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真理即人们对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认识。它是社会存在,这种存在由于社会各阶级利益矛盾,无法形成一致认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制造舆论,形成了以卢梭到黑格尔的理性思维。社会正义认识,真理与理性思维哲学关系紧密,客观与普世观相连。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推崇的。真理是客观的,理性的,自然的科学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建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资产阶级思维对理性的颠倒和虚伪。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生产劳动开始,揭示人的本质:意识传承下的劳动创造。这是人的精神与体力自由结合的过程。它以历史和自然科学为依据,阐述了理性思维的来源,精神与劳动分离的过程。资产阶级认为马克思战争劳动者阶级说话,不是按社会历史的自然进程,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科学,其立场观使得其失去了普世观,对现实的关注失去了哲学的理性,对政治和经济学的研究脱离了哲学的正宗,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具备真理的特征。
一。是否存在客观的社会真理?
主观与客观都是描述人的认识。主观是站在人的立场和角度,客观是拟人化站在人之外,人观察的对象角度来描述人的认识。
人与自然的认识。物质自然是先在的,人是其运动的产物。人的意识发展的高端,产生了与物质自然的同一性,人逐渐能认识物质自然规律。物质自然的客观规律描述的就是人对其的认识,是人站在认识对象的角度描述自己的认识。客观,客体都是拟人的名词,实际是描述人的主观认识,是站在人观察认识对象的立场。物质自然本身不具备观察与认识的能力。
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与物质自然运动存在差异也叫不同。人类社会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类的物质与精神发展的结果,与人类的劳动创造无法分离,与人类的意识发展无法分割。社会规律没有先于人类的存在。这是物质自然与社会规律的截然不同。从人类的历史纵轴看,早期的社会存在影响着人类的发展,依次产生的社会形态对人类后来的社会意识产生影响。这与物质自然的先在有着一致性,这是二者的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论费尔巴哈就是描述自然与社会规律差异和一致性的。
二。这有什么意义?
这即关联着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也关联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苏联在斯大林接手政权获得稳定后,193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而在其思维领域发展出错误认识。把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混同,认为存在同一的先在规律,没有区分二者的异同。把存在与认识的同一性简单平移到社会里,没有考虑的人的社会存在产生的差异性认识。斯大林以为人们经过实践,就会形成与人对自然实践的一致认识。
从哲学上看,社会主义出现挫折,是领导阶层的哲学认识偏离,与社会实际必然产生偏离。这种偏离导致错误的政治经济学,固化了管理分工,产生了管理与劳动的壁垒。过去劳动者革命的失败是由于社会没有新的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社会形态供其选择,而社会主义挫折是在社会分工壁垒造就了少数人成为剥削统治阶级。比以前劳动者革命进了一步,没有采用落后的社会形态;在社会分工的这个古老的,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就存在的非正义最大不公上,犯了原始氏族首领的占有支配欲望错误,比原来的落后劳动者革命领导者并没高明多少。
自然规律对于人类有着先在性,普遍性,一致性。不会由于人的社会地位发生差异性变化,相应的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产生一致性有着广泛的基础。从人类社会的横剖面观察,不同社会地位,社会分工规定的职责对社会规律认识存在差异,对社会存在产生产生差异性认识。具体到苏联1936年的状况,由于对于社会分工的规定,以及分工固化倾向及其造成的分工壁垒,管理者与劳动者对待劳动有不同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实践存在不同认识。这与人对自然关系中的客观不一致,这个客观,只能是人们站在社会存在这个客体上的观察。从历史的纵意向看,人类的传承意识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对社会存在各阶层认识不一致,没有一致性的客观。
赵磊说:“创造历史的人是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创造历史的,人的活动必然受到客观规律 ( 环境和条件) 的制约。“就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句话对。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产生作用。单个人发生的与自然的关系,在没有人类传承意识的前提下,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表现为类动物性。上个世纪发生在印度的狼孩故事和研究是对这个关系的例证。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创造的历史除了受物质自然客观规律影响,还受到人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不客观影响。人类社会受到先在的客观规律和收到人类自身创造的物质与精神影响。怎样看待人类创造的历史,如何遵循规律就无法做到认识自然的客观。客观是站在人观察的对象角度来描述人的认识。社会存在是人类的产物,即使把之当作客体,他本身就包含人的社会意识,这句话因而不成立。如果把社会存在当成人类二次三次理性认识的对象,原材料,在这个层面的客观才成立。这个客观不具有一致性普世性,都带有阶级意识的烙印。
”历史规律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关系在于: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也就是说,规律并不是超然于人的活动之外的,而是“内生”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赵磊先生这段话,删掉了规律前的定语‘客观’后笔者认为叙述的是实际情况。
三。如何理解客观规律?关键是如何理解客观。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它在何种条件下又影响了社会关系?
