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命老人
五十年前，中华大地发生一场史无前例并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演绎了一场雄伟、壮观的悲剧。
如今，五十年过去了。对这场文化大革命，青年人不甚了了，也不大关心;中年人朦朦胧胧，听说曾是一场“浩劫”;老年人还大有人在，至今仍是观点不尽相同。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这场文化大革命给那代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特别是此后又经历了一场不亚于文化大革命的改革开放。前后对照，人们似乎直到今天才真正把毛泽东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目的看明白了。
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同是共产党所为，前后的方针、政策不只是大相径庭，而是皆然相反。奇怪的是，几乎没有遇到多大阻力，就象一声令下“向后转”一样简单，举国就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这样，就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疑问、睱想和思考：向前进为什么走不下去了，向后转又有什么道理，最终将走往何处?这便是我这番思考和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浩漫的历史长河，尤如一条数学概念上的“直线”，深究起来无始无终。原因形成后果，后果又变成了原因。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就是这样不断地、连续地演绎着。为了认清文革的本来面目，我认为截取历史的“线段”，应向前、向后再多延伸一段。向前延伸到中苏大论战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向后延伸至如今的改革开放。这样，再回过头来看文革的功过是非，就一切都一目了然了。
那么，正当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之际，本文为什么不写纪念而用祭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最后失败了，后来又被“彻底否定”，今天写纪念也犯忌，不如干脆就用祭吧!
本文署名“土命老人”，既因为我在五行中确实属土命，另外有句歇后语——土命人心实，也意在表明我怎么认识的就怎么说了。
一、中苏论战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共和苏共的矛盾日益加深，不但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两国关系也变得紧张。于是从1963年3月，大约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一场空前的中苏大论战开始了。这场大论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普及教育的大课堂;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演练;是唤起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动员;当然也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做好了思想和理论准备。所以，可以说这场中苏论战，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1956年，我国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曾一度认为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了。
可是就在这期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欧州也先后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又发动了一场反右派运动。国际国内形势都出现了动乱。所以，毛泽东主席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于是，中共中央把反修、防修的任务便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这场反修、防修斗争和大论战中，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思想、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至今也找不出当时有过什么重大分歧和矛盾。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曾披掛上阵，并冲在第一线。
1956年2月9日朱德帅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实际唱主角的是身为副团长的邓小平。回国后，由邓小平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汇报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从此，邓小平便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了反修斗争和对苏论战。后来邓小平自己也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
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上，赫鲁晓夫带头围功中共代表团，诬蔑中共是“疯子”、“要发动战争”。于当年7月，苏联政府又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宣布召回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并带走所有图纸和资料，致使很多援建项目半途而废，让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从此，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正如美国作家斯图尔特·施拉姆在他的著作《毛泽东》中所说：“毛在此前一直以为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浪子回头。从此以后，在毛看来赫鲁晓夫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叛徒了。”
1960年11月10日，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在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面对多方的攻击、指责和谩骂，不惧压力、不怕孤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小平在11月14日的发言中，对赫鲁晓夫的言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过后毛主席对邓小平说：“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还说：“你这根棍子出了名。我党有九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联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
1963年3月，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信，提出“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7月5日，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和以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会谈期间，苏共突然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电台和报刊上公开发表。这样，就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公诸于全世界了。
1963年7月5日邓小平再次帅代表团赴苏，进行了又一次更激烈的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7月21日回到北京时，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5000人群众队伍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毛主席亲临机场，这在当时既是极高规格的礼遇，也是对邓小平功劳的最高褒奖!
从此，论战公开化了。中共于1963年9月6日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相继又连续发表了八篇评论文章，总计称为“九评”。直到赫鲁晓夫下台后，又发表了一篇归结性的评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这场论战的核心，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通过这场论战，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执政后会变质的，社会主义会走样的。列宁亲手缔造的党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改变了颜色，苏联出了修正主义和赫鲁晓夫，中国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和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因此，反修、防修是完全必要的。
所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反复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警告全党：“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段话今天回味一下，多么发人深省啊!
在这场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在多次和苏共的较量中，在大论战的策划组织中，总书记邓小平可谓出尽了风头。不但受到毛主席多次褒奖并亲自到机场迎接，邓本人也颇有成就感。既承认自己曾“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还说：“我在26国会议上讲了四个小时，毛主席在不同场合亦评说：成绩很大，应该说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攻势打下去了。”据说，会上邓小平的“调子比赫鲁晓夫高八度，赫鲁晓夫发言时没点名，邓小平则公开指名，把问题揭开了，从而在气势上占了上风。”
可是几十年过后，这场当年鼓舞中国人民斗志、振奋民族精神的大论战，除了反对“老子党”还被认可，其它主要原则基本都被否定了。更想不到的是这场大论战的组织者、领导者、当年反修斗争的大英雄邓小平本人，也基本上认错并自我否定了。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接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还对另一位外宾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我们对国际共运的政策是‘左’的，大论战总的指导思想也是左的，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
当年赫鲁晓夫让中国跟他“对表”(跟他走)时，邓小平说：“我曾想过，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跟他走嘛。但后来考虑，不能跟他走，跟他走我们就对不起世界各国人民，我们就要违反马列主义基本原则，违反国际主义，同时我们也对不起苏联人民呀!”
可是万万没想到，十几年过后，邓小平却主动“对表”。在对内“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拔乱反正”的同时，对外公开抛弃大论战中的观点。对苏联、东欧等国重新承认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在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又改称“同志”。这时也不再深究什么对起对不起世界各国人民了，也不再细品违反不违反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了，似乎一切又回到了从前。
可是，严酷的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这位革命家，就在邓小平这番表态不到半年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就纷纷脱去了“社会主义”的外衣，这些刚刚又被称为“同志”的同志们，似乎一夜之间又都觉醒了，就象曾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玷污过似的，急于要洗掉自身的污垢和浊尘，相继改名换姓，放弃共产党或工人党的名号，改称社会党或民主党。一时间真地“忽拉拉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确实遭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这样一来，实践已经证明，中共在当年大论战中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我们党的政策却是：除反对苏联的“老子党”可以肯定，其它观点都不可取。对此，权威的理论刊物和中共中央党校都做出了解释。理由是：肯定“九评”会动摇我党否定“文革”的正确结论;肯定“九评”不利改革开放，与党的基本路线相背离;肯定“九评”与当前国际形势相悖，不符合我国现行的对外政策;肯定“九评”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左。列举这样一系列的理由，其实就是没有一语道破——肯定“九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不攻自破，“邓小平理论”就无法成立。
实事求是地说，既或这套理论能成立，也不该叫“邓小平理论”，而应该叫“铁托理论”、“陶里亚蒂理论”或“纳吉理论”。因为取消阶级斗争，发展私有经济，允许雇工剥削，以及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等理论，这些人已经阐述得非常透彻了。早在1953年铁托就开始建设有南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在1958年南共联盟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更把这套理论系统化了。1956年纳吉就提出“走符合我们民族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匈牙利道路”。算起来要比“邓小平理论”早出20多年。如果他们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来追究，“邓小平理论”似乎还有剽窃之嫌!
可是我们当年在“九评”里是怎样评论人家的呢，我们说：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已经蜕变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城乡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并指出：“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引自《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番评论对我们如今的改革开放实在不利。看来，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还必须彻底否定当年邓小平主持的中苏大论战，彻底否定邓小平参与写作的“九评”!
