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得以建立并实施运行的基础。而有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了这个团体和组织的性质以及它能否有效运转和是否能够迸发出生命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我觉得道理也大致如此。从国家层面来讲，制度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属于构成一个国家政体、国体的政治制度;二是属于如何应用国家权力和国家权力在管理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领域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治理制度。
任何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出现封闭僵化的一面。这就需要我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对于那些不能适应新情况、新问题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
就我国而言，最大的成功实践就是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我国建国以来国家行为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将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阶级斗争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此我国经济领域的制度、体制就一直处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当中。以至于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末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想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这一巨大成就和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完善是不无关系的。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红利促使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应，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更高，期待更强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1年3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时更是明确表态，认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这是国家领导人首次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与经济体制改革能否进行下去关联在一起。
事实上政治体制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学界普遍认为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可以看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而这次会议可以看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报告指出“政党是政治组织而不是政权机关，它只是通过政权机关贯彻自己的意志;政府则是政权机关，国家机器，直接行使国家的统治和管理权”，提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报告中谈到需要改革的主要问题是在“党政不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等这样一个层面，改革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是“党政分开、权力均衡”。自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正式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到现在，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历程，取得了不少实实在在的成果。但是学界普遍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较为“滞后”，觉得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缺乏大手笔、大动作，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显得比较沉闷。我个人认为造成这一感官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政治体制改革领域里面“容易改的，皆大欢喜的改革都改了，剩下的都是属于难啃的硬骨头”;二是，大多数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边界认识不清，存在一些“超出边界”的期待。
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边界在哪里呢?胡锦涛同志在17大报告中指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觉得这可以说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提的总要求或者说是总把控，可谓是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即：我们肯定要改，但绝不是对基本政治制度的改变。不改旗易帜，说明我们仍然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概念、范畴加以理清和明确。
就我国而言，政治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政治体制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阶级(政党或组织)为了行使国家权力而建立的系统性的制度架构，也包括规范权力和制约权力的一些制度性安排。政治制度是根本，是核心，政治体制属于权力架构，是应用权力的组织形式。
因此，我们讲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指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权力结构，政权组织形式以及运行机制的改变、调整和完善。
而正是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边界不够清晰，导致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较为滞后。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在部分知识分子政治体制改革的语境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包含着政治制度改变的成分，这显然会把人民群众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期待引入歧途，不利于凝聚共识和创造改革的良好舆论环境，应当值得警惕。
比如 杨光斌的文章中就谈到“对于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谁也不否认，也很自信;但是在观念层面，有不少人却条件反射性地认为中国道路尤其是政治制度不符合“普世价值”，因而底气不足，信心不足，于是有人把西方学者界定的“合法性”之类的概念用在中国政治分析上，似乎只有中国变成了“历史的终结”的一个部分，中国政治才有“合法性”。文章中谈到的“不少人”就是非常典型地把政治体制改革等同于政治制度的改革。
那么对于在改革的征途上，我们为什么要坚守不走“改旗易帜”这一邪路，而是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呢?
那是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还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实行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相反更多的是出现政治内耗过度、派系斗争严重、国家治理失序的局面。严重者如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当原有的权威政治通过外部力量介入摧毁后，一直难以建立起新的有效的政治制度;次之者如印度、菲律宾等国家是属于继承型民主制度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在顶层结构上实现了所谓的“民主”与“权力制衡”，但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依然是失败的。也就是说顶层政治的民主不能有效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力量，因此这些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的特别艰难。
我想中国就是充分看清了这一点，所以才会排除干扰、根据国情，才会更加自信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更加自信的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总得来讲，对于政治体制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我觉得党和国家早已行成共识，并且态度是鲜明的，坚决的。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有陈旧的一面，包括制度就存在僵化的问题。而共产党的先进性，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是一个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敢于变革的政党。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对于治国理政有许多新的表述。在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东西，也是个好事物。当然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要完善和发展了。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故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
也就是说基本政治制度和根本政治制度必须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不能范“颠覆性错误”，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底线和边界。对于“改什么”和“不改什么”国家是有清晰认知的，我们应该准确把握执政党语境下的改革边界和内涵，只有这样探讨政治体制改革才具有现实意义。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到今天，时间已经走过近四十年的历程，如果使其人格化那俨然是到了“不惑之年”。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突破口在哪里，怎么往下改”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和困难，遇到了深水区。尤其是面对经济处于新常态，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繁重。这个时候的改革就需要更加审慎、更加稳妥，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还需要在接下来更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来汲取经验和智慧。
锐意进取的共产党人从来就不怕困难，而是敢于直面困难，敢于迎难而上。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被写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0版本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可见其意义十分重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和逻辑已清晰显现，那就是侧重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同时，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些不同看法和疑问。 袁刚就在自己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中就提出这样的疑问“只提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妥当?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否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包含，如何界定?”然后他认为“也或许是存在某种误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既改不动，还是不提为好”。 这样的发文有其自身的道理，但是也可以肯定的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之意。
从现实来讲，我觉得当下中国面临的危机其实是治理危机，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大抵来自于治理领域。 相较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讲，社会领域的改革更为紧迫，政府行政体制以及职能的转变更为紧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从中可以看出，医疗，教育，住房等与老百姓切身相关的社会问题才是当下中国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一直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导向下，对民生领域的投入相对不足。以上这些领域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短板，它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共同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三大结构性”短板。
这就需要政府切实转变职能，加大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需要政府“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有人说，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而我想说，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处理不好，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一句空话。
因此，习近平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觉得是一剂良药，是“围魏救赵”，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高超政治智慧的最大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一方面能够有效缓解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紧迫性，另一方面也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破题，通过治理领域的改革和提升，反过来促使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思路的清晰。
事实上，当各项改革收到实效，全面深化改革取得胜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那个时候，提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已经就意义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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