我们把人类历史划分一下阶段,主要关注点是进入阶级社会到马克思主义出现。这一阶段历史出现了什么规律?一种是阶级斗争历史观,一种是生产力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同时存在两种表述。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的是阶级斗争观,在经济学论著中
是生产力观,在哲学论著中二者兼有。这二者是什么关系?生产力是社会人造物质与精神发展的结果。当他升级跨越时,标定人们改造自然认识自然能力的等级。考古根据石器,青铜器,铁器来评估人类发展的状态,大致推测人类进入了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这是通过人类的生产工具来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大致情形。基本可以阐述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发展为了社会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不可能出现超越生产工具和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他们存在对应关系,这是一般规律。那么规律的同一性与差异性都是存在的,不能用对立的一方否定另一方。比如秦国基本是用青铜制造工具,吴越发展到炼铁制钢。这并不说明吴越生产力高过秦国,秦国合理组织劳动进行分工也是一种生产力,对于劳动的安排与劳动结果的分配和奖惩也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有了基本框架后,就要具体分析。
生产力是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基础,该民族围绕他而演绎。生产力能否决定生产关系,一取决于生产力自身的发展,二取决于社会主流的自我意识,三取决于被压迫阶级的觉醒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视国家形态,社会结构,历史与文化和自然环境而定,在中国和欧洲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规律呈现差异性。
就中国历史而言,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主要是生产力发展后,奴隶主阶层自身意识的觉醒,然后通过战争扩大这一生产方式。秦国的变法到统一这个体现这种演变。汉代武帝以后的统治阶级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思想,消灭差异化的思想意识发展,禁锢了劳动者的发明创造,封闭了社会意识的进步,以同样的社会形态重复演绎华夏历史,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南北宋,生产工具和生产力都得到极大发展,商业发达,交换手段发展到纸币-交子,现代货币学历史都记载着中国人的这个伟大发明。必要条件都具备,为什么进入不了资本主义社会?这光用外族入侵干扰是解释不通的,有了火药做炮竹,为什么没变成卫国杀敌的利器?这段历史看来得细致解剖,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不是两个决定能简单解释清楚的?
四。马克思主义出现后的历史规律变化:
方腊即使获得政权只能是朱元璋提前出世,不可能变成斯大林。他也许见过先进的生产方式,但他不会有更先进的社会意识。这就是笔者为什么把人类历史划分三阶段的原因。在相关文章中,笔者认为俄国和中国能跨域生产力制约,超越社会形态,是由于存在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其发展的手段基本展示出来,包括资本市场的发展,其本质充分暴露。资产阶级发展商品和市场,在19世纪40年代就时代商品和资本主义文化打穿地球上一切民族的壁垒,此后其孕育的马克思主义也随着商品传播到全世界。生产力这个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变成世界运动,各名族的历史也关联到世界史。因此两个决定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下才能说得清楚。以宋朝为例商品生产占全国经济比重超过三分之一,他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解放前,商品经济不到四分之一,他却能跨越到社会主义。这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局限在中华民族内部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无法解释的。为什么商品经济比中国高的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能用两个决定解释的通吗?
20世纪30年代后,是社会主义思想和手段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美国罗斯福新政实质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由于部分的采用显得温和。而希特勒是大面积采用,看上去接近社会主义国家。但他的哲学是民族主义的种族和个人优势,是卢梭和尼采的混合,对于劳动者阶级希特勒并不认同,他是主张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希特勒与无产阶级劳动者哲学和解放运动不搭界,与斯大林有本质的不同。西方人把二者混淆是为了攻击劳动者哲学和他们的解放事业,攻击社会主义。美国和德国同样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方式挽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希特勒失败遭否定,罗斯福胜利受歌颂,这些是生产力发展决定的吗?关系肯定有,但未必是决定作用。而同样的社会存在-国家资本主义管理形式却养出一条疯狗和一条獒犬,出现了不一样的社会意识形态?
