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汉朝为什么灭亡说起。
看过诸葛丞相和王司徒阵前嬉戏的人都知道，无论是诸葛丞相论证蜀汉的正统合法性，还是王司徒论证曹魏的合法性，开头都是桓灵无道。汉桓帝和汉灵帝是不是无道?那确实是无道，没有问题。但是历史上无道的皇帝多了，比桓灵二帝无道的也多了，却并不是每个无道的皇帝都会百家灭国丧身。其实，别的不说，就是和两晋的绝大多数皇帝相比，桓灵肯定也不会低于平均水准，算不上特别无道。
也有人认为是亡于宦官、外戚。
大家都知道，宦官只不过是皇权的延伸，宦官权力大的朝代也很多，但并不是每个出现这种情况的朝代都会很快亡国。比如说，唐朝和明朝的宦官权力一直都很大，唐朝从唐玄宗开始，明朝从明成祖开始，宦官权力就很大了，但这都是中前期的事，一直持续到整个朝代灭亡。如果宦官专权就会亡国，为什么唐朝和明朝宦官专权这么长时间，没有灭亡呢?
外戚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只是外戚干政，也并不会直接导致朝代灭亡。西汉一直都重用外戚，著名的卫青、霍去病就是外戚，他们领兵北征匈奴，封狼居胥，不仅没有让西汉亡国，反而开疆拓土，为西汉的强盛立下了不世之功。东汉更不用说，从一开始，外戚就在朝廷政治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东汉并没有很快灭亡，反而延续了两百年。这说明什么?外戚干政并不会直接导致国家败亡。
也有人说是亡于黄巾起义。黄巾起义确实规模浩大，但碰上农民起义的朝代也很多，也并不是每个朝代都会直接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之下败亡。远的不说，就说近一点的清朝吧。太平天国起义的规模肯定是够大了，而且是直接威胁了全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但清朝却并没有灭亡，反而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迎来了同光中兴。
黄巾起义其实也是在朝代的打击之下，很快就被镇压了，唯一带来的问题是地方割据。但地方割据也不会直接导致朝廷灭亡。最典型的是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几乎完全不由朝廷控制，各藩镇都是关起门来成一统，自己玩，对朝廷爱搭不理的。就靠着男方半壁江山的财赋收入，唐朝也是苦撑了一百多年才灭亡。
也就是说，黄巾起义其实很快就被镇压了，藩镇割据也不是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只要处置得当，中央领导坚强有力，并不是没有机会重新恢复中央权威。
那么，汉朝灭亡于什么呢?
灵帝在继承人选择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何太后支持少帝辩，董太后支持刘协。但在灵帝还没有最后做出决定的时候就驾崩了。朝廷斗争的结果是，何太后因为家族势力更大，哥哥何进是大将军，掌握军权。所以完全不顾董太后的反对，就立了少帝辩为皇帝。宫廷里的宦官也围绕着董太后和何太后分成两派，进行内斗。两边激烈斗争的结果是，何进以诛十常侍为名召董卓进京，董卓还没来，何进自己先被十常侍杀了。董卓来了之后，并没有支持何太后，反而在势力壮大后，以董太后的名义废了何太后，又废了少帝辩，另立刘协为帝。各地诸侯以讨伐董卓为名，进兵洛阳。董卓死后，他手下的军队为害中原，各地诸侯划境自守，朝廷权威荡然无存，整个汉帝国才算是土崩瓦解。后来，又是在董太后的家族的建议下，天子投奔曹操，让曹操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扫荡整个北方，建立曹魏政权的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董太后和何太后在灵帝继承人的选择分歧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董太后和何太后意见一致，都支持同一个皇帝，就不会有问题。但问题在于，董太后和何太后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家族的利益，自己家族的权力是否能够得到保障。无论董太后还是何太后，都是如此。
把自己的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董太后和何太后就给大汉帝国的灭亡送上了致命的助攻。虽然王莽篡权时，同样是以外戚身份进行的，但董太后和何太后显然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在她们眼里，第一位的就是保全自己的家族利益。只不过，何太后的家族占了先机，本想先下手为强，结果成了先下手遭殃而已。
董太后和何太后的做法在当时也算其道不孤，因为每个世家大族都是这么干的。国家存亡关我屁事，家族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当时每个世家大族都秉持的价值观。怎么样能保持自己的家族利益存续，就怎么决定。投降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就投降，没什么丢人的，丢人的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世家大族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是因为东汉中后期的察举制。我当官的时候推荐了你，你当官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那么你就推荐我儿子。等我儿子当官当大了，再推荐更多人。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大家族。最典型的比如袁绍家族，四世三公。还有杨修的弘农杨氏，也是历经几代人形成的大家族。司马懿当然也是这其中著名的大家族。在司马懿出来做官之前，他父亲司马防和哥哥司马朗都已经入仕了。而且，司马防在担任洛阳令、京兆尹的时候，还举荐了曹操担任北部尉，是曹操的举主。所以，曹操在飞黄腾达以后，又推荐了司马朗和司马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世家大族网络。
