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导刊》6月刊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惊悉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先生于3月27日去世，享年104岁。我深感悲恸，以此文纪念马宾先生，回忆我在30多年前与马老的交往。
很多人奇怪，我这样一个工科背景的人怎么会走上国情研究的学术之路?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很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马宾先生，他成为我走上国情研究道路的引路者。
1985年5月，当时我是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我父亲胡兆森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鞍钢工作，由于他在技术上的重大贡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马宾是1932年就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鞍钢的首任总经理、“鞍钢宪法”的执笔人。由于我父亲曾与他共过事，读博期间我就去看他，到钢院家属宿舍马宾先生家做客。当时马老担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我们很自然就聊起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马老向我推荐阅读几本经济学著作，包括他当时翻译并正式出版的劳埃德·雷诺兹(L G Reynolds)《宏观经济学分析和政策》(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一书，成为我的入门教科书。
我还记得，马老曾将周小川的博士论文《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借给我看，当时周小川是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统工程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并于1985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他运用经济学和系统论跨学科量化研究国民经济，开创了这一领域的先例，对我来说很有启发，很有示范效应。
在马宾先生的鼓励下，我调整了博士研究方向，转入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后转考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生。当时，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小组成员由多位不同学科的导师组成，其中包括马老，他特别希望我能够从事中国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系统研究。
在八十年代中期，有关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曾经出现过很大的争论，当时，有的领导人主张要对农村人口生育政策开“小口子”，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达到了2.6，农村又高于上述水平，远高于妇女更替水平的2.1，意味着中国总人口将持续高增长，人口生育政策出现了摇摆不定的严峻形势，为此马宾、于景元等多次向中央及有关领导部门呼吁，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否则我们将错过历史给出的最后机会。
1986年，中国科学院受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委托，研究我国农村国情特别是人口、农业资源、生态环境与粮食供需关系。为此，中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先生负责，成员来自不同的研究所，跨学科地对我国中长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粮食进行了综合研究、定量分析、长期预测，其中我负责人口部分。1988年底我与王毅代表小组执笔撰写了《生存与发展》国情报告，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按目前的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为2.3-2.4)趋势发展，中国到2030年总人口将达到16.3-17亿。最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负荷过重，农业自然资源接近承载极限。基本国情仍然应该是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我们在报告中严厉批评了犯“急性病”，头脑易于过热的“速胜论”，认为中国现代化是“持久战论”。我们的报告与批评得到了马老的首肯。
1988年，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系统分析与生育对策研究》，其中一部分成为我的第一部专著《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内容。马老专门为我的书写了序，对我关于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等基本国情分析进行了综合评价。他特别指出，现在看来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动员，认识我们的基本国情，提高我们的人口意识，增强我们的危机感，提高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自觉性。我们提出对人口问题要有危机感。同时，一旦有危机情况后，我们还要“临危不惧”，因为我们的事业是符合全民族和人民利益的。
每年“两会”之后，中央都将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座谈会，重申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将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由此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至妇女更替水平之下。
同样在八十年代后期，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也曾出现过大的辩论，伴随着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马老多次尖锐批评一些领导头脑发热、搞通货膨胀的主张。直到1988年9月底，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重新分析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做出了花两年时间转向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
1989年6月，我与赵涛博士(经济学)、姚增起博士(系统分析)完成关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报告》，在肯定4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针对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国民经济明显出现的经济波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三大问题，提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方针。对此，我们还首次提出对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数量指标和重大比例关系，供决策部门参考。[1]马老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是针对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批评，认为既客观又尖锐。
同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无论是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都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这是总结我国40年的经济建设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坚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
1991年，我在《中国：走向21世纪》一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的序言中曾总结了这一段开始研究中国国情的经历和体会。我研究国情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当时刚考上博士生，怎样选择论文题目?我根据社会需要作出了选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变革。我是从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限制因素——人口问题入手，从而系统地分析中国国情的。我有幸得到众多学识渊博、学风严谨的老先生们的指导。其中就包括马老，我博士毕业之后的几项重要国情研究都得到他的首肯。此时，我更加坚信：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既是我人生之路之目的，也是我学术研究之宗旨。由此不仅走上了国情研究的学术之路，而且始终如一，不忘初心。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搞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重大选择，走向了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是转向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而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涉及到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也涉及到如何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此世界上没有可供参照的成功先例。政治方向一错就是百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有政策争论。
1993年王绍光和我共同撰写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马老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对我们所提出的“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的建议，给予了首肯。他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思考，是国家决策机关应予考虑的，同时也希望与地方政府取得共识。不过他也客观地指出，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对如何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机制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这有待于及更多的理论工共同努力。后来，我和王绍光、康晓光撰写并出版了第二个报告，即《中国地区差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进一步研究了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又一项关于中国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马老的好评。
马老104岁的人生之路是极其丰富的，例如著名的“鞍钢宪法”就有他的一份贡献。我这里只是回忆了自己早期从事国情研究的一些成果，都与马老有关，有的是他出的重大题目，如人口与发展，使我能够较快进入国情研究这一新的领域;有的是我及合完成的国情报告，得到他的支持和鼓励，激励了我们这些年轻学者不断创新。至今我仍然坚持国情研究要涉及国家发展重大问题的定位，还要持续研究、跟踪研究、系统研究，例如人口与发展、地区与发展、环境与发展等，才能不断地积累当代中国的研究的信息、知识、理论、思想，才能不断地实现“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目标。
我真挚地怀念那些智慧之人，他们启发人、引导人、鼓励人，使我走上国情研究之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马老就是其中之一，仅以此文表达悼念马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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