人类社会自身的结构进展慢于人类对自然的进步,缘于人类自身超意识发展状态,需要比自然认识更多次的理性抽象。由于人类社会内部各阶级的利益矛盾,使得人类内部难以和谐,无法一致作用,无法向对自然产生一致性,以至人类对物质自然都难以协调。超意识分清了人类社会本身与自然的不同特点。人类社会自身与人类对待自然关系呈现出两个层次,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意识为基础,社会自身发展是意识的另一层面。
考察人类历史应该以阶级社会为分界点,重点是阶级社会以后的历史,更为紧要的是关注马克思主义后的世界历史和社会历史。对于生产力人们把它当作物质生产能力,忽视了分工合理与否。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能力,与生产力发展的诸多要素的安排是否合理相关。也就是说把生产力当作单纯的物质力,没有把它当作精神参与的产物,屏蔽了意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像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样,多数人忽略了社会存在里面有社会意识的构成。这个超意识有着怎样的意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表明那种意识,对立矛盾有什么影响? 民族既然与世界发生了关系,就不能割断其有机联系。
通篇下来笔者不断挖坑,却不管埋,这有点坑人。如果您相应的产生思索就是笔者的目的,笔者自己也没有完善的答案。
原理与个别结论
原理是对事物规律的描述,个别结论是对局部和特殊阶段的表述。
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概括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向全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两个必然和不可避免,表述了一对矛盾的发展过程和结果。
1859年1月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候,欧洲仍然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对革命的预期没有变成现实,马克思基于经济危机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写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笔者以阶级社会到马克思主义出现为一个阶段,这个结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历史阶段是正确的。此前人们对社会历史是朦胧的,封建社会基本是奴隶主阶级自身的分化和伴随奴隶的反抗造成的变迁。在中国这一阶段社会意识变化很大,西欧变化不大。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人类意识进入自觉,苏醒阶段。人类揭开了自身认识的神秘和曲折,扒掉神和宗教的外衣恢复努力人类自身本质 ,开始了主动创造历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开始倒退,从英国到西方主要国家与封建残渣的妥协,宗教的勾结,他们给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获得了历史的遗产;利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是物竞天择的结果。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延迟自己的统治。
19世纪资本主义充分暴露了其本质,也孕育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虚伪,第一次正确的阐述了人类的基础本质:传承意志下的劳动创造。其他远离这个活动的实践都是从这个基础发展而来,包括精神与劳动的分离。阶级社会此前是自发的阶段,人类本质的发展与异化相伴而来,现在到了认清回归人类自身本质的阶段,人类的社会意识进入到自觉苏醒的阶段。现实已经奠定这样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要社会组织力量去消灭的阶段,社会存在具备了劳动者解放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为劳动者解放提供了思想意识。
资本主义商品及其文化攻破了一切民族的壁垒,资本体制运行的血管流淌着劳动者的鲜血和阻挡他肆孽所有阶级的血液。各民族历史正在失去独立性,逐渐成为世界历史的局部,资本主义使得全球成为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随着商品和资本经济文化在全世界 传播,资本主义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劳动者,也孕育了自身毁灭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两个绝不会是对阶级社会的描述,也是对劳动阶级意识苏醒前阶段的描述。这个阶段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宣告结束,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历史新阶段。
100年来,一直有人利用马克思的'两个绝不会'质疑无产阶级劳动者的解放事业,应该说这样的质疑有100多年的历史。十月革命前,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就以质问列宁。由于斯大林的铁血,稳固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相应的意识形态。残渣余孽是不敢向他发起质询,哪怕斯大林死去,赫鲁晓夫只敢攻击斯大林的个人作风,他绝无狗胆发起考茨基的质询。中国伟大的哲学家毛泽东,充满人道主义的怜悯,对人命非常尊重,不杀政敌不杀思想上的对立者。这也养足了小丑们的狗胆,在伟人去世后,沉渣泛起,不但对毛泽东进行人格践踏还对他的事业质询,比赫鲁晓夫更加肆无忌惮。清理一下抱着‘两个绝不会’结论的人,无一不是在否定列宁和毛泽东开创的事业,为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唱赞歌。以历史和现实为证,这些人没有站在无产阶级劳动者一边,也绝不把人类的基础本质视作人类的正义和公正标志。他们另一个特征希望用物质驱使劳动者,使得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获得支配劳动者的优势。
马克思主义是颗参天大树,枝叶繁茂。向上和向旁边伸展的枝干很多。崇祯是在歪脖槐上吊死的,见到横生枝杈就忽悠劳动者去上吊,美其名曰此乃命运,是导师马克思规定的。这就是资产阶级走狗忽悠劳动者的法术。参天大树也有枯萎的枝杈。
