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活实践反抗空心病
山河
不只是精神障碍，更是虚无主义的重新显像
2016年底围绕北大徐凯文教授的一篇关于“空心病”的文章，各方讨论你来我往，热闹非凡。尤其徐教授的分析认为教育是造成空心病的原因。更是戳中了大众的痛处。纷纷担忧自己的孩子是否也得了类似精神病症。我觉得这些讨论很有必要，却有些混乱，为了让讨论更加清晰，借助徐教授给空心病的定义 “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我建议将讨论的层次略作区分：一个是心理层面，针对空心病的研究假设，来做心理障碍领域的探究和讨论。二是大众精神层面，由于价值观缺陷，单一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横行和拒绝单一价值观后的虚无感。也因此，我希望大家关于空心病的讨论不要单单聚焦在学生群体，也不要纠结于此概念是否恰当甚至是否在精神病理学上属实，更有现实紧迫性的反倒是虚无主义的问题。
把虚无主义放回当代史的脉络里审视
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书中认为:当今青年的主体性迷失，与1980年“潘晓讨论”关于价值观问题的探讨被悬置有关。是否正确另当别论，却足以提醒我们讨论此问题，加入历史的维度是有必要的。
八十年代的中国刚从社会主义理想实践和“文化大革命”噩梦中走出来，原有的集体价值崩溃，个人价值和权利逐步得到确认。潘晓来信中提到：“任何人，不管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某种程度上，这个判断只是一种舆论试探，很快就沦为了主流价值说教的靶心。直到1988年“蛇口风波”才明确的提出“直接动机是赚钱，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做了贡献。”八十、九十年代的经历者们，无论是向“人民公社化”或“文化大革命”挥手告别，还是积极投向“改革开放”，都有着很强的时代和社会参与感。表现在媒体上有他们的声音存在，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就在他们身边直接可感。
在强调个人价值的同时，历史很快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消费主义价值观，趁理想主义价值坍塌的空档，迅速合理化。对资本的态度也从“狼来了”转为“招商引资”。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保障系统纷纷转型或解体。个体独立面对资本和社会风险。在改革开放初期，多数人受惠于社会流动性增强，资本引入带来的就业机会，以及个体能动性的激发等因素带来的红利，忽视了风险的存在。直到互联网时代来临，穿透了阶层之间的隔离层，将贫富差距直接摆到了人们眼前。巨大的阶层鸿沟，社会阶层固化现状，刺破了自以为全能的个人奋斗幻梦。作为个体的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不在无力感和焦虑感的怪圈里缠绕。这是虚无主义滋生的温床。
把虚无主义放回历史情境里，有助于我们看到更多的面向，而不是简单的推给教育。我感到近来存在谈论一些问题时，把教育拉来“陪斗”的现象。这是不足取的。不可否认，中学教育存在唯分数论，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忽视人的整体性和完全性养成等问题。围着课本打转转，忽略知识与现实的关联，这些都不利于个人主体意识的萌发和长成。但，教育并不是唯一的责任，甚至不负主要责任。徐凯文教授也谈到如果从广义的教育来理解，老师、家长、乃至社会中的所有人没有起到示范作用。没有身体力行的展示给他们：如何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地活着?
在虚无主义的温柔乡里睡去，还是醒过来？
我知道，人与人之间有巨大的不同。有人会觉得不为什么意义活着，也没什么不好。但我总感觉虚无主义是被迫的，没人愿意主动选择虚无，只有现实逼迫人虚无。在一个思想和价值多元的社会里，虚无主义自然有其一席之地。即使真的选择虚无，也请做一个积极的虚无主义者。如同鲁迅那般，即使满是绝望，也有所在乎，依然反抗，寄希望于未来。《认为人生没有意义就是空心病?》一文指出：“意义是群体为之构筑的原始堡垒，不是必需品。”意义是针对群体而言的?意义是堡垒?我不敢苟同，窃以为意义是针对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而言，更多是个人的主动选择。更不是堡垒，更像是一种不可见的纽带，不是把自我蒙在鼓里，而是通过这种不可见的纽带，呼唤不同时空里的同道，有所信守。有所作为。
由于学识浅薄，我不知道我们现实环境中虚无主义的哲学根由、问题起源。如李敬泽所言：“西方人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他们原来有‘信’，消散后又有新的‘信’在生长。我们呢，底座是空的，没有坚固的东西，何来消散?”由此，虚无主义好像是一种“中间物”，需要从中醒来，然后向前看。
其实，生活需要我们从中醒来。让我说点具体的事情。我的父母辈内心信奉一种“任务”观念。这种任务不只是把儿女抚养长大，还要帮扶着他们成家立业。在城市里买楼房是个巨大的负担，但很少有中国的父母在这件事情上犹豫，如果没有帮衬上，他们会有深深的自责和愧疚感。这种愧疚感很普遍。其实，无法帮儿女支付购房款，能怪他们无能么?我想说的是：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如意之处，有社会本身的问题所在，我们需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要知道摆脱虚无主义，可能是我们的时代困境。除了我们身边的人，还有我们同时代，同处境的人。包括杨庆祥定义的“小资产阶级”，也包括吕途描述的“新工人”。我们都感到共同的迷茫和共同的无力感。让自我沉浸在一己悲欢里颓丧，还是唤醒主体自觉抵抗。值得我们仔细斟酌和抉择。
从慢而不息地实践中摸索
钱理群曾经在学术生涯末期对青年志愿者抱有希望，多次撰文或讲演鼓励他们在坚持自发自愿的前提下，做具体而微的小事情。并提醒志愿者保持韧劲，慢而不息地进行“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杨立华教授的文章《谈谈“空心病”的治疗方法》也指出：“越是具体的劳动，越能拯救当下的虚无，人生的意义不是坐在那里空想出来的，意义是在承担的过程中找到的。”
从实践中探索出路，应该是可行的路径。但一旦具体到实践，可能所谓“承担”就有显得虚空。恰巧钱理群就被视为“二十世纪精神苦难的自觉承担者”(贺桂梅语)，而他的承担意识，与其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强的关联。在如今的我辈身上注入承担的意识，似乎很难奏效。《空心病不是矫情病》的就质疑杨教授所谓的承担和责任意识，是一种常人视角，很可能不仅无法打动患者内心，反而增加逃避欲望。还有一层危险，这种承担意识，如果在扩展到社会层面上走不通时，转向个人和家庭时，虽然可以跳开虚无的陷阱，却有再次投入消费主义怀抱的可能。
吕途的《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中有很多关于工人们的生活与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遭遇的描述。吕途和北京工友之家本身就是在实践一种可能性。她倡导一种完整的人的生活方式，工作不能与生活截然分开，并痛惜：80后打工者采取分裂式的生活方式，只是为资本盈利提供便利，长远来看，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不安和伤害。吕途虽名义上说理解个体选择，但全书中还是洋溢着一种对完整的人的强烈期待。
对于实践者而言，充满期待是非常正常的，无可厚非。但当他们面对沉默的大多数，多样的面孔、处境和羁绊时，难免会焦躁、激动。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钱理群所说的慢而不息，有助于平和实践节奏，逐步实现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我很喜欢电影《寻找小糖人》里的罗德里格斯，他在音乐事业不顺遂时，断然放弃，去从事房屋拆除之类工作。同时，还是继续听音乐，读书，带子女听音乐会，去图书馆，还积极参与社区事务。这样的生活选择似乎不太彻底。但我却觉得这样的反抗或许能更持久，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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