二、社教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在对外中苏大论战的同时，中共中央在国内又做出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这场社教运动，既可以看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又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这场社教运动的继续。文化大革命有些现象和行为后人觉得不可思议，了解一下社教运动，一切就都不难理解了。
近些年来人们在谈论“文革”时，盛传“文革”前刘少奇如何反对毛主席，后来又把毛主席架空等等，其实这完全是对历史的误解。毛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确实曾有过不同的观点，但是从整体上看，刘少奇不只是一直紧跟毛主席，而且是跟得最紧的。所以，当年上层领导多有议论说：“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作文章了。”只不过有些是曲解了毛主席的本意，有些是做过了头，导至最后走向反面。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就做出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五反”的决定。同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5月20日又发布《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展开了。
最初在农村开展的“四清”，主要是清经济。即：清工分、清帐目、清财务、清仓库。后来“四清”发展成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经过“后十条”和“二十三条”，最后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了。
1964年2月25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题为《关于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
毛主席插话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为了更直接了解基层的情况，毛主席于1964年亲自南下视察，刘少奇也派夫人王光美到桃园大队蹲点搞调研。同年5、6月间，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组成了由刘少奇领导的“中共中央四清、五反指挥部”，从此，刘少奇便成为社教运动的总指挥。
在这次会议上认为：“有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掌握在我们(共产党)手里”。认为基层的问题十分严重，有些竟是“反革命两面政权”。
当年6月8日，毛主席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少奇答道：“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请看，刘少奇也认为，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要时是可以造反的。毛主席说：“有20%的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刘少奇说：“有三分之一。”接着又说：“三分之一也打不住……城市文化艺术单位、中小学校、农村里的学校还不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学的系、班老教授在统治、在领导。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艺刊物大多数，十几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
社教运动期间的刘少奇，和他领导搞“土改”时一样，恐怕比谁都“左”。
1964年7月2日，刘少奇在河北省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有些基层干部问题严重，政权不是在共产党手里。你们讲有百分之三十，恐怕大体合乎实际。”
同年7月15日，在南京听取南通专区汇报时，南通专区负责人认为：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估计，不符合南通的实际情况。刘少奇当即驳道：“你没有查，怎晓得没有?超过百分之三十，也不要紧，搞出那么大，是大成绩嘛!不是百分之三十，是百分之四十，成绩更大。”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省的报告一个比一个左，一个比一个更离谱。如山东省委报送中央的《曲阜工作团的报告》中说：“从这一段运动初步摸到的情况看，基层组织不纯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比原来估计的要严重得多。据十个公社315个大队的初步排队，领导权掌握在地、富、反、坏分子和严重蜕化变质分子手里的209个大队，占66%”。还说：“曲阜全县4万多个大队，还没发现一个问题不严重的，包括那些原来的红旗单位在内。”最后归结为：“农村已开始出现了一种特殊阶层。这种特殊阶层的人物，是一些新资产阶级分子，新恶霸，新反革命。他们一方面上面有根子支持，一方面与老的地富反坏相勾结。在政治上欺压打击社员，特别是贫下中农社员，保护四类分子的利益，成了四类分子的政治代理人。在经济上实行各种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剥削，破坏集体，个人发财致富，成了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在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讲“从孝感县的情况来看，这个县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或者已经烂了，或者接近烂了，不是烂一个指头，而是烂了几个指头，多数指头，或者从头烂到了尾。”
既然基层已经烂到了这样的程度，就要把被篡夺的领权夺回来。于是，在总指挥刘少奇策划下，便开始尝试“夺权斗争”。今天看，首先提出“夺权斗争”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被剥夺了领导权的刘少奇本人。
在社教运动期间，刘少奇批转了三个夺权的样板文件。即：《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和《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
甘肃省委和冶金部的联合报告说：“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这个大型企业的领导核心烂掉了，这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领导权被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这个公司成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的世界，即挂着共产党的招牌的国民党统治的世界。”
在天津市委关于小站的报告中说：“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
至于“一个大队”的经验，即“桃园经验”，就更经典了。1963年冬，王光美受刘少奇指派，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半年后写出这份经验总结。不但得到刘少奇的赞赏，还以“中央文件”批转全国各级党委。
今天重新翻看“桃园经验”，真是令人忍俊不禁、暗自好笑：无情的历史既嘲弄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们，也椰揄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
刘少奇在社教期间多次讲：通过“群众运动”，另组“阶级队伍”，实行“夺权斗争”。王光美对此心领神会，在桃园就踢开原来的基层党组织和社员委员会，改由工作队领导运动，通过秘密“扎根串联”，另组“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夺权依靠的体制外力量。——这无疑为文化大革命期间“踢开党委干革命”，开创了先例。
刘少奇在批示中一再提：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并说：“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事后表明，这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竟把他自己打倒了。
当时社教工作队发动群众的办法，除了“秘密串联”外，主要就是发动积极分子贴大字报。据载，在甘肃白银公司，“工作组发动群众贴了十三万张大字报”。后来在“文革”中，全国各处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粉碎“四人”后，为了逼华国锋下台，邓小平也暗中支使信徒们在“西单墙”贴大字报。可见这令人又爱又恨的大字报，各路神仙都用过。——大字报是工具、是手段、也是双刃剑。用来攻击别人时确实很爽，别人用到自己头上就很讨厌了;夺权斗争时可以利用大字报，维护统治地位时只会惹来麻烦。
在运动中为了让基层干部“洗澡”、“下楼”(即过关)，工作队不惜对斗争对象采用残酷的手段。在王光美支使下，不但大搞逼、供、信，还对干部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即“喷气式”)，甚至随意拘留。大冬天让干部脱了衣服在室外冻着，工作组还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在斗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现场见赵彦臣正在被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方法搞下去。”——没想到，一年后王光美也在清华园被别人这样来批斗!
据有关资料报导：在刘少奇挂帅的社教运动中，共逼死干部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机关、企业、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集团”共6,750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人276,256人;定性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8,220人。——这个数字不比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人少，只不过大都是基层干部，没引起多大关注而已。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的国家主席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确实令人痛心。那么再看看这被整的五百多万人，还有那七万七千多屈死的冤魂，难道不也值得同情吗?难道只有国家主席的命是命，那七万多人的命就不是命吗?刘少奇之死，也许正是对这些屈死冤魂的因果报应吧!
当然，刘少奇的问题也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责任，我们党在路线斗争中，向来就有无情打击的传统。
综上所述，没有经过社教和文革的青年人应该知道：文革中提出的“造反”、“串联”、“夺权”、“大字报”、“揭发批判”、“踢开党委干部革命”等等，甚至抄家、弯腰、低头、喷气式等过激的行为，都不是“造反派”的发明，而是早有出处。这就叫“作茧自缚”、“作法自毙”!
既然“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承继的关系，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异同呢?我认为：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性质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体制内的自我完善;理论都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方法都是搞“群众运动”，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重点都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那么又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方法和重点上。社教运动沿袭了过去的老套路，先党内后党外，层层往下贯彻。所谓“群众”，也无非是找一些出身好的积极分子。所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不如说相信工作队、依靠工作队。而文化大革命就不分什么党内党外，什么上级下级了。只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其它一切都不在话下。
经过多年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地、富、反、坏分子早已成为历史，他们的子女大部分已经进入革命队伍，在社会上根本不能再兴风作浪。可是社教时，一直认为党内蜕化变质分子的后台是地、富、反、坏，说什么“错误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认不清党内一些当权者已经蜕化变质，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
所以，方法上社教是自下而上挖根子，文革是自上而下肃流毒。社教抓了一大批社队干部，文革整了一些中央、省市大员。对此，刘少奇和毛主席有不同的主张。
当谈到“挖根子”时，刘少奇说：“上面有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毛主席却说：“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谁料，后来追到中央竟追到刘少奇本人，搞个大的也搞到了刘少奇身上。不管怎样，在社教运动中刘少奇和毛主席是没有多大分歧的，刘少奇还基本上是按毛主席出的题目作文章。
奇怪的是，粉碎“四人帮”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挞伐，认定是一场“浩劫”，并对受迫害者给予平反。而对同样性质且后果严重的社教运动却避而不谈，甚至讳莫如深。细琢磨一番才恍然大悟：原来文化大革命是革命群众迫害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社教运动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迫害了基层干部。如果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平反，作牺牲的将是当年那些不知深浅的造反派们;如果给当年受迫害的基层干部平反，那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脸面往哪搁?