华夏的秦国2350年前以商鞅变法为标志进入了封建社会,到秦始皇继位前拥有先进的冶炼,陶瓷制作,纺织,农耕技术和作业经验,合理的组织和分工形式,领先于全球,此后2000多年在封建社会形态循环。宋朝的商品经济充分发达,并且开创了现代交换手段-交子,具备了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有人比喻六码球临门就是不进。王朝多次更替,说明其腐朽到家了,生产力发挥到极限,欧洲的落后者都进入资本主义,华夏还是原地打转。如果用“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那么欧洲就不应进入资本主义,如果说欧洲符合这一规律,就说明华夏的发展证实这不是规律。规律没有一致性,在地球大面积和人口地区不成立,就说明这是局部地区的规律,存在偶然性,只能说明部分状况,不能说明全局,不带有全面意义。中国人如果连自己国家的事情都不能运用自己信奉的道理说清楚,恬不知耻的叫喊原理正确无比,正所谓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共产党宣言》多次以多种语言再版,并未见他们把这两个绝不会结论加上去,作为重大发现来修正无产阶级劳动者的解放原理。可见这个结论不那么重要,对劳动者可有可无。马克思继承来的辩证法,把人类发展视作运动的过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永远不会达到终点,真理只有相对性。列宁基于这一点说:我们随时准备改正错误。中国至今无人超越的哲学家毛泽东,抓住历史发展的差异性,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带领中国劳动大众创造了奇迹。他概括思想和实践经验为四个字:造反有理。中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者和号召者是毛泽东,他为无产阶级劳动大众做出了表率。
造反不是目的,造反是为了解放劳动者过上人的生活。这个实践发展过程,绝非是再带上枷锁,让占有物质的人来剥夺劳动者的剩余果实,让少数人举起牧羊的鞭子抽在劳动者身上。持有两个绝不会结论者的目的就是要恢复私有制,让物来驱动人。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有农村集体所有者的典型大寨道路,王国藩精神,工业里大庆精神,鞍钢宪法道路。这就是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民的创举,是改变生产力落后,生活水平低下的精神与物质结晶。鞍钢类组织1959年就产生了,到毛泽东去世有17年历史,不能大面积推广,这个原因值得深思。
鞍钢组织法让日本人吸取了精华,美国人从日本取经,西方经济学家占有统治地位的联合国经济组织认可,资本家们认为是不提高费用就可以提高生产力的至宝,在1976年后的中国被视为垃圾。宁可矮身祈求西方资本家施舍,也不念自己的真经。中国人凡是坚信两个绝不会结论的,都不谈鞍钢宪法,鄙视大寨道路。其实他们连什么是生产力的都没搞清楚。生产力是由遗传下的人造物质和意识,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水平和实际掌握程度,对资源的合理安排利用,对生产组织的合理安排构成地劳动者创造新物质能力。传统的理解,只看重了遗传下的物质基础和工具-机器。后来加入了私有制对资源的野蛮占有和浪费,他们认为自私的手会合理安排,这已经为改革以来的历史证伪。其实早已为马克思揭露但他们不信真理,要亲自实践体验一番。对于自然科学他们到有一点见识,不过是人云亦云,科学只能通过参加生产的有关人员才能兑现成生产力。再后来为了让资本合理的掠夺劳动者的果实,搞出其它分配机制,把一般劳动者的储蓄的利息与资本占有的权利混淆一体。这些实践者还有一点理智,相信一些传承,没去摸220V的电门,他们在实践中的指导观念都用在混淆是非上了。对生产的合理组织和分工他们没兴趣,他们也不看重人,把劳动者视作高级功用的牛马,好使唤的物质堆积体。
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在解放劳动者这一方向上努力,反而是固化管理,加强企业经理的权利,把管理与劳动截然分开,从宏观上试图改变僵化机制。这种机制是基于微观上存在的管理与劳动的壁垒,劳动者在形式和名义上有共同的生产资料管理权,实际没有落实。到1989年,采取西方的扩大财政赤字,货币多发政策,价格双轨制,未见使用价值产品大幅增长,反而是物价飞涨,腐败与掠夺人民劳动成果并存,激化国内矛盾宣告第一阶段改革失败。
【1989年前后储蓄年利率达10%以上,最高到13%,而民间利率是国家规定的150%-200%。(按低限把国家银行储蓄利率当成通胀率与实际通胀率是有差距的,而民间利率低限与实际通胀率差别不大,国家规定不能超过基准利率的幅度,再加上基准利率是通胀率的最低计算依据。)。
1977—-2007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
1977 10.7% 1978 11.7% 1979 7.6% 1980 7.8% 1981 5.2% 1982 9.1% 1983 10.9% 1984 15.2% 1985 13.5% 1986 8.8% 1987 11.6% 198811.3% 1989 4.1% 1990 3.8% 1991 9.2% 1992 14.2% 1993 13.5% 199412.6% 1995 10.5% 1996 9.6% 1997 8.8% 1998 7.8% 1999 7.1% 2000 8.0% 2001 7.5% 2002 8.3% 2003 9.5% 2004 10.1% 2005 10.4% 2006 10.7% 2007 11.4%】
1992年启动的第二阶段经济参量改革,实际是给私有制正名,对国有制企业公开掠夺,以劳动者下岗为代价,让内外掠夺者形成私有资本经济。此前的鲶鱼效应学说无效,小规模私有制无法撼动国有经济惯性,就变成了鲨鱼侵吞。这就是不同于苏联的逐渐变化的历史,在方向和路径上一致。特殊的地方就是由先锋对控制这种渐变的节奏。
这些人嘴里喊着与时俱进,经济学概念是200年前的垃圾,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糟蹋的面目全非,根本就没读懂马克思的经济学,更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分解成教条。这些人对劳动者的解放事业毫无用处,不是书蠹就是别有用心分子。劳动者们不必听他们忽悠,不要信这些宿命的理论,参照现实和历史加强学习,以防被人引导上了歪脖槐树。
