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林肯公园的主唱上吊自杀，本是个让人悲哀的事情，却让另外一件事情逗的发笑。听说林肯公园死了一个人，几个吃瓜群众在微信群的小黑屋里议论起来：
A：听说亦庄的林肯公园有人死了?
B：抑制房价的手段。
C：非正常死亡?
……
多年以来，我们中国的开发商总是喜欢给自己的开发的楼盘，取一些听上去很洋气的名字，比如，林肯公园。所以，引起误会，增多谈助。经常性的在各种写书、码字的的著作的序言、前言……结尾处看到一个“XXXX年XX月于XXXX”，而那个“于”之后，经常出现的就是各类据说很洋气的外国地名，带巴黎、柏林、罗马、维也纳的不计其数。也不知那些为开放商做策划的人是不是都来自遥远的欧美，大约是想起家乡了吧。
一个欧美地名，就可以表示自己的高贵，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楼盘命名上，是很靠后的事情，百年以来的西化思潮是他们的铺垫，以至于今天的当局要提出“文化自信”的号召。因为，在懂得历史的人看来，人们实在是跪的太久了，久到自己不觉得自己在跪，以为自己真的比人矮了半头，而不觉得膝盖有些疼痛。这不单单是一般百姓，恰恰相反，知识群体甚至表现的更为充分。前段时间死掉的那个得了据说是最牛的诺贝尔奖的人，就公开的叫嚷着“殖民三百年”的论调。这话可能是激愤吧，不必纠缠于是不是三百年，而关键在于背后的文化心态：无非是西方是先进的、文明的，我们中国是落后的、野蛮的，因此，别人来殖民我们实际上是驯化野蛮人，拽着我们奔向先进的星光大道。
近来热播的政论大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一集开篇和结尾都是航拍的黄河的画面，解说词则论及中华文明如何如何，而第五集的小标题直接的就是《延续中华文脉》。这不免让人想起80年代的另外一部电视片《河殇》，这部片子所表达的，跟“殖民三百年论”也差不了太多，本来是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但是，《河殇》的世界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从人们的头脑中彻底的肃清。虽然，《河殇》出现以后，招来了一些批判的声音，但是，作为一种思潮，并不会因为个别的反对声音，就可以立即停止其影响。须知《河殇》的出现，不是煽动起来的一股思潮，而是相反——因之有那样的思潮现实的存在，才会出现《河殇》这样的东西，并且，这样一种思潮是弥漫在整个华人世界当中的。80年代身处台湾的李敖、柏杨等人，与《河殇》的有着完全一致的世界观。可见这股思潮的强大。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百年来“崇洋”的历史，我们也许会对这样一种思潮有所谓理解，同时，也可能开启真正的反思——为什么我们的近现代历史上会产生这样的东西？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是，是否得到了严肃的回答呢?目前看来是没有的。虽然，近些年，新的“文化自信”的思潮正在形成，但是，还没有形成滚滚大潮，完全的进入现实生活，因此，对那样一种长达百年、影响深远的思潮的批判，依然是必要的。也许，唯有对这种思潮及其基础进行彻底的批判，才是开辟新的道路的前提。
也许人们对“西化”思潮的开端，还存在着诸多争议，但是，梁启超的一段总结，总还是经常性的出现在这类研究的行文之中，本文亦不例外的要引用一下：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
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2月)
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样的认识的“深入”的过程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这样一个过程做一个总体的思考——这样一个过程意味着什么?当问题被上升到文化层面，一方面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最高表述被抽离出一般性的生产生活，作为那玄虚的、并不能为多数人所领悟的领域，供社会精英来玩弄；另一方面，同时也就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所有方面，到达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中国人，不管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都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我们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是中国文化的具体的体现。这也是后来“国民性改造”论者的一个依据——只有改造国人，才能改造文化。但是，我们依然回到刚才提到的问题——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样一个过程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旧的中国全体的改造，意味着时代呼唤一个现代的新的中国。这也就是后来的学者们研究的一个主题：现代中国的兴起。一般而言，有几种说法：第一，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根植于中国本身，与西方的接触，受西方的影响只不过是一个外部因素;第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西化过程，西方的冲击乃是其根本;第三，大约就是“冲击-回应”的一类。因为这三个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现代中国。因此，内容上就存在着重叠，基于这种重叠，要把“西化”思潮从中单独拿出来，就显得有些困难。因为“西化”本身与现代化、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历史上，真正的西化也就经常性的打着现代化一类的招牌，借用各种各样的不带“西”字的名称发展着的。比如，把现代化直接的等于西化;再比如，胡适讲的充分世界化;再比如《河殇》所谓的“蓝色文明”“海洋文明”云云。
时间过去百年后，中国舆论场流行一个词汇，叫做“逆向种族主义”，实际上是给文化上的西化论做了一个批判性的定位，甚至是道德性的定位。《河殇》这样的东西，无疑就是逆向种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但是，我们简单的回望过去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产生这样的东西的合理性。因为，从文化的不足，到文化的不行，再到文化的劣等，再到种族的劣等，这是一条逻辑上的东西，只要坚持这样极端的思路，一定就会有那样的结论。这种结论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人们日常生活中，开口就喜欢：外国如何如何，中国如何如何;或者外国人如何如何，中国人如何如何……这样的习惯性的句式，我们并不陌生，甚至很熟悉。