这不公平，按理，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也应当彻底否定刘少奇挂帅的社教运动!
三、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社教运动后期就酝酿文化大革命，没等社教运动结束，文化大革命便正式开始了。
1965年5月，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陪同毛主席上井冈山时，要汇报社教工作。毛主席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解决问题。”1966年6月16日，毛主席在南下的火车上，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里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967年2月，毛主席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由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可见，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有意暴露一下我们的黑暗面，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
文化大革命之初，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丰富、更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1966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中，更明确指示“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从此便由四清转入文化大革命了。
在社教运动中，毛主席深知“错误在干部，根子在地富”的提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没有反映问题的本质。所以在“二十三条”中就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5·16通知”中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文艺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可见，当年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具体形势，做出科学的、深思远虑的判断和决定。最根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美国作家C·戴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与邓小平》一书中说：“毛泽东觉得，在自己的余生，是不可能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浪漫美梦了。他不能忍受这种痛苦的失望与失败，他不得不医治并挽救这个国家。”还引用G·泰尼鲍姆评论“毛泽东1965年的思维”说：“这是一个危机时期：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威胁已经到了致命点，资产阶级司令部随时可以接受政权，发动政变，这是两条路线生死斗争的时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挽救中国革命，铲除中国修正主义之根，挖出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给全世界传授这一新的、极其重要的一课。”听听，一位美国人，竟把中国的问题看得如此深刻、透彻。让那些被党养得白胖的理论家们感到羞愧去吧!
当然，这次文化大革命还有其它考虑：一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二是有意暴露一下党和政府的黑暗面，平息一下广大民众郁闷在心里的不满情绪，以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主要是泛指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年轻一代对老一代革命者的接班，当然也包括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与斯大林没选好接班人有关。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主席年事已高，确实考虑了接班人的问题。1966年6月，毛主席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今天看，毛主席讲这番话时，是心中充满忧虑的。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全是修正主义者。当年毛主席所担心的事，如今也终于被应验了!
林彪曾是他明确选定的接班人，并写在党章里，后来废了;王洪文是他曾认可的接班人苗子，后来也不大满意;华国锋尽管不大理想，在那自知来日无多的情况下，也只好奏合了。实践表明，毛主席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是失败的。
至于坊间传说曾选定刘少奇为接班人，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更换接班人。纯属误解，毫无根据。刘少奇是党的二把手，毛主席赴重庆国共谈判时，曾委托刘少奇在家主持全面工作。后来毛主席为了超脱，也让刘少奇主持党政的“一线“工作。但是从来就没指定过刘少奇为接班人，那只不过是人们私下猜测而已。何况刘少奇只比毛主席小五岁，当时也不年轻了。
至于说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更是无稽之谈。美国作家洛厄尔·迪特黙在他的著作《刘少奇》一书中，用“阴谋论”和“自发论”两条线索探讨了刘少奇垮台的原因。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客观的逻辑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及其追随者设下的‘陷井’，而是一场广泛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的革命实践。刘少奇等人的倒台只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等等。这是对中国政治状况缺乏深刻了解的一种误解，是把结果视为原因。”并说：“就毛泽东来说，如果他想达到的目的只是排除中央领导中的某些同志，根据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并不需要兴师动众，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种分析判断，是客观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为了有意暴露一下“黑暗面”，是很少被人关注的。如今的文艺作品和媒体宣传中，把文化大革命前描绘成虽然贫穷，但却是一片安乐祥和的景象，人们似乎都安于现状，只是后来被这该死的文化大革命给搅乱了。
其实不然，文化大革命前，很多党政官员就已经严重地脱离群众，视百姓为臣民，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除了社教期间暴露一些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经过群众揭发，那些高官大员们骄奢淫逸、放浪无羁的丑行更是不胜枚举。记得当年广大民众是那样的欢欣鼓舞，只是后来又被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大快人心事”给淡忘了。
当年，人民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当然也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只是敢怒不敢言。背地里普遍流传一句牢骚话：“共产党毛主席的经是好经，可惜都让这些歪嘴的和尚给念偏了!”这些歪嘴的和尚指的什么人，当然就是那些变质的各级党政官员。
毛主席洞察一切，早都看在眼里，所以在对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批示上，首次提出两个阶级敌人的新概念，即“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的领导人”。并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文化大革命中揭露那些腐败变质的官员们，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干了那么多的脏事、丑事和恶行，真是大快人心。使他们威风扫地、颜面尽失，对这些人来讲，怎么会不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呢，普通民众既不会也决不可能有这种感觉。
五十年过去了，人们可以对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是非进行评论，但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不该有任何怀疑的。毛主席在逝世前不久还愤慨地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又说：“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利害。”
至于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也是无可质疑的。两份纲领性的文件，都是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发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就是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亲自签发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既“十六条”)，是1966年8月8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正式通过的，与会的114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没有一个人反对。
文化革命这个词儿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早在十月革命之初，列宁就指出：只有实现文化革命，才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主席1958年提出中国要进行五个革命，其中就有文化革命。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还对必须进行文化革命问题作了论述。
粉碎“四人帮”后，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归结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后来在宣传中又把“灾难”升级为“浩劫”。这样的归结，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且不谈文化大革命的对与错，“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就不准确，“领导者”是谁?是毛泽东主席一人吗?那么与会的另113人都昏了头了吗?当然，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功过，主要责任还都在毛主席身上。因为也只有在中国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毛泽东这样一位“超凡魅力型”的伟大人物，才能发动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如美国作家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在《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中所说：“毛泽东的地位是那么崇高，只要他在世，不管他如何超脱日常工作，也不管他的立场是多么模棱两可，他仍然是其它所有人都必须顺应的人物。只有这样一位人物，才可能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当毛主席身穿绿色军装，佩戴上红卫兵袖标时，刘少奇、周恩来、小邓平、陶铸等人不也都身穿绿军装戴上红卫兵的袖标出现在天安门上了吗?毛主席乘车检阅红卫兵时，每次在车后不是都少不了身着绿军装、高举毛主席语录的叶剑英元帅吗?
后来“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了，那是另一回事，并不能改变文化大革命本来的意义。不过，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怎么会轻易让一小撮“反革命集团”利用呢?轻易被利用的党，还配称“伟大、光荣、正确”吗?
对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合法性，也值得商榷。起码不那么光明正大，不然为什么陈云要说“下不为例”呢?如果是应当给予肯定的，今后都要照此办理并发扬光大才对呢!
至于最后归结为“灾难”和“浩劫”，概念上不清晰，结论上也难认定。斯宾诺莎说：“宇宙和自然根本无所谓有序还是无序，而人却只是把自己能够理解的、对自己有利的世界说成是有序的，而把自己不能理解的、不能适应的、对自己不利的世界称为混乱和无序的。”只要有革命、有斗争，历来都是一场“无序的”、“灾难”和“浩劫”。关键是谁的灾难，又是谁劫了谁?土改劫了地主、富农;镇反劫了反革命分子;公私合营劫了资本家;反右运动劫了部分知识分子;社教运动劫了部分基层干部;文革又劫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普通民众决不会有灾难和被劫的感觉。文化大革命一直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无非是党内的一次路线斗争，任仲夷说得好：在路线斗争中，“谁人没挨整，哪个没整人。”所以，想想多次劫别人，自己又被劫，就没必要那么委屈了!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现在权威部门发布的文革十年间工农业每年平均增长13.5%又怎么解释;“两弹一星”又从何而来?最近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所发现的青蒿素，其实也是文革期间的研究成果。
所以，还是陈云高明，他主张算文革旧帐时，“宜粗不宜细”，还是很有道理的。
五十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早已成为历史，旧帐可以不算，是非总得要搞清楚。“彻底否定”，即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辩证法。有人曾说过：“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一切发生、存在的事物，都是有它发生、存在的理由。所以对这一过程‘完全继承’和‘彻底否定’都是不可能的。‘完全继承’就不会有发展;‘彻底否定’就难免要否到自己头上。”
四、向前进为什么走不下去了?
