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吕思勉先生在报纸上开专栏，说三国，后来结集出版，是为《三国史话》。吕先生当时已观察到，他的学生中，有人甚至不知道唐宗宋祖是哪朝皇帝，却独独对三国史事颇为熟悉。他于是感叹，《三国演义》一类通俗小说影响之大，不是他们这般书斋教授可比的。借助于现代传媒的发达，三国故事至今犹热。
1940年代初，正是战火纷飞的抗战相持阶段，胜负犹是未定之数，投降派暗流涌动，重庆的国民政府“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有感于时局世事，吕思勉才在报纸上开专栏讲三国，一是鼓吹民族精神，坚持抗战，二是劝诫当轴者，勿蹈前人覆舟之辄，说的是三国，用心实际都在当时。
正因世人对故事梗概十分熟悉，因此，讲什么就显得没那么重要，而谁来讲则更重要。
朱永嘉的《论曹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出版)按自述，原本是上课前发给学生参考的讲稿，以曹操一生行迹为线索，实际上相当于前三国时期，也就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到三国鼎立的格局形成。这段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分裂、大混乱时期，军阀割据，战乱不息，人民流离失所，生计无着。曹操从一个东汉末年的小官僚乘势而起，翦灭群雄，统一北方，为魏代汉奠立基础。
《论曹操》从毛泽东1959年提出要为曹操翻案讲起。1958年，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出版，在曹操的《让县明本志令》的注解中说，曹操说他没有“不逊之志”都是假的，实际上早就有了篡汉的野心，只不过是时机不够成熟，不愿意表露而已。这本书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线装书，毛泽东读后批道：“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随后，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文章，要给曹操翻案，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发文章反驳称，曹操的功劳很大，罪孽也不小，不存在翻案的问题。由此引发全国性论战，问题的焦点在于曹操能否翻案。
毛泽东一直有批转古籍给高级干部做学习资料的习惯。“9•13”事件之后，毛泽东曾通过姚文元，标点了一批文史古籍，批发给高级干部阅读。此事主要由朱永嘉牵头，在上海组建了一个小工作组，找著名的文史专家标点，余秋雨也曾参与其事，并曾著文怀念过在一起工作过的人。因为朱永嘉是负责人，所以了解的情况更多，尤其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求标点某篇文章，主要是批转给谁读，用意是什么，相对而言，朱永嘉较为清楚。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的心路历程和思考重点。
对此，朱永嘉另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详细谈到，《论曹操》中也有大量提及。比如，“9•13事件”之后，毛泽东曾要求标点《三国志•张辽传》并批转给高级干部阅读，朱永嘉认为，其意在告诫高级干部不要因为林彪出了问题就过多连累军队干部，因为军队干部培养起来不容易，应当爱护。为什么批转《张辽传》?因为张辽虽然早期曾多次跳槽，历史问题比较复杂，最后才归顺曹操，但总的来说，立功扬名还是在归顺曹操之后，所以，毛泽东的意思是不要过多地纠缠于个人的历史问题，还是要从大处着眼。
毛泽东晚年为什么频繁地批转历史人物传记给高级干部阅读呢?因为毛泽东知道，自己老了，所以必须考虑接班人问题。，比如让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让江青读《黄琼与李固书》，都是这个意思。
