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中国的文化符号，最能体现中国人坚韧不拔的气质。作为在太空中能够观察到的景观，长城也是国际友人非常热衷的地点。前几天，特朗普夫人还去长城证明了自己女汉子的声名。《权力的游戏》中绝境长城是十分重要的关隘，在“凛冬将至”的预言中，时刻准备防护野蛮人的入侵。在历史中，万里长城也起到如此作用，它塑造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蒙恬率领秦军主力追亡逐北，守卫长城。中国也从周朝的分封制，逐步导向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同时代，西方也存在了强盛一时的大帝国——罗马帝国，但它在蛮族的反复入侵中灭亡了。对比东西方的历史，比较显性的差异就是中国有长城，而罗马帝国没有。“秦时明月汉时关”，飞将军李广纵马驰骋，霍去病封狼居胥。在汉武帝的统领下，中国打败了匈奴，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中华帝国走向成熟。长城使得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威胁降低，让游牧民族只能对中原王朝展开偷袭，不能形成主力决战。这为使得中原王朝可以积蓄力量，在持久战中打败游牧民族。在生产发展和战争准备的前提下，商业就诞生了，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也就应运而生。在以后，中国就用贸易和少数民族交往了，和平终将到来。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民族大融合的锻造期，对形成我们如今的多民族国家至关重要，长城也在此发挥重要作用。长城是一座大门，统管进来和出去，从而调节我们这个大熔炉，出产炫目的色彩。曹操逐渐统领北方之后，他把少数民族迁到内地。少数民族受到的压迫日深，从而造成了少数民族的大起义。中华大地尸横遍野，屠杀与反屠杀接踵而至。但屠杀解决不了问题，少数民族如果入主中原，那么就得在关内生活，他们就要离开他们的草原，汉化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相互通婚，各自吸收彼此长处，中国迎来大唐盛世。
中国实际有两重阻隔，一是北方的长城，而是中部的长江。少数民族能够进到长城里，但想突破大江却并非易事。大江以南，成为汉族地主阶层的避难圣地，文化人克己复礼，在宋朝推演出程朱理学。我不认为程朱理学是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反而是南方士族集团固步自封的产物。但五代十国时期，宋朝丢失了燕云十六州，失去了长城屏障，宋朝也只能偏安一隅。正在此时，金国以佛教为依托，逐渐对中国北方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改造，在此后，从民族心理上讲，北方再也不是汉族人的北方，而是佛教徒的净土了。
就这样，既有游牧民族的凶悍，又有藏传佛教护法的蒙古人跨过了长江，一统中国，成为第一个真正占有中国的少数民族。但一旦跨过了长城，不进行汉化而想安然统治中国绝无可能，元朝也成为短命的王朝。打败元朝的力量来自明教，一种中亚地区传来的外部宗教，可能也和南方发达的海外贸易大有关联。蒙古人冲破了长城，却没有征服大江，他们就在中国折戟沉沙了。
我一直认为南方有土地贸易金融集团，满清时，康熙、乾隆屡下江南，就是对南方集团的怀柔与威慑，也显示了皇权的力不从心。满清的发源地在关外，长城以外的地方，直到明朝灭亡，满清也没能突破山海关，长城让他们无可奈何。这就涉及对袁崇焕的评价，我是很看低此人的。孙承宗的关宁锦防线的核心要旨就是困死后金，以时间换空间。袁崇焕私下议和，违背战略初衷。而且事关重大，却瞒过崇祯，哪一条都是死罪。多尔衮率满清骑兵绕过山海关在内地进行劫掠，反而显示关宁锦防线在起作用。袁崇焕亲率大军救援北京是败笔，他没有利用有利时机积极部署，截杀清军，反而被动防御，处处挨打。孙承宗一家被满清灭门更是让人无限伤悲。主帅无能，累死三军，为何现在有这么多人为其洗地呢？吴三桂献关以后，长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突破了长城以后，满清并没有能力完全控制长江。长江还在汉族大地主手里，满清实行的是委任统治。但有个前提，那就是留发不留头，受精神控制。所以康雍乾盛世，满清的伟大皇帝们每每祭出文字狱的法宝，对汉族大地主们进行敲打，维持满清政府的财政平衡。在此氛围中，金庸祖上等一大批汉族大地主阶层运用家族联姻的方式统治了中国南方。浙江绍兴出师爷，联络集合南方各种势力，南方成为统治的禁区。
近代中国革命的动力来自于南方。但革命的成分既有上层的主动，及民族性的成分；也有下层阶级革命的生发。与此相关的就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将两者联系起来，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胜利之时就是分道扬镳之时，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上体现的分外明显，最终的表象是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决。这从金庸的态度上也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之时，金庸对毛泽东是推崇备至的。但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他就写了《笑傲江湖》，进行影射。但其对邓小平的态度是一直未变的。总而言之，中国人登上了长城，却并没有治理好长江，未来还是任重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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