——探讨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为什么走不下去了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当时的中国，只要毛主席在，不管有多大阻力，都会继续走下去，一切都不会也不可能发生。
今天回想起来，当年人们对毛主席确实有些过于“迷信”和“崇拜”了。这也好也不好，好在可以统一意志，朝着一个方向奋勇前进;不好则是一失去领袖，就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了。
毛泽东主席是全国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他的崇高威望和光辉形象，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他那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丰功伟业;他那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贡献;他那天马行空神来之笔的诗文著作;他那以天下为已任公而忘私的人格魅力，都堪称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对这样伟大领袖的信任不是迷信;对这样光辉形象的崇拜也不盲目。
但是，不管怎样，崇拜可以，而迷信是不科学、不可取的。甚至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迷信，断送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世时，一呼百应;毛主席不在了，华国锋的名字就象封存在“正大光明”匾后的遗召似地，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被钦定的华国锋身上。
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毛主席也难免犯各种不同的错误。有些错误，竟成了后来走不下去的重要原因。
首先，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时代里，没选好接班人是他最主要的失误。毛主席早就认识到，苏联出个赫鲁晓夫，出现了修正主义，与斯大林没选好接班人有关，可是毛主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斯大林安排个马林科夫，上台不久就被赫鲁晓夫拿下了。毛主席安排个华国锋，并说：“你办事，我放心。”谁都看得出来，当时根本没有放心的理由和根据，无非是鼓励而已。可是华国锋却拿来大肆宣扬，装腔作势，摆花架子，急于把他那“标准”头像和毛主席的画像并排挂在一起，让那位著名的女歌唱家深情地唱起《交城山》，还不知趣地称什么“英明领袖”，结果怎么样，不但身败名裂，还弄个里外不是人!
毛主席在世时，人们就发现“九大”和“十大”的底气大不一样了：“九大”时，气吞山河，万象更新，大有改天换地之势;“十大”时，强调团结，力求稳定，似有偃旗息鼓之意。勇敢的斗士，也有软弱的一面;伟大的领袖，也有妥协的时候。特别是“林彪事件”后，毛主席一下子就背驼了。鉴于周恩来总理病重，请出个“人才难得”的帮手，谁知他一上台就打着“整顿”的旗号，急于翻案。当毛主席发现后才醒悟到：“说是不翻案哪，靠不住!”后来只是搞了个无关痛痒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没采取果断措施，终于留下后患!其次，再看看毛主席逝世前身边这帮人：除了那位“英明领袖”，不是“反水老手”的“监国”，就是两面派的“大内”。可以说，毛主席在世时就已经种下了政变的祸根。
致于“四人帮”，也注定是要误国、误事的。不管事实上有没有什么“四人帮”，作为一个概念还是存在的。这里，也估且称之为“四人帮”。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们是毛主席最依重的力量，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一直是忠心耿耿。把他们的“罪行”和毛主席的功过分开是很难的。
所以走不下去了，与“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四人帮”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把很多忠于文化大革命的人清理出局;把本来可以争取的力量推向反面;把同一营垒里的“亲密战友”逼得“叛逃”。凡此种种，无异于为渊驱鱼，为鸟驱丛!后来当毛主席发现在中央快成了孤家寡人时，才不得不批评“四人帮”。可是这帮腐儒，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只会写批判文章，结果批判的武器遭到了武器的批判。
再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深刻的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重大变革，自然要损害一些人的切身利益，他们为了夺回失去的天堂，必然要做殊死的斗争。毛主席在世时，他们只是敢想而不敢干。毛主席一去世，他们根本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华国锋为了一已私利，为了保住“领袖”地位，却抱错了大腿，最后不但自己遭到可悲的下场，也彻底断送了文化大革命。
再其次，人心思定，人心思稳，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文革期间和文革前，我们的基本国策是实行计划经济，勤俭办一切事业。那代人不惜“勒紧裤腰带”，艰苦创业，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我们在计划经济上管得过死，没有发挥市场经济的辅助、调节作用。在财政上是高积累、少分配，大量资金用于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人民生活却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广大群众难免要有抱怨情绪。
以上这些，无非都是外因。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文化大革命和文革以前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十分科学，还存在种种弊端，抗不住资产阶级的反扑，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人们一度感到迷茫，甚至觉得不可思议。可是不久，随着东欧溃散，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线大崩盘，人们似乎就清醒些了。再简单地用“政变说”、“失误说”也很难解释清楚了。在探讨苏欧巨变原因的同时，也不得不更深层次地思考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了。
文革前和文革期间，我们的新闻媒体比现在还强调主旋律和新闻导向，所以我们通常听到的往往都是“形势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当听到毛主席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当时不但感到惊奇，也并不十分理解。
后来出现了这大变局，才知道国际共运早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年世界范围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大分裂，以及中苏之间的大论战，就是这种厄运的前照。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不再信马列了;为什么那么强大的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就解体了;为什么为赢得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怕流血牺牲的共产党人，面对这种局面就乖乖地降下了红旗呢?只是“高叫有人背叛”，恐怕是说不清楚的。
用逻辑分析，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马列主义真的过时了，社会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另一个就是固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十分科学，不但存在种种弊端，而且已经僵化，逐步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被资产阶级法权和封建传统理念异化着，正在一步步走向反面。经过近些年来的修正主义大潮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检验，结论只能是后者，而决不是前者。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弊端、偏离和异化，才让本来就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有了可乘之机;正象竞技运动利用对方的失误取胜一样，才让这些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阴谋得逞。
那么究竟有哪些不科学、弊端和偏离呢?让我们看看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怎么样界定的，和现实一相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就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由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很具体，社会主义阶段就是要不断革命，实行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差别，消灭私有制和剥削(指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改变人们的旧观念。最后指出这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义一个必然的过渡阶段。可是，现实又是怎样呢?
(一)对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认识不足。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将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并相互交融发展。因为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既斗争又合作此消彼长的过程。社会主义不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就消灭资产阶级。更何况当今的世界仍是资本主义在主导、在统治的天下，社会主义的力量显然还处于弱势地位。我们应该有也必须有长期的、反复的，甚至经受失败考验的思想准备，这与我们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是不矛盾的。
我们以往的失误就因为过于理想化了，什么“大跃进”、“一夜进入社会主义”呀，并且总是在喊“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殊不知，我们有时是内外交困，却用虚假的宣传蒙蔽群众，结果怎样，竟“一夜又回到了解放前”。至使我们一经失败，不但失去了信心，而且使很多人丧失了信仰。
(二)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原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革命的名义夺取政权后却放弃了革命，革命成了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和手段。原来无产阶级的政党，成了毫无阶级属性的全民党，成了维护统治集团既得利益的执政党。
执政党处于统治地位后，就成了有权有势的统治者。于是他们便利用手中的权势，搞权力寻租，搞钱权交易;于是就腐败变质、聚敛财富，成了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于是这样的党既要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又要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终于演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又怎么能不垮台呢!
