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想了很久，不吐不快。
常见报刊上或会议上介绍某人时，或在名片上印头衔时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甚至追悼会上也不忘加这一条。
1990年，这个“津贴”开始施行，那时知识分子待遇一般，生活拮据，于是为一部分人发津贴，有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之意，后延续下来。
不想这倒使一些人用来做了终身夸耀的资本。动不动就"我享受国务院津贴"(类似提法还有"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之类)。
事情虽小，却关乎价值导向和社会风气。
津贴是什么?就是生活补助!
正常情况下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很少要人补助，如果真拿了别人或政府给的补助也会心怀忐忑，低调处事，加倍工作。
现在反过来了，把"津贴"挂在嘴边，印之名片，显于报章，足见其浅。
媒体也无知，跟着捧。
就像某一级首长，在单位吃小灶，出门坐小车，这本是一种生活和工作待遇的特殊化。
如果每开会或印名片，都要称：享受小灶、小车者某，这还不笑掉大牙。
国务院特殊津贴实行20多年了，并不是说毛时代不重视知识分子，那个年代对知识分子有另一番理解。主席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作为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同时也强调知识分子应与实践结合，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因此要去工厂和农村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要搞特殊化。
我举个例子吧。
50年代后期，李敏、李讷考上大学后，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她们过着与工农子弟划等号的生活，吃住在学校，同普通群众的子女一起，七八个人住一间宿舍，睡上下铺，吃一样清淡的伙食，一样下乡参加劳动，回家一样挤公共汽车。只有到了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时候，她们才能得到回家见见父母的机会。而就是在这种时候，她们也还是照例去机关食堂就餐。有一次，李讷参加学校的活动，天黑才离校回家。警卫员出于对安全的考虑，瞒着毛主席用车接了她，毛主席知道后，严厉批评了警卫员，并质问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独自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
也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李讷正在大学读书。有一天，一名卫士到学校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得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几天后，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严肃批评了李银桥：“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主席火了，拍着桌子说：“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过去，那些最基层的乡间知识分子生活困难，窘迫拮据。
县里重才，就特批给一些老教师每逢重大节日可享受二斤猪肉的供应。
但我从未听到过哪个教师自我介绍：享受猪肉二斤。
居里夫人是唯一得过两次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但她从不拿这个奖说事，还把金质奖章送给小女儿，在地上踢着玩。
搞特殊化是特别容易使人变质的。
我再举几个例子吧。
一个少尉军官与妻子上街，一路上，妻子只见丈夫向别人敬礼，却不见别人向丈夫敬礼，回家问丈夫为什么，丈夫答“他们的豆儿比我多”。妻子一声不吭便翻开抽斗把丈夫的领章各钉上五颗星。第二天一早，丈夫未及检查便匆匆穿上军装出操，结果便有了军阶上没有的“特尉”笑话。
有个“学员”军衔的教员(“学员军衔”不是军官，只多是“准军官”，还不如准尉军官，但一样是横皮带、大盖帽、四个袋、军官高帮黑皮鞋。学员军衔的领章标志，一般群众不认识)，探亲回到在城镇的家，觉得这套行头实在威风，猫在家里实在可惜，于是便在家门口的街上背着手来回踱步。邻居见了奇怪，说是某某家的儿子怎么不认识自己的家了，这门不就是他家吗?这些都是真实的小故事。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毛主席为什么要拒授大元帅衔，为什么要取消军衔制，并提高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度来认识?因为就是一个军衔制，似乎仅仅是形式，与大政方针无关，但它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背道而驰。
无论做事还是学问，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脚踏实地，不欺世盗名。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深入工农群众，而不是拿着国务院特殊津贴到处炫耀，搞特殊化。只有这样才能沉下心来做事情，做学问，为社会之脊梁。
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不应该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区区津贴，念念不忘，还要挪做虚名，非人民的知识分子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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