再做一点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彻底的西化的想法，也并非孤立。因为，问题摆在面前，思路也就三条，出现在第二条思路上的激进的态度，是很自然的。最早的较为激进的势力乃是维新派的“全变”观念，但他们是有所回应的。他们提出激进主张的对立面是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按照中国传统的思想路数是“体用不二”的，“中体西用”提出来，就引来两方面的抨击，一方面来自传统的，一方面来自激进的维新派。但是，当时的所谓“全变”，应该说还没有彻底突破“中体西用”的范围，因为，他们所指的“体”更多的指向是制度层面的——也就是说维新派与洋务派在“中体西用”的问题上相互指责，但是，他们可能是在不同的所指的意义上使用了“中体西用”，从而造成了“误会”，这是个有趣的并且有意义的问题，但可惜的是本文不可能就此展开更多。
又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的洗礼，到了三十年代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并且引发了知识界的大论战。据说最早提出全盘西化的是胡适，他在1929年用英文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没有引起思想界的回应。真正引起思想论战，是在1934年1月陈序经的《中国文化的出路》发表之后。当时有所谓“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文化”论之间的论战。两方面各有一些代表人物，也各有思想舆论阵地。因之，本文不是思想的梳理，就不做列举了，只是抄写一两段主张“全盘西化”的人的言论，让读者可以有所感受就行了：
我们已解释全盘采纳西洋文化的必要，我们现在可以将一般反对这种主张的人的意见，略为说明，以为本章的结论。
反对全盘采纳西洋文化的人，以为每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文化，所以文化成为的生命。他们的结论是：文化亡，则民族亡。这种意见的错误，是在于不明了文化乃人类的创造品，民族的精神固然可于文化中见之，然他的真谛，并不在于保存文化，而在于创造文化。过去的文化是过去人的创造品，时境变了，我们应当随着时境而创造新文化，否则我们的民族，只有衰弱，只有沦亡。
又有些人以为全盘采用西洋文化，就使民族不至于沦亡，然我们何忍把祖宗的之创业，置于沦亡而不取。我们的回答是：全盘西采用西洋文化，决不会生出这种结果，因为固有的文化乃文化发展史上一部分。固有的文化不适用于现在，然在历史上的位置，却不因之而消灭。就使我们中国人而不顾及，西洋也会注意。因为它是世界文化历史的一部分。十七世纪的历史家，若对中国历史没有相当的了解，他决不敢去写世界史。况且我们已说过，文化是变化的，我们祖宗曾经结绳以记事，我们用文字，已是变化，我们若一定要保存祖宗的创业，何不再结绳以记事?
又有人说，西洋人曾竭力去提倡东方文化，难道中国人不要提倡自己的文化吗?我们以为西方人提倡东方文化，是西方人的事，东方人要西化，是东方人的责任。其实西方人之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正像他们研究非洲土人的文化的一样。难道西方人去研究非洲土人的文化，是要提倡非洲文化吗?
反对全盘西化的人的理由，当不止此，然其浅陋，可以见其大概了。
(选自 民国丛书第三编·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103-104页)
这样的激进言论，今日读来，也不免让人倒胃口。但是，这样的说法，已经很接近《河殇》了，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是，我们也不免有些疑问。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是因为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冒出《河殇》这样的东西是为什么呢?《河殇》的说：
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那么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那样发达，人们竟生活的那样富裕。(《河殇》，61页，1988年)
就如同百年前的先人一样，《河殇》的依然首先看到的是“器物”层面的差距，然而，这一次，他们甚至不需要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一下西方世界的富裕的来由，而直接的跳到了文化层面。甚至不顾中国已经有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事实，说“为什么标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如此与中国无缘呢?(64页)”这种完全非理性的、毫无道理的指责实在让人咋舌。
其实，也不用隐晦什么，《河殇》并不是真正的文化讨论，也不是真正的历史讨论，而是意识形态煽动，政治要求才是实质。从《河殇》得以播出，并得以大范围的推广，并得到来自最高层的积极支持的事实，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政治行为。但这样一个政治行为，其造成的影响之大，也是使人吃惊的。以至于多年后，延续《河殇》的思路，又出现了一部影响极大的电视片《大国崛起》，这部片子与《河殇》并无根本性的不同，只不过是《河殇》的论述太过简单，太过粗暴，而《大国崛起》则显得更加细致、更加精致。
本文不是理论的探讨，甚至不是梳理什么，而是简单的展示，展示一下有些人曾经多么的幼稚可笑，而这种幼稚可笑，如同开篇时候的笑话一样，并没有彻底肃清。这是“文化自信”的障碍。当然，就如同历史上的一切文化现象一样，今天有一部分人已经自信起来，但是，这种自信还是个别的、局部的，全面的自信的建立，还需要一次捅破窗户纸的契机。这是当代知识分子任务。但是，正如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昭示的——《西方神话何时破灭?要等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界包括知识阶层，总体来讲，是落后于时代的，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赶上呢?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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