(三)社会主义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重大课题，而如今却尽力回避。改革开放后的理论家们研究出个令人费解又奇妙的解释：阶级不复存在了，而阶级斗争还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其实，否定阶级存在，是为了不再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承认阶级斗争存在，是不愿放弃在必要时还要采用专政的手段。
我们常指责美国在处理人权等问题上是双重标准，其实我们自己才是最典型的双重标准：在经济上我们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并保护私有制;在政治上我们定位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消灭了阶级。这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在现实中却可以为“特色”做出合理的解释。
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专政的目的主要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向西方法治社会学习。西方社会看似乱象丛生，可是基本层面却非常稳定。他们维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不在乎领导人的更叠。而在我国，谁反对现政权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便导至即使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们也不敢反对现政权。美国的宪法就明文规定，如果政府背离了民众，就有权推翻它。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似乎变了味儿，不是用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用来维护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却成了维护统治、镇压不同政见、肃清异已的工具和手段。
(四)“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包含民主政治。过去我们只讲“民主是手段”，对广大民众来讲民主更是目的。它既抽象又具体。我们总不能只是抽象地讲“有言论、出版、集合、结社的自由”，可是现实对不合意的言论就屏蔽;不同观点的出版物就被禁止;不是官方的集会就被取缔;民众上访时，就被穿着黑色警服但不佩戴警章的“协警”抓得满街乱跑吧。
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只是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保证，更需要有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人。这种人要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和思想，既不作任何政党的驯服工具，也不是任何政权的臣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也是要保证“把每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
这种人，在专制社会形态下是看不到的，在当今社会主义的中国也看不到。而在西方社会，却似乎看到了他们的影子。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时，可以到议会大厦旁听席去听议员们是怎样在辩论;他们不满政府的举措时，可以用游行示威表达自己的诉求;他们对经选举产生的总统和议员不满时，可以弹劾或罢免他们。这样的国民比我们这些“在共产党领导下当家作主”的人更象是真正的主人。我不羡慕西方的“民主政治”，却看到了他们的长处。西方那些民选的总统和议员，就象杂交的野种，极富表现力和竞争力。再看看我那些靠遗传基因又当上党政官员的“娃娃们”，多数呆头呆脑。难怪老百姓都说：“黄皮子下豆畜子——一窝不如一窝”。
西方的议会制，议员们总会有自己的观点，就是争吵、打斗，也比木纳地按下表决器一致通过要好!
近些年来，西方媒体一提社会主义就与专政联系在一起，有些人也误认为这似乎正是我们的软肋，其实不然，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应是最民主的社会制度。所以产生这种错觉、误会，与我们以往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实行民主制度有关。
(五)固有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在不断地被异化，已经走了样。被什么异化的呢?一是资产阶级法权，一是封建的传统理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痕迹”主要是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对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最后指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那一套破掉。”后来不但没破，反而愈演愈烈，如今不仅合理合法，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了。如“三公”(即：公车、公费吃请、公费旅游)居高不下，工资、医疗、社保等，公务员、事业和企业之间有各种不同的待遇，根本体现不出什么社会公平正义，群众对此怨声载道。钱权交易、买官卖官、贪污腐化更是不胜枚举，这些无一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衍生物。
封建传统理念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在我们这个封建社会主义国度里，从上到下、从官僚体制到意识形态领域无处不深深打上了封建的烙印。从夺取政权开始，就沿袭了“打天下、坐江山”的理念，于是“老子革命儿接班”，待遇高一些、生活特殊些都成了理所当然的。直至改革开放后，在选拔干部时，按陈云的话讲，“还是娃娃们可靠”。谁的娃娃?平民百姓的娃娃们是享受不到这荫庇的!如今的官二代、官三代们不是子承父业继续当官，就是改头换面经商。据媒体披露，如今的富豪90%是高干子弟或家属。
凡此种种，不都是“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吗?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这些僵化、偏离和异化，才使固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科学，才导致这批共产党人走向反面;才导致社会主义阵线大溃败;自然也就成了真正走不下去的内因。
五、向后转又有什么道理?
——试析改革开放的实质
对如何认识“改革开放”，我们很多人都曾经历过困惑与矛盾。我就说过：“所以我认为，我们在理论上既是离经叛道的，又是有所创新的;实践上既是矛盾重重的，又是硕果累累的。”还说：“总之，我为过去的僵化遗憾，我为今日之发展高兴，我为未来的前景担心。这便是我的思想认识过程。”
除此之外，我还一度认为“改革开放”是面对当时国内国际的具体形势，一种权宜之计，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认为象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既或反对文化大革命，总不至于公开背叛马克思主义吧，何况当时又一再讲，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是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总设计师”已经说出“不论姓社姓资”了;“四项基本原则”中除了还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其它实际上已经都不再坚持了。
曾有一幅漫画，题为《机智的邓小平》：民众走在一处岔道口上，前面出现两条路，分别立着两块路牌。一个写着“社会主义”，一个写着“资本主义”。机智的邓小平上前把路牌调换一下。于是人们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面走去，实际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为什么说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向后转了呢?应当用事实说话。
在农村和农业上，取消了人民公社，多年的集体积累荡然无存，全面实行了分田到户的联产承包制。当时农村便 传出民谣：“建国三十年，分了两次田。明明是倒退，硬说是向前!”“先分组，后分队，一步一步往后退，一直退到旧社会!”
在城市和工商业，实行国企改革，何谓改革，说白了， 1956年那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便是社会主义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改造。大量的国营、集体工商业破产、出卖，职工下岗、自谋职业。致使国有集体资产流失，造就了一批新兴的资本家和暴发户。实际就是利用政治上的大洗牌，实现了经济上的利益再分配。
在政治和政权上，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性质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也就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变成了毫无阶级属性的全民的党。这批新兴的资本家们也不甘寂莫，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上层建筑领域有了重大变化。据有关资料报导：文革期间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工、农、兵代表占67.95%，而2013年召开的十二届人大，工、农、兵代表仅占4.5%。当年胡润排行榜有个统计，中国前1000名富豪中有75位全国人大代表，平均财富77亿元;有72位全国政协委员，平均财富95亿元。就是这些代表、委员们代表着人民，和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坐在人民大会堂，讨论着如何让人民当家作主……难怪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人民代表大会’已蜕变为‘官商代表大会’，人大代表70%是各级党政官员，其余多为大型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如此‘人民代表大会’，实际应该与时俱进地改为‘全国官商代表大会’，无必要再加‘人民’二字。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已蜕变为‘官商代表大会’。”
在对外政策上，放弃了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立场，屈从并承认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泛结成“战略性合作伙伴”。邓小平听从李光耀的劝告，不再“输出革命”。与此同时，却不断向苏联和东欧各国输出“改革开放”的理论和经验，也加速了东欧的溃散和苏联的解体。
为了加入WTO，竟接受了诸多苛刻、屈辱的条件，甚至同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名号也删掉。对“计划经济”讳莫如深，对多年实行的“五年计划”也改称“五年规划”。总之，在对外政策上，走得更远!
在思想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消灭私有制，而当下的改革、改制就是恢复并鼓励私有制;马列主义的核心是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当下却抛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资本主义道路。
综上所述，不承认“向后转”就不是实事求是。
这么大个国家，有13亿多民众，说向后转就向后转了，而且几乎没有遇到多大阻力，又该怎么解释呢?我认为既有个“向后转”的演变过程，又有“向后转”的一定“合理性”，还有个认识上逐步转变的过程。向后转的过程，就是大家常形容的“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一步一步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毛主席逝世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当时指出“四人帮”的罪行，主要是干优、破坏文化大革命并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说他们是“还在走的走资派”。号召全国人民“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滑稽、荒诞、怪异，后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没为他们这几个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走资派”平反。
不久，邓小平复出，利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逼华国锋下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接管了政权，确立了实际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上，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
这样，才能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最后才走到今天。
那么，向后转又有什么“合理性”呢?
