仅仅基于生活方式(“文化资本”)，而未来的区分将会触及到固有认知中的所谓“性别本质”。
从技术上来说，辅助生殖技术必然是哈拉维关于赛博格的设想中不能缺少的过渡步骤。然而，既成的历史事实，或许会把赛博格扼杀在这个摇篮里：旧秩序将新技术作为武器来进行自我强化，迅速加剧旧秩序的矛盾;新的赛博格技术未及诞生，资本主义秩序的矛盾就已经严重到无可挽回的程度，而达到卢森堡所预言的“文明成果的毁灭”。
酷儿理论和赛博格理论消解性别主体，这毫无疑问是革命性的。然而它们的抽象讨论一旦遇上具体的社会现实，就立刻显得片面了起来、“乌托邦”了起来。在讨论主体消解的过程中，必定不能忽视那些既成的历史事实，特别是既成的阶级分化和负责规训再生产的小生产者意识形态。已经死去的先辈们的传统，就像梦魇一样纠缠着现实。在这样的梦魇缠绕之时，消解主体的结果未必是解放。
◤ 三 ◢
技术不是潘多拉的盒子，并非技术奴役了人，而是人的社会关系利用技术奴役了人。技术的“本质”需要靠技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确定。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技术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它可以被用来改造世界。然而向哪个方向改造?如果技术服务于资本主义秩序的自我再生产，那么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消灭技术，而是消灭资本主义秩序。
改变一定不会自发地发生。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让人们以为革命不过是一种弥赛亚，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那个“因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而产生的革命”。但马克思本人从来都将革命看作人的行动，而不是自动发生的。与其说“生产力归根结蒂决定生产关系”，倒不如说是生产力为生产关系划定了边界，在这个边界之内，生产关系可以任意变动，但“越界”是不可能的。然而，正是一次次的革命将边界不断地向外拓展，正是生产力的提高为拓展边界提供了根本的动力。
该怎么革命?
之前的分析明确地指出：技术发展为革命创造了可能，但仅有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自己构建相应的社会关系。这种构建，必须伴随着对旧社会关系的消解，因为技术的发展势必成为旧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的工具。新的社会关系必须要做到：拥有发达的技术，同时能够控制技术，使得技术的运转不服务于资本的增值，而服务于人的福利保障和教育，以及生产力本身的发展。
为此，依旧需要从死去的先辈那里借用一些传统，但这一次需要借用的是列宁。
列宁实际上提出了一套关于万维网的作用的理论，但是，因为他对网络一无所知，只好以不幸的中央银行为例。……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在万维网中，不是同样存在着爆炸性的潜能吗?微软垄断的教益不同样也是列宁主义的教益吗?不是通过国家机器向微软的垄断进行宣战(回忆一下法庭是怎么命令微软公司肢解开来的吧)，而是使其社会化，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使用它，不是更加“符合逻辑”吗?……今天，有人喜欢把列宁的著名格言“社会主义=电气化+苏维埃政权”，转化成“社会主义=自由使用互联网+苏维埃政权”。
——斯拉沃热·齐泽克，《赛博空间时代的列宁》
能够做到上面几点的社会关系，似乎必然带有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属性。齐泽克的“社会主义=自由使用互联+苏维埃政权”应当这样理解。显然，“苏维埃政权”在这里并不是指庞大冗杂的官僚系统，而是指一种集中分配的机制。在信息技术发达的前提下，曾经饱受诟病的中央计划未必真的是空想。当然，在现实条件下，这样的新苏维埃若希望夺取政权，只能够通过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并借助最严酷的、在现代社会看来完全不可接受的暴力手段。
新的社会主义性别平等运动图景是这样的：必须将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于人类的繁衍，尽最大可能减少女性的负担;如有可能，必须借助不依赖人体子宫的繁衍方式，如人造子宫，只有这样，彻底消解女性的“生物学本质”才是可能的，酷儿理论所期待的彻底的流动性也才是可能的。但这远远不是唯一一件需要做的事。生育的枷锁之所以存在，并不在于生育本身，而在于那些将生育变成枷锁的社会关系，以及基于此的意识形态。因此，与推广辅助生殖技术相伴的，必须是借助强制手段推进养育的社会化，以此扭转小生产者意识形态。即便不考虑伦理层面的问题，实施这样的计划也会与小生产者意识形态导致的“延续血脉”和与之相伴的“亲子之爱”观念产生极为严重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决非通过行政手段就能够压制，因为它动摇了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信条。但是，不动摇这些信条，新的事物就无法建立。
面对这样的图景，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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