北大哲学教授赵家祥在光明日报发文《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 说:‘“两个决不会”原理的科学论断说明,一种生产关系的消灭,另一种生产关系的产生,都是以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程度为基础的。一种生产关系,当它还能容纳一定生产力从而还能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时候,是决不会灭亡的;即使人为地把它“消灭”了,它也还会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复活”。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没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前,是建立不起来的;即使在某种情况下人为地把它强行建立起来,也是不巩固的,难以持久存在下去。如果政治上层建筑强制地维护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必然会造成生产力的停滞、倒退和破坏,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是苏联、东欧各国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无情地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上面这是该教授的核心论点和论据,下面是他典型的具体论证。
'正确掌握和运用“两个决不会”原理,有助于正确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既然如此,在一种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就要使这种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下来,以发挥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在这个时期,只能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生产关系做某些局部调整,使新的生产关系日益完善,切不可朝令夕改,主观主义地对生产关系进行所谓的“不断变革”。总结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30年的历史经验,我们主要吃了不注意使新的生产关系相对稳定的亏。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力大大发展,人们生活稳定,国泰民安。这说明这种土地所有制是适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能够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们却批判所谓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反对使这种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趁热打铁”、马不停蹄地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形式,于1956年匆匆忙忙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把原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完成的任务,不到一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1958年,又用大搞政治运动的办法,一哄而起,一拥而上,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在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实行“吃饭不要钱”,搞绝对平均主义,使生产关系严重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造成了生产力的大破坏。经过3年调整以后,国民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又发动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所谓的“穷过渡”“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取消自留地、家庭副业,关闭农村集市贸易市场,使生产力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沉重的历史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1956年后的历史,笔者从管理与劳动分工的壁垒,管理者与劳动者的矛盾对立进行过分析。所有制推进是快了一点,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关键是这个过程中,管理者权限扩大,劳动者权限缩小,损伤了劳动的积极性。这种不恰当的管理者与劳动者的生产关系必须改革。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恢复,也正是调整了这种管理,把不利于统计劳动的大集体改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小集体。禁止管理者无偿调拨,侵害农业劳动者的权益。3年调整就是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
1966年到1976年笔者查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后,也写文分析过。以1966到1967年两年的低速换来后面8年连续10%左右的高速。国民经济几乎崩溃边缘说,纯属人云亦云,不查资料满嘴喷粪。关于农村笔者以大寨和小岗村谈过怎样看待贫穷问题,它只能是穷过渡,一穷二白的底子会有别的办法吗?难道采取封建社会,土地分散到兼并的老路?其中左倾现象出现过,但没到祸国殃民,国家经济崩溃的地步。对所谓改革的成果没有数据,可以满嘴喷白沫。看来这个哲学家的经济学基本功太差,只能顺着书本以谄媚的态度论说问题,即不需要数据,也不必参照历史事实,他更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劳动者立场。他是‘客观’的观察问题,至于是考茨基的客观,还是戈尔巴乔夫的'客观'还是赫鲁晓夫的‘客观’,只有他自己清楚。总之他对列宁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不满意,大肆鞭挞,告诉大家这些革命不符合两个绝不会原理,否定这两个革命的发起,革命的过程,革命的实践,革命的历史。标准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哲学批判与马屁工具
哲学是批判反思,对社会学进行检讨,把社会学进行二次抽象理性思索。歌功颂德有主流喉舌足以,把哲学这把解剖刀裹上丝绸当痒痒挠当成拍马屁的工具,是吃哲学饭的沽名钓誉自甘堕落。