首先，“改革开放”的主张并不错，不改革怎么会前进，不开放怎么会发展呢。事实上是毛泽东主席最先提出并实践改革开放的。改革和开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改革涵盖政治、经济大政方针的全部内容，开放只是对外政策。严格说来，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改革，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已经走向开放了。如果没有中美建交的“破冰之旅”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谈何“改革开放”啊!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民主与法制逐步健全，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如今，中国有了无数个世界第一，如：钢铁、煤炭、汽车、造船、水泥、化肥等等。致使这个多年生产力低下的国度，出现“产能过剩”。号称“世界工厂”，在西方国家的商品架上，随处可见“中国制造”。去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已经被誉为“引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了。
科学技术也是突飞猛进，航天事业已达国际领先地位。高铁、高速公路里长也稳居世界第一。国防实力增强，有时也敢在世人面前秀秀肌肉。当年江泽民出席俄国的一次庆祝活动，坐在第一排的是叶利钦和西方各国领导人，而江泽民竟被安排在第二排，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坐在一起，如今重大国际会议的显要位置，都少不了习近平的身影。这一切，让国人看了也高兴。
民主与法制逐步健全。比之过去，不但有很大进步，也可以说迄今为止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象我们这样长期被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国家，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真正的民主和法制，专制、权大于法是我们的传统。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文革和文革以前的专政，也不是真正的法制。当时民主的诉求经常会借故被专政，在“党性”指导下的专政也从来就忽视民主与法制，在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滥杀无辜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进步和改善是不能否认的。
现实的合理性正是对以往不合理的纠正、改善和否定。如果没有现实的合理性，它根本就不会发生，也不能存在。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先是发现了诸多弊端，在无数个“世界第一”的背后，又发现了另外的无数个“世界第一”：亿万富豪世界第一、下岗(失业)工人世界第一、伤亡事故世界第一、贫困人口世界第一、奢移品消费世界第一、妓女数量世界第一等等，此外，环境污染、资源破坏、买官卖官、造假贩假、电信诈骗、拐卖妇女儿童、黄赌毒和黑恶势力等等，也都位列世界前茅。人们逐步认清了改革开放的实质。如今，观念上普遍有了转变。
前不久，一位老朋友让我谈谈对改革开放的看法。我说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他就让我概括一下嘛!我信口答道：“牺牲了社会主义制度，换来了资本主义繁荣!”经过一翻思忖，又加上两个定语：“牺牲了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制度，换来了实质上的资本主义繁荣!”
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怎么检验我们的改革成败呢?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还说：“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引自《全国科技会议上的讲话》)现在看，不但真的“两极分化”了，而且“新的资产阶级”也出现了。如果还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用邓小平这两句话来判断，改革开放的结论就清楚了：“失败了”，“走了邪路了”!
据有关媒体报导：如今的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24万人，总资产达八万亿。占全国千分之四的人，拥有百分之八十的社会财富。亿万富翁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若知道，美国形成今天这种局面，有着200多年的发展史，而中国形成今天这种局面，只用了30多年。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充满血腥味：屠杀、掠夺、贩卖奴隶等等，而中国富豪们的发家史就轻松、文明、冠冕堂皇得多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为发展经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
苏联解体前后的经济改革和我们的改革开放有很多相近之处。不过，苏联和后来俄国的改革比我们直白、干脆，卖啥召唤啥，从不矫饰。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我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结束共产主义。”叶利钦的助手丘拜斯说得更具体：“私有化与其说是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政治问题。是百分之五的经济，百分之九十五的政治。对俄罗斯来说，就是创造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摧毁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还说：“无论是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是从政府手中夺出来就好!”
于是，他们就利用“休克疗法”，把几代人积累的财富，瞬间攫为已有。昔日的党政官员和红色企业事业管理者，摇身一变，成了新时代的改革精英和资本家。就这样，将权力转变为资本，不到几年功夫，造就了七大寡头，掌握了俄罗斯50%的经济命脉。那位号称“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卸任政府总理后，当上了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董事长。更直言不讳地说：“1996年，俄罗斯面临重大选择(指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参加竞选)，是共产党执政还是走向强盗资本主义，我选择了强盗资本主义。”
对苏俄的改革，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她的著作《世纪大拍卖》中归结道：“俄罗斯私有化改革通向的是青面獠牙的霍布斯资本主义，强盗资本主义，裙带的、腐败的资本主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苏俄的改革，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从形式上看不同的是：我们是“温水煮青蛙”，俄国是一步到位，中国还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保留着社会主义的名分，而俄国是什么共产党、什么社会主义啊，一切都去他娘的吧!但是从整体上看，俄国至今还保留着住房、教育和医疗的公费，用水用电全都免费，我们实际上比他们改的更彻底!
我过去曾说过：“正是因为左得不能再左了，才有可能让人们接受右的合理性。”而如今是右得不能再右了，不但引起人们的反思，也失去了右的“合理性”。当人们发现“向后转”领跑者臀部上的印迹后，该是一哄而散的时候了!
在人们转变认识的过程中，也曾有些困惑。主要是：
(一)认为“只要是共产党掌权，就是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曾有深厚的感情，看到近些来共产党的形象在变化，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普遍感到非常痛心。人们总认为，只要是共产党掌权，就不会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就不会走得太远。
岂不知，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都不叫共产党，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且只是该党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二战后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也有几个叫工人党、劳动党。所以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这个党是不是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执行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为谁服务，在维护谁的利益。也就是，是为人民服务，维护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维护官僚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更具体地讲，是维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还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社会主义”这个词源于拉丁文，意思是：社会的、公共的、集体的，主张整个社会作为整体，由社会共同拥有资本、土地、资产，实行基于公众利益的管理和分配制度。离开这些基本含义，无论你标榜什么特色，决不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党所以叫共产党，就因为他是主张“共产”的党。如果为了发展经济，“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大搞私有化，还真不如更名为“私产党”!
台湾学者李敖都看出了门道，他直言不讳地说：“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离开了这一条，就不能称改革开放，而只能称为复辟。”
(二)认为“不管怎样，生活确实有了改善。”
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确实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过去那物资匮乏、市场紧缺、凭票供应、排队抢购的情景犹在昨日。人们确实一度很有满足感，并把这归功于改革开放。
勤劳、善良、过惯了艰苦朴素生活的劳苦大众，是最容易得到满足的。这种满足感，是和过去对比产生的。他们不但和文革期间、文革前比，甚至还和旧社会比。这种体量国家、安于现状的满足感，更表明了中国人民的纯朴、善良。
可是不久人们又发现了新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教育，于是又演变成牢骚和不满了。媒体也发出了《为什么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骂娘?》的评论。这期间也只是牢骚和骂娘而已，并没有什么更深的感受。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实质终于完全显现出来了，原来这些新时代的娇子、精英们，遍部全国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和暴发户们的发家史大都经不起推敲：走私、利用价格双轨制倒买倒卖、买卖土地、将国有和集体企业低估再拍卖给实权人物、高估企业资产发行掺水股票坑害股民等等。总之，是不择手段，而这一切都是在权力支配下、官商勾结完成的。正如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所说：“中国的收入分配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有权必有钱的怪圈：以权力为中心，离权力越近的人越富，离权力越远的人越穷。”所以，有人把“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归结为“权力市场经济”。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创造财富的只有两样东西，就是劳动和资本。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却能用权力创造财富，不只是具有举世无双的特色，也堪称“颠覆式”的革命!其实，这用权力的创造，就是用权力的抢劫。对于大量国有资产被侵吞、大量工人被下岗失业来讲，这才是一场真正的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这些先富起来的群体，不但不能帮助民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是极尽挥霍之能事，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些发了不义之财的人们，有土有洋。洋的大部移居海外，转移了大量资产。在2011年美国的投资移民，中国人占33%，中国人在美国购房，拉动了美国的房地产业。土的形成了今日之土豪劣绅，山西煤老板花7000万为女儿办豪华婚礼，仅法拉利骄车就送了六辆。这类的事例不胜枚举，唤起了人们仇富的心理。当今的中国，不仅有理由仇富，还应该鄙视他们。正如李敖所说：“中国富豪99%都是刑事犯罪分子。”人们终于醒悟到，过去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今一部人暴富了，更不是社会主义。
那么，倒底该怎么认识生活的改善呢?对此，要作科学分析。
首先，与改革开放有一定关系。改革开放后，不象以往那样高积累了，拿出较大比例的国民收入用于分配。市场搞活了，人们所需的生活用品就能比较满足供应。这一切，应该给予肯定。
其次，是时代发展进步的结果。改革开放的某些成果，正是因为赶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发展机遇期，才得以实现的。随着世界性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全世界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自然也要提高。但是，这种提高在中国人眼里的参照物是过去，如果放眼世界，就不一定那么满足了。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的名次，1970年是第82位，而2010年却降到127位了。
再次，“执政为民”、“为民福祉”这类话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党都会讲也都在讲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搞惠民政策，封建社会也搞赈济，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保制度比我们还优越。去年习近平访美时在西雅图讲话中说：“中国还有7000万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则还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可见这种改善是极有限的。如果再想想那么大量的财富被极少数人侵吞，就更没必要为这点改善而感恩待德了。
再其次，对这种生活改善的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有过具体分析。马克思说：“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还说：“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恩格斯说：“(资本家)宁愿稍增加一些工资，也不愿放过全部利润。他为了赢得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很明白，需要和享受要以社会发展的尺度来衡量，不要以为你手里玩着手机就比前朝皇帝还会享受。吃、穿好一点，并没改变你被雇佣、被剥削的奴隶地位!