三国时期，接班人也是一个大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三国时期，从一开始就是从选择接班人时的游移不定导致了东汉末年的大动乱。东汉灵帝的长子是刘协，按理应当立为太子，但是灵帝却不喜欢刘协，而喜欢小儿子刘辩。但因为灵帝的母亲董太后喜欢刘协，所以，灵帝也不好果断做决定，直到他死也没有确立太子，但有的记载说，死前曾要他的亲信太监骞硕立刘辩为帝。可不管立谁为帝，灵帝的皇后何氏都会是皇太后，按照汉朝的制度，皇帝太小，就是太后临朝，她的兄弟要做大将军辅政。考虑到这一点，所以骞硕没有按照灵帝的遗诏立刘辩，而立了刘协。但这并未能化解国舅何进和骞硕的矛盾，所以何进杀了骞硕，之后又召各地兵马入京，准备消灭宦官集团。何进还没杀掉宦官，反倒被宦官矫诏召进宫杀死，何进的手下袁术领兵焚烧并皇宫，宦官挟持少帝刘辩出逃，又被袁绍尽数杀死，整个京城大乱，就为董卓进京提供了口实，这就天下大乱了。
前期形势最好的实际上是袁绍，即使由于性格问题，在官渡之战中吃了败仗，实际上袁绍的元气仍在，所以曹操并未在官渡之战后即开始考虑消灭袁绍的问题。袁绍失败在什么地方呢?接班人问题。如果按照长子继承制，那么袁绍应该传为给长子袁谭，但是袁绍不喜欢袁谭，喜欢他的小儿子袁尚，有意立袁尚为嗣。袁绍手下的谋士有人反对，认为这样会留下祸患，袁绍就犹豫了，最后的办法是让他的三个儿子，加上外甥高干，各典一州，看谁的能耐大，就立谁为嗣。
这个办法好不好呢?听起来很好，拼才干嘛。但问题是，他这种游移不定的态度，就让下面的人觉得有机可乘，有空子可钻。本来袁绍手下兵多将广，谋士众多，田丰、沮授、逢纪等人都是很有主意的人，如果他们齐心协力，以袁绍的实力，实际上是最有可能统一全国的。就是因为在立嗣问题上拿不定主意，让下面的人分裂了，有的人倒向袁尚，有的人倒向袁谭，分裂成了两大阵营，各为其主，斗得不可开交。官渡之战中袁绍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两大派系之间的相互斗争，才误导了袁绍，导致了失败。袁绍死后，逢纪等人拥立袁尚，袁谭不服，双方就打起来了。袁尚继承了袁绍的部队的主力，所以占上风，袁谭失败，就投降曹操，招曹操来帮他打袁尚，最后曹操把他们都消灭了。
然后曹操转向南方，准备先消灭荆州的刘表，再沿江而下，消灭东吴孙权。刘表的问题和袁绍一样，刘表的长子是刘琦，理应立为继嗣，但刘表却不喜欢刘琦，而喜欢幼子刘琮。刘表还没想好到底以谁为嗣，就死了。刘表死后，当地豪强蔡瑁和蒯越，就拥立了刘琮，然后就是曹操“旌麾南指，刘琮束手”，刘琦和刘备只能退往夏口，准备做最后的抵抗。
接着，曹操就顺流而下，水陆并进，准备一举消灭孙权。但这次却吃了大亏，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大败而还，刚到手的荆州除了南郡留下曹仁据守之外，其余地方全丢给了孙权和刘备。为什么出现这个结果呢?因为这次碰到的不是娃娃，而是已经经过几年磨练逐渐成熟起来了的孙权。孙权是他哥哥孙策死前指定的继承人，孙策自己的孩子还小得很，根本不对孙权构成任何威胁，而且孙策压根没考虑过由自己的儿子继承，所以江东的文武都很团结，曹操无隙可乘。所以曹操感叹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虽然有袁绍和刘表的覆辙在前，但是曹操也没有从中吸取到太多教训。曹操子女众多，剩下的儿子中，曹丕年长，但是曹操却喜欢曹植，还曾一度非常喜欢早夭的儿子曹冲。有一段时间，曹操行军打仗都带着曹植，这当然就是培养曹植的意思，曹丕的地位岌岌可危。这时候曹操的手下也开始有些分裂了，有的支持曹丕，有的支持曹植，相互攻讦不休，杨修的死即与他支持曹植有关。但好在曹操并没有给曹植兵权，所以斗争仅限于政治层面，他最终也还是吸取了袁绍和刘表的教训，立曹丕为嗣，他死后才未酿成动乱。
所以，朱永嘉认为，只要继承人交接关系存在，类似的夺嫡戏剧就会常演常新，只是方式各有不同。但从孙权的教训看，这个关键其实是在前任的眼光是否足够长远，在选定接班人的时候不给别人提供争夺的机会，而且尽早确立下来，给以锻炼的机会，就不会出问题。儿子究竟是做孙权还是像袁绍、刘表的儿子那样，其实主要取决于前面是孙策还是袁绍和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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