在貌似深奥的哲学语言中,把需要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等 同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把人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各种批评作为批判对象 ,用以遮蔽中国现实 自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以达到使人们盲 目迎合、与中国现实的 “短板 ”相妥协之 目的。这种类型的批判 目前的主要表现有 :把现实中的中国视为理想化 的 “社会主义 ”的实体代表 ;抑或说 ,把作为理想 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 同于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例证 ;把当代中国必须要改革掉的东西作为社会主义来捍卫 ,以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的纯洁性 ,而无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无限夸大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把 “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等作为已经成功了的现代化道路来加以论证 ,以此遮蔽中国既有发展路径的局 限性 ,等等 。所以,目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方面在 “体制外 ”遭到越来越多的人拒斥 ;另一方面在 “体制 内”越来越多的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 仅作为现行政策作论证 的工具。毋庸置疑,这种 “赞美式 ” 的批判 与 “马克思哲学” 的灵魂和本性 是背道而驰的。
霍克海默曾说 :“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 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 目的在 于 ,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 向。” (霍克海默 ,第 250页)霍克海默的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
而是在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和主导地位的 “现存社会组织”。它包括一系列 的机构及其遍布社会各个社会领域的支脉。其次 ,无论哪种社会形态 ,只要其中存在着这种 “现存社会组织”,也就必然存在其所推 行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霍克海默所说的 “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 的观点和行为”)。其三 , “现存社会组 织”推行意识形态的根本 目的,在于实现其对整个社会 的思想控制。其 四,在 “现存社会组织”的诱 导下 ,思想文化界也总会有相当多的人或为了自己的私利或由于惰性和习惯性力量的支配 ,罔顾 “真善美”,充当 “所推行的意识形态” 的 “传声筒”或 “扩音器”,故而形成 了所谓 “流行的东西”。客观地说 ,至少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结构中,“现存社会组织”及其所推行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一面的,而且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态不同,故要对其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但即便如此,作为批判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所有的 “现存社会组织”所推行 的意识形态都必须进行批判 ,虽然这种批判的方式和价值取向因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有关思维与存在对立统一 关系的辩证原则,在不断发展的现实面前 ,任何 “现存社会组织”所推行的意识形态都有使社会成员 “迷失方向”的一面。鉴此,作为批判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 目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也必须加以自我批判。
以苏联为例,1936年前后哲学失去了批判功能,哲学界把自己当成吹鼓手,把存在与认识的同一性粉饰成同步性,把先锋队固化成真理的代表,漠视规律的差异性,认识的滞后性,政治经济学需要二次甚至多次抽象进行反思。在国内造成管理与劳动的分工壁垒,最后形成与劳动截然分开,成为社会主义大厦的隐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俄国为革命的模式,形成教条化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损失。
中国解放后,经济发展稳定期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出鞘时。1976年后的解放思想运动,是把哲学当成既定政策的开路棒,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能相抵触,造成荒谬的实践结论。吹鼓手兼做打手,开创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先河,否定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导致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长期混乱。回归马克思主义,一要回到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立场上来,二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用。哲学掌握了无产阶级劳动大众才能成为精神武器,劳动者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消灭阶级,消灭不合理的社会分工,消灭管理与劳动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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