中国人过怕了穷日子，省吃俭用，却把有限一点积蓄存到银行里，谁知就是这点积蓄，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也被掏空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中国1990年货币总量为1.53万亿元，2011年为89.56万亿，21年翻了58.53倍。美国货币总量同期只增加了1.99倍。美国法律规定货币发行量不得超过GDP的70%，中国已经超过2倍了。这种超发货币稀释全民财富，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劫。”民众摸摸兜里的钱还在，岂不知，你那点钱已经不值钱了。应当明白：民众的改善永远跟不上官方的善改!
(三)认为“如今大力反腐，将来就有希望。”
腐败与反腐败已成为今日中国的重大课题，也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贪腐之事古今中外都有，可是如此大规模、全方位、肆无忌惮地贪腐，还从来没有过。不知吉尼斯是否有这项纪录，如果有，全世界是无人能超越当今中国的。
改革开放之初，枪毙个大贪污犯王守信，共涉案金额含单位“小金库”之类的项目在内，总计也只不过五十多万元。后来陆续见报导，几百万、几千万、直至上亿的都有了。连秦皇岛那么一位管水的小官，也贪占了1.2亿现金、37公斤黄金和68套住房。人们惊叹不已。
被暴露的贪污犯，从最初的某科长、某经理，到后来的某省长、某部长。近几年，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之后，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一个个大老虎被揭露出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这样一批党政要员也都现形了。人们从惊叹转为愕然了，不禁发问：怎么可以想象，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两名权高位重的中央军委副主席竟贪賍枉法，多年陪伴总书记的“大内总管”也是个大贪官。这若是在国外，总统在位时会引咎辞职，就是退休也会追究责任的。可是我们的领导人，还在那若无其事，实在令国人心寒!
这些贪官们为什么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呢?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至于这样，与社会主义更是格格不入，为什么竟然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度出现了呢?归根结蒂，无疑都是“特色”的产物!
人们对腐败恨之入骨，对大力反腐也寄予很大期望。其实对更为严重的腐败并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严格说来贪腐分子是一批低智商的蠢货，比贪官更精明、更可恶的是那些借改革之名侵吞国家资产的企业家们。贪官贪賍后心里惴惴不安，企业家们却心安理得;贪官们得夹着尾巴装人，企业家们却风光招摇，甚至被誉为“时代的骄子”。相比之下，真是小巫见大巫!
事实上哪一个暴发户、企业家们的资本原罪经得起推敲，哪一个发家史不是官商勾结的结果。反过来，如果清算这些暴发户又能清出多少贪官哪!所以，不清算这些暴发的企业家们，反贪的力度再大，实际效果也是极有限的。
古往今来，贪腐与反贪历来是相伴而行的。众所周知，清代大贪官和坤乾隆时就贪，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暂不处理，乾隆一死嘉庆便大开杀戒。国民党执政后期贪腐严重，蒋经国从上海着手铁腕反贪，可是碰到了核心集团的利益，最后也不得不罢手。可见反贪腐和其它政治举措一样，历来都存在着有选择性的“披露”，也存在着有选择性的“遗忘”。北周时苏绰向宇文泰进柬的那几句话说得太精辟了：“用贪官以结其忠，罢贪官以肃异已，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
可见，任何性质的国家政体，都有反贪的需求，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非是为了维护政权，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地位。对广大民众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切身利益，所以也不值得过分地期待。
解决以上认识问题，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改革开放的实质。既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功过，又认清改革开放的实质，便可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走向光辉的未来。
六、中国未来走向何方?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过两次重大的抉择。第一次是清末，腐败的满清统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是搞君主立宪还是走向共和。结果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第二次是抗战胜利后，是继续维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建设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如今又面临了第三次抉择，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历史又到了一个重大的关键时刻：是继续“改革开放”，将中国改成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放弃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取以往的历史教训，建设一个全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人的一个光荣使命。
怎么办?无非是要回答这样三个问题：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现在是举邓小平理论的旗;走特色的路;奔小康。这决不是我们革命的“初心”!我们的“初心”是高举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大旗;走社会主义道路;奔向共产主义。
(一)邓小平这面旗举不得，也举不起来。
人类社会每到关键时刻，总会造就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来。近代中国能够影响历史进程、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四个，他们就是孙中山和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
邓小平以其独特的智慧和胆识，不但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基本上否定了建国以来前三十年间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却动摇了整个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制度。他要求别人不要再折腾了，而他却把整个中国折腾个底朝上!
不管你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罢，邓小平这个名字将永远写在中国的历史上，无非是或名扬千古 ，或遗臭万年!
邓小平早年投身革命，为新中国的建立曾立下赫赫战功，在总书记任上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生三起三落，人们曾对他寄予同情。
熟料，正是因为这种同情和逆反心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为邓小平搭建一个施展拳脚的舞台，让这位垂暮之年的老人又任性并酣畅淋漓地表演一番。通过他晚年的一系列表现，证明他不配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客，是一个利欲熏心、不择手段的奸雄;从他设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看，证实他确实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化大革命不久，邓小平就被打成走资派，这位曾任总书记的共产党人，面对这种指责，不是据理力争，而是马上做出深刻的检查。不但自己认错，还及时和刘少奇划清界线。1967年7月20日，邓小平在一次检查中说：“他们就乘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变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之间，邓小平洋洋洒洒写了三万言的《我的自述》，就政治、工作、思想做了全面检查。他在自述中说：“我愿在余生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么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说：“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1968年8月3日，又给毛主席写封信。信中说：“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请看，多么深刻，多么认真，近乎信誓旦旦。可是后来怎么样，全世界都知道。有人说他这是革命的灵活性，那么革命的原则性呢，共产党人的斗争性呢?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及其同伙一举粉碎“四人帮”，邓小平无比兴奋。10月10日就给“英明领袖华主席”写封信，表示坚决拥护这一革命的行动，并喊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的口号。还对人说：“华国锋这个人选的好，选对了!”又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可是不久，他便不甘寂寞。1977年4月10日又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写封信，希望能为党的事业再做点工作。同年5月3日，愚不可及的“英明领袖”就以中央文件的名义把这封信批转全党。谁知他出来工作不到一年，第二年五月就利用胡耀邦主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就把华国锋拿下了。
从此中国进入了邓小平时代，从华国锋后期，直到后来的胡耀邦、赵紫阳当总书记，以及江泽民上台的前期，实际都是邓小平说了算。邓小平也从来不回避这点。1989年1月6日，他对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说：“这十年我们党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岗位，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
“核心”二字从此被邓小平赋予了有中国特色的内涵，即可以凌驾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上的真正领导人。就象伊朗在总统之上，还有一位“精神领袖”一样，可以否决总统的政令，甚至可以罢免总统。只是后来实在精力不够了，才把“核心”这顶桂冠赏给江泽民，此后胡锦涛和习近平再也没能享此殊荣。他就以这特殊的身份，利用打桥牌的机会，研究着军国大事。坐在家里和几位元老，几年间搞了个“三废三立”——废了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立了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以太上皇的身份，一呼百应，挟天子以令诸侯，把党政军大权玩于股掌之上，真可谓千古第一大奸雄!
