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考
应同志嘱咐写的这篇“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文章，延迟了二十多天才发表，请谅。
市场问题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改革对象，不是一篇两篇博文所能说清楚。事关国策，内容枯燥，能不能发表下去，还未可知。至于我，认为问题要紧，乐意写。
中国共产党对市场作用提法，文革以后，一直在不断变化着。十二大还是继续过去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修改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四大改提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又改提为“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改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再修改为现在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十年前(2007年5月20日)，我发表了《评“超越邓小平”》与党校教授吴敏辩论。现在看来，确实超越了。
文革以后，邓小平最初提市场经济是在1979年11月26日回答林达光问题说的：“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党的十二大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过去计划经济的做法。邓小平当时也通过了。但是，没有提“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提“结合市场经济”，而提“市场调节为辅”，实际上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设计做了限制规定。恩格斯说过：“任何的限制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当时为什么邓小平会同意，不知内情，不做猜测。但是，可以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上修改十二大大会决定，否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看得出邓小平是不满意十二大决定的。
“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提法，邓小平也否定了他的“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说法，“计划经济”改为“有计划”，不再是经济关系，只做手段，也就不能为主了，为主的当然应是社会关系的商品经济。当时还阐明做这个修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党的中央全会赞成了，许多经济学家还大唱赞歌。我根据马克思主义看出问题，多次给江泽民写信，提出这是恩格斯说的“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是错误的，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是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互渗互补，让计划经济通过市场调节的结合，过渡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终回归于商品经济这一体。”公有制基础也必然如恩格斯论证所指出：“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内部的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们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
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商品经济对上层建筑的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事情发生了，特别是出了天安门事件后，是否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党内和国内理论界存在着重大分歧。邓小平在87岁高龄时还由妻儿搀扶着“南巡讲话”，一开头就警告说：谁要改变三中全会改革路线，谁就会被打倒!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然后讲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那段话。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十四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并在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对于《南巡讲话》，我1992年和1994年两次写信给邓小平，指出他偷换了概念：“计划不等于计划经济，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说“十分清楚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完全明白经济改革必须要政治改革相适应的你，怎么竟看不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呢?应该看到，天安门暴乱虽然平息了，但祸根未除，斗争以另外一种形式仍然在进行。一种由钱权交易进而勾结的社会势力正在形成。虽然还不表现为一种公开的政治力量，但具有非常危险的腐蚀作用，改变着一块块地方政权的性质，严重恶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从字面上看，“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也就是计划和市场都可作为政府组织社会经济的手段，用哪种手段，视情况而定。但党怎么就决定以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刘国光提出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间加上一个定语“有计划”，没有被采纳。
暂且把“市场经济”搁置不说，现在先看“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两个提法，有什么变化。一眼就看到，“公有制基础”和“有计划”都没有了，而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大家知道，“基础”是支撑“上层建筑”的。因此，这就是说，在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取代了“公有制基础”后，整个社会就不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现在有改建在市场基础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通过这个改变，邓小平自己“超越”了自己，上升为“邓小平理论”。
以后，十六大改提为“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加了三个字，改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有改提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只是范围、程度上的变化，作用范围的规定，没有新的性质的变化，都是继承邓小平理论，市场都是起“基础性作用”。
第三次对市场定性、或“定位”的改变，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决定性”取代“基础性”，是第三次关于市场作用的“性”的改变。现在，市场不再是在下面起“基础”性的作用了，它被提到与上层，与政府对立，对经济起“决定性作用”。这应当是：市场经济为主，政府调节为辅。“超越邓小平”了。
“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考(续)
上篇《“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考》没有为左翼网站发表。这组文章已经写了几篇，再发一篇，看情况再说。
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短短几百年，产生了好些经济学派，重商主义、古典学派、庸俗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后各领风骚若干年，现在是马歇尔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混合物，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竞相登台，如过去马克思说的：“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如现在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在《经济学》中写的，经济学家“可以对它们进行争论，但是，它们决不可能通过科学或诉诸事实加以解决……这些问题是由政治上的决策来解决的。”
中国搞市场经济，首先是根据邓小平讲的一句话：“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至于什么情况下适宜用计划手段，什么情况下适宜用市场手段，邓小平没有说。
我看到发表在《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上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陈述的文章，《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反映出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高层领导人和理论界争论很大。到1992年6月9日，还有“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等不同意见，是江泽民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江泽民征求刘国光意见时，刘说 “有计划”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江泽民说：“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头脑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上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现在看，提“有计划”不会发生对计划性的否定，没有经得住实践检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得到了邓小平同意后，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今年初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关于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根据，江泽民在十四大的报告中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此后，市场经济改革加快了GDP增长率，同时也产生了两极分化，“新三座大山”等社会问题，市场经济改革受到质疑，同时经济改革开始转向政治改革，江泽民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十六大后，可以说，经济改革基本上停顿了;有人到处鼓吹着要进行的政治改革，但没有得到胡锦涛支持。胡锦涛说：““核心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他提出要划清“四个重大界限”。
十八大后，经济学家对于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的估值各持己见，但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内外挑战。当“人口、全球化、资源、政策”四大红利逐渐减弱，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时，寻找新的增长推动力成为“防范风险，危中寻机”的关键。
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说：“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是因为“在这次讨论和征求意见过程中，许多方面提出，应该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当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吴敬琏很高兴地在第五届全球PE北京论坛说：“我觉得跟我们有关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决定里面有两句话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全面深化经济改革。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它对于持续了将近十年的一个大争论，做出了一个中共中央的明确回答，也是中国政府的明确回答。这个大争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在资源配置里面到底是政府起决定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作用?”
舆论界：“2014，新改革元年”!
我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市场提法的不断变化，与领导人的变化相关，自然少不了专家学者的意见，最终决定于领导人的意志，未见谁提出经过实践检验的成熟的理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有产生出自己的市场经济学，专家学者们的意见都是舶来品。在西方经济学现在已经认为“市场失灵”，需要引入“计划经济”的一些手段，实行“混合经济”的资本主义垂死阶段，为什么中国相反地提出“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马克思主义早解释了：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矛盾及其在不同国家发展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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