而且，一旦成为大家族，不光是后世意义上的大地主，而且对他们的土地上的人民有人身依附权，这些人就是这些农民的“主公”。这些土地是不向国家纳税的，他们所属的农民也不向国家纳税。这些势力特别庞大的大家族在地方上就成了地头蛇，朝廷派来的命官治理地方也不得不仰仗于他们的支持和配合，所以每个朝廷派到地方上的太守、刺史都必须征辟这些地方豪强担任别驾、治中、主簿之类的属官。
这就是说，到东汉晚期，全国的形势实际上已经不能算郡县制了，而有些类似于春秋时期，地方守令的属官并不忠于朝廷，只忠于自己的直接上级，而当地的农民是否支持地方官员，也取决于他们所从属的豪强大族的态度。而豪强大族是否支持朝廷派来的地方官，则取决于他是否能保护豪强大族的利益。用一个我们常见的绕口令的说法说，就是主公的主公，不是我的主公。结果就是上下离心，王纲解纽，整个政治体系非常松散。
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占据的土地越来越多，导致失地流民也越来越多，最后就导致了黄巾起义。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张鲁才用“五斗米道”这种带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办法组织起了一大批刘敏，从而也在汉中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割据政权。
察举制导致的另外一个结果是，整个社会风气败坏得非常快。因为能否得到官员征辟、举荐从而入仕，并不取决于个人才能如何，而取决于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所以，士大夫们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在所谓的“交游”上。而“交游”的主要内容无非就是谈话、聊天。而要在一个社会交往网络上声名鹊起，成为所谓名士，得到知名人士的赞扬，就必须在风度、谈吐上显得卓尔不群，与众不同，谈话内容也要让人觉得高深莫测。这就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也就是非常杀马特、非常另类的风格，而学术上也越来越倾向于玄学。至于治理国家所必须的法令、刑名、钱谷、经术之类的学问反而成了所谓的“俗务”，为人所不齿。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就像是一架散了架的机器，各个零件之间都已经衔接不上了，只要轻轻一推，就会整个垮下去，变成一堆废铜烂铁。所以，黄巾起义之后是董卓之乱，然后就成了诸侯割据的格局，天下大乱，整个汉帝国土崩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刘备和孙策就开始崛起了。但相对来说，刘备因为出身最低，而且始终没有建立稳固根据地，得到的地方豪强的支持比较少，一直到占据荆州，才得到了稳定的根据地，进取四川。曹操和孙氏则是在大乱之后，首先回到自己的家乡，利用家族影响力，在本地招兵买马，争取地方豪强的支持，再东征西讨，扩大地盘，建立政权。所以，不光是江东孙氏每个文臣武将在来投奔的时候都是带着部曲兵来的，曹操实际上也是这样，甚至连许褚都是带资入股的，投奔曹操的时候也带来了一些兵马。只不过，相对荀彧、司马懿这种世代公侯的世家大族而言，许褚只是地方上的土豪，出身差了点而已。
面对这种情况，曹操的做法是文武分途。在地方和国家治理上任用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员，主要是颍川汝南集团和兖州集团，比如荀彧就出自颖汝集团，程昱则出自兖州集团。从亲疏上说，程昱算曹操的基本盘，但曹操却更看重荀彧，就是因为荀彧所代表的颖汝集团的势力更大。而且，这些世家大族的网络是一个越来越封闭的圈子，做官全靠出身，哪怕是能力平平的人，只要会投胎，也可以得到高官显爵。而那些出身寒门的士大夫，哪怕能力出众，只要没有进入世家大族的社交网络圈子，就很难得到出人头地的机会。拿我们今天习惯的话说，这就是阶层固化的结果。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长期只靠出身就能得到高官显爵，那么整个政治集团的政治能力毫无疑问会逐渐衰退，直至衰亡。所以，曹操到中后期，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世家大族与自己其实是离心离德的，很难建立起对他的忠诚来，这些人始终把家族利益置于整个政权利益之上。所以，曹操也有意识地提拔寒门出身的官员，并先后三次下令求贤，就是希望打破世家大族的权力垄断局面，建立起一定程度的政治精英内部的社会流动性。
同时，曹操在军事上则坚决任用自己的亲族来担任镇守一方的军事将领，同时提拔那些出身较低的将领逐步进入较高阶层。曹操最信任的用来独当一面的军事将领，比如前期的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就是他的宗族亲属，也可以算是他这个政治集团的原始股东。后期开始崭露头角的张辽、徐晃、张郃、李典、于禁等人，则是他在长期的战争中从较低的职位逐步提升起来的将领。
但需要注意的是，终曹操之世，世家大族从未获得军权，曹操也从来没有让出身世家大族的将领来担任战区最高长官。也就是说，曹操一直在努力在往世家大族把持的文官集团里掺沙子，但却并没有用世家大族往军事将领中掺沙子。