他为什么不当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呢?不是不想当，而是不敢当。在这点上总算他还有所顾忌，还有点自知之明。如果把华国锋拿下，自己直接上去，恐怕更有篡权之嫌，历史也将遭更多骂名。
他为了保住“核心”的绝对权威，必须牢牢把住军权。为此，他用尽了心机。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他只是政治局常委，为了当上中央军委主席，只好修改《党章》，将中央军委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的原规定，改为“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1987年11月召开中共十三大时，他既不再是政治局常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了，还想当中央军委主席怎么办?只好又修改规定，搞了个《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改为“党的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中央委员们看了这个决定都心知肚明，于是就象当年筹安会推戴袁世凯称帝一样，共举这位普通党员当上了中央军委主席，而总书记江泽民只好当军委第一副主席。
这就是邓小平所倡导的“民主与法治”，这就是邓小平一再声称的“依法办事”!不管当局对此如何辩解，也终究是千古奇闻，历史总有一天要把这段故事编入“宫庭戏”的。
更让人不解的是，邓小平退下中央军委主席后，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又闲不住了，想起当年曾在南海边儿划了一个圈儿，就携家带口再次“南巡”，这位普通的百姓却受到了超国级的礼遇和接待。当时人们对改革开放已经多有质疑，这位右惯了的老人在右得不能再右的形势下还指出：“左是最主要的危险。”继续给“改革派”们打鸡血、吃定心丸。巡视期间颤颤巍巍地讲起了“春天的故事”，一下子又把中国人民带到了严寒的冬天……
其实这些事在邓小平眼里都算不了什么，然而有三件事一直困扰着他：一是当年正处在革命形势危机的关头，1929年在广西百色和1932年在江西两次“弃军逃跑”，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历史上留下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二是改革开放之初，他帅先支持儿子邓朴芳办起康华公司，利用权势倒买倒卖，形成了最初的“官倒”，为以权谋私、腐败盛行开创了恶劣的先例;三是由学生们反“官倒”引发的“六四事件”。这位中共的“核心”、中央军委主席竟下令用荷枪实弹的军队和坦克来镇压。这三件事特别是第三件，是压在他心头至死也无法排解的块垒，历史也终究有一天会做出公正的裁判!
假如历史真地把这样一位人物当做一面旗帜，举得起来吗?举旗的人能有自信吗?别人看到这面旗帜还会跟着你走吗?
(二)、“特色”的道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也行不通。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与毛泽东主席1956年3月23日的讲话有本质上的区别。毛主席说：“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探讨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这里很明确，探讨我们的道路有两个前提，一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二是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可是邓小平理论既背离了马列主义，又不顾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分配制度。而他不讲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却大搞私有化，还侈谈什么马列主义!现实的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搞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他却要推倒重来，补上发展资本主义这一课，在“改革”中变公有为私有，竟让民众感觉到“一夜回到解放前”，还侈谈什么中国的实际!
最根本的还是邓小平理论是个自相矛盾、根本站不住脚的理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怎么可能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建起社会主义的大厦呢?多元化的经济必然要产生多元化的政治，在多元化的世界里怎么可以只有一个党来执政呢?那些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派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又怎么会甘心只是长此参政、议政呢?迟早有一天也想要说了算。这样的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权，岂不是自取灭亡吗!
所以，有人曾说：“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基础，共产党政治的上层建筑，这必然导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脱节，意识形态与客观现实相分离。这种局面绝不会维持长久。”
特色这条路所以行不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国的全民经济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如今又出现了从大到小、从强到弱的转变。建国初期，经过暂短的经济恢复，到1952年全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就占44.7%，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1957年就达73%了。此后经过调整，国有经济已占80%，还有集体企业(准国营)占10%，公有经济总共占90%以上，表明已经有了牢固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就国有工业来说吧：1978年占77.6%，1990年占54.6%，1994年占37.3%，1996年占28.5%，到2004年已只占10.58%了。到目前为止，整个国民经济比重已经是，私企：56%，外企：21%，国企：23%。而仅有这点国企中，已有13.5%改为股份制，28.6%已改为有限公司，还有一部分正在改制或尚待改制。真正国有独资企业仅占8.9%。这就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所谓“改制”，改的什么制，改的是全民所有制，改的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最终改的是社会主义制度!
所谓“接轨”，接的什么轨，接的是资本主义的轨。既然已经和资本主义道路接了轨，还谈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
很明显，当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若未走社会主义道路，若未走资本主义道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肯定是行不通的!
(三)、奔向共产主义，才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梦。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一步步走向更加繁荣富强。共产党的功业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改革开放的结果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了：腐败愈演愈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只是形成，而且已经羽翼丰满。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声称自己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后，似乎党的性质起了变化，党的形象走向反面，党的宗旨令人生疑。与此同时，人们对党的光荣历史引起怀念，对党的现状越发不满。广大民众对党是既爱不起来，又割舍不得，心里矛盾重重。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充其量是昏过了头，而如今的改革开放则是丧失了理性。所以割舍不得、矛盾重重，还因为当今除了共产党来领导，又实在别无选择。
道理很简单，中国人民既然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就需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领导。尽管共产党已经变了样，可是除了共产党又有谁能来取代呢?西方式的政党与我们格格不入，那些拿着共产党的工资只会参政、议政的帮闲们也毫无作用。无奈，只好把希望还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习近平主政以来，无论在整党、治军、理政、外交和反腐上多有建树，人们对他寄予很大期望。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还“复兴”什么?奔向共产主义才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梦!
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屡遭磨难，往往都与内乱有关。如今，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比什么都重要。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的现状就是明摆着的教训。
那么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还寄予什么期望呢?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政党都有明确的阶级属性。为了恢复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必须纯洁党的组织，明确党的宗旨，重新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一再宣称自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岂不反省一下，你不革命怎么会让你执政;又不是民选的政府，你还凭什么执政!如果放弃革命，简单地论发展、论建设，你们也不见得比资本主义更高明!
为了让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就应当适时结束“改革开放”，放弃邓小平理论;重振全民经济，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高举民主的大旗，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只要中国共产党明确自己的阶级属性，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只要中国共党不忘自己的宗旨和使命，还要“继续革命”，中国就会大有希望。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不会是一条笔直的大道。按马克思的说法是螺旋式向上发展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左派犯幼稚病，右派搞修正主义回潮，已经循环往复多次了。历史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又决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每次循环又都是向更高阶段的发展。
有一位理论家说过：“社会发展总是左一步右一步在前进。试想，只迈左腿或只迈右腿，就无法走路了。”
所以，我还认为：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都是历史的必然。习近平主席讲过：前三十年的对与错都是革命的实践与探索。我看这话也适用于后三十年，没必要过多指责改革开放走过的这段弯路。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五十年过去了。纠正现实的错误，绝不意味着要回到从前。哲学家讲过：“人们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文化大革命早已成为历史。人类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更美好的未来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
不管怎样，五十年过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功绩却凸显出来了。
首先，经过这场世界范围的修正主义回潮和资本主义复辟，人们更深刻认识到当年毛主席所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更深刻领会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教导。这样就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意志。
其次，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深入人心，才使中国人民具有抵御敌对势力渗透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能力。“liusi事件”所以没能导致翻盘，主要是因为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人民不买帐!
再其次，文化大革命锻炼了中国人民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能辩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当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大潮涌来之际，他们能冷静地思考、辨别并抵制，这才保住了社会主义的大厦不至于彻底倾覆。
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却留下了不尽的遗憾和教训，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它将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一样永彪青史。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扉页上的几句话，同样也应该写在文化大革命的史册上：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201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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