也就是说，曹操对世家大族的防范和抑制的重视程度远甚于对军功勋贵集团的防范和抑制。而且，曹操在后期也开始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儿子。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曹彰。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之后，曹操让曹彰单独领兵征讨了一次鲜卑。在夏侯渊阵亡之后，曹操亲征汉中，但并未成功。曹操在临死前征召曹彰前往长安，成为与刘备集团对抗的战区最高长官。这个安排意味着，曹操的既定方针可能是用自己的子孙来担任战区长官，以平衡军功勋贵集团，同时也是对掌握政治权力的世家大族为主体的文官集团的威慑。
但曹丕继位后，改变了曹操的既定方针。因为曹丕是在艰难的储位竞争中胜出的，而曹彰又在曹操死后奔丧时曾经问过“先王玺绶何在”，所以，曹丕对自己的兄弟是不信任的。曹丕继位后，没有让曹彰返回长安继续担任战区最高长官，而是改由曹操养子曹真替代曹彰，担任西线战区最高长官。同时，曹丕对自己的兄弟和近亲属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严令他的兄弟子侄成年后早早去到自己的封地，只给一百多老弱残兵组成的所谓护卫，并且严厉禁止宗室诸侯之间的私人交往，实际上让这些宗室诸侯在封国内形同幽禁，以致曹植曾多次上书，建议对宗室的防范稍微放松一些，允许宗室诸侯之间相互往来，允许宗室担任实权职务。但曹丕并未同意。
更重要的是，曹丕在陈群的建议下，开始实施九品官人法，将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制度化。如果说曹操是用军功勋贵和宗室来平衡和抑制世家大族，那么，曹丕的做法和曹操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曹丕时期，虽然西线主要军事负责任为曹真，东线为曹休，但世家大族也开始担任军事职务，崭露头角。
曹丕、曹叡时期，宗室与军功勋贵集团和世家大族之间大体保持平衡，但世家大族的政治影响力和势力开始明显的上升。同时，从曹丕到曹叡，始终坚持着对近亲宗室的严密控制和防范，乃至高强度的打压。在曹叡时期，景初元年还曾经对曹操的儿子为主的宗室诸侯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打压，以各种名义改封、削户。比如曹植在就封后的十一年中，先后被改封过三次，三次被迫迁徙。
但曹叡本身无子，齐王芳和秦王询都是养子，所以曹叡在临终前大概意识到了危机，试图让曹操的儿子燕王宇和司马懿、曹爽一起成为托孤大臣，受遗诏辅政。但经过长期的打压，宗室都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燕王宇未敢答应。最终，在曹叡驾崩时，只有代表世家大族的司马懿和代表宗室的曹爽辅政。但这时候明明有更多血缘上更为亲近的宗室，代表宗室的却是曹操养子曹真的儿子曹爽。而曹爽的无能，也导致了高平陵之变中，世家大族支持下的司马懿的压倒性胜利。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又对曹氏宗亲大开杀戒，不仅曹爽被夷三族，之后因为王凌叛乱涉及，曹操的儿子楚王彪也被杀，曹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司马懿的胜利就是世家大族的胜利。终曹操一生，无非是两件事，一是消灭群雄，统一中原，二是努力打压世家大族上升的势头。但曹丕采用的九品官人法让曹操的努力付之东流，世家大族的政治特权公开化、制度化。到曹叡去世时，连曹操建立起来的赖以平衡世家大族的军事集团也开始被世家大族大规模渗透。司马氏在掌握了全部权力之后，世家大族终于完成了对政治、军事权力的全部垄断。
为了防止曹氏打压宗室太过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司马氏采取了大举分封宗室，并且给以实际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做法，以对冲世家大族的政治影响力。而世家大族则在掌握政治权力的同时，骄奢淫逸，政治能力急剧退化。结果出现了八王之乱，接着就是五胡之乱，西晋灭亡。
世家大族“衣冠南渡”，又扶持起了东晋政权，重建了新的政治平衡。之所以能够在南方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东汉晚期开始形成的影响力交大的门阀士族大多集中在北方，而南方这种能够左右国家政治格局的世家大族较少。
无论曹魏还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还是之后的南朝，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寿命都不长，政权的稳定性不强，在被权臣篡夺政权的过程中，皇室很难组织有效的抵抗和反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因为，对世家大族来说，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政权更替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无论是哪个政权，都必须仰仗于他们的支持，才能维持下去。他们并不需要把自己的家族利益与某个特定政权捆绑在一起。曹魏代汉，司马氏篡魏，南朝政权如走马灯般更替，世家大族始终作壁上观，而没有与皇室一起共进退。
因此，在社会阶层固化基础上形成的门阀士族的政治忠诚度很低。所谓司马氏狐媚以取天下，狐媚的对象也就是世家大族。司马氏能够成功篡夺曹魏政权得益于世家大族的支持，而最后灭亡，也是因为他们并未得到世家大族的全部政治忠诚。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从东汉末期到隋唐重新统一全国这四百年的大混乱，最为根本性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世家大族与地方豪强构成的社会组织网络的封建性。曹操是在克服这个趋势，是进步的，而司马懿却在迎合这个趋势，自然是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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