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论“二元领导”体制与刘、林“悲剧”
——关于中央“一线、二线”分工的历史教训
在中共党史上，刘少奇、林彪两个“接班人”先后垮台，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负面影响。刘、林垮台，固然由他们自身的内因所造成;然而，就其外因来说，不能不说，又是同党内曾经出现的“二元领导”体制有关。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发动政变夺权①，苏联政坛发生巨大震动。毛泽东主席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历史教训，感到提前培养接班人，帮助他们树立威信，以便在“新老交替”时，能保证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其后，党的领导体制在党章、党规上虽未作过变更，但毛主席确实有意识地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1956年八大后又让邓小平任总书记，负责主持书记处;到1959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形成“双主席”局面。随着刘邓在“一线”主持党、政日常工作，主席退居“二线”，客观上“二元领导”体制在无声无息中形成。
综观古今中外政治史，无论是封建政治体制也好，还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也好，凡是有效的领导体制，都必然是一元化的领导。常言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发号施令的“老大”只能是一个。不管这个人是“总统”，还是“主席”，或是冠以其他什么称谓，只能由这个人说了算;否则，必然会导致整个领导集团的分裂。
即便是现今号称“最民主”的西方政体，以美国为例，无论国务卿或是国防部长，如果他们与总统的政见不一，对不起，你只有乖乖地辞职走人!否则，必然只能是“扯脸”出局。
中央领导分“一线、二线”，毛主席的原意是：“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9页)。然而，事与愿违， “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很分散，出了许多独立王国”(同上，第8——9页)。
所谓“独立王国”，说白了，就是“一线”另搞一套，不听“二线”指挥了。这又怎样让主席由上而下贯彻党中央确定了的政治路线?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一元化”的领导体制，破坏了党的集中与统一，其结果必然是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
刘、邓“一线”背离了“一元化”领导
据王光美回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少奇同志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风格与毛主席不尽相同，难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孙兴盛：《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
笔者以为，王光美这番话，适用于1959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以前。至于刘在1959年出任国家主席以后，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中共自1935年遵义会议在实质上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以后，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且取得节节胜利。1945年“七大”，修改《党章》，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七届中央委员会。
以毛主席为首的七届党中央领导机构，由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选出13名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再产生“五大书记”为常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开展工作。七大确立的这一领导架构，实现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为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历史证明，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七届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胜利，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刘少奇是七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一员，在这一领导体制中，他无疑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做出过重要贡献。
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并不是说领导集团内部不容许有不同意见。只是此种不同意见，应该在内部进行“畅所欲言”的讨论、争辩，最后取得一致。在取得一致后，在贯彻过程中就不得违背。诚如毛主席所讲：
“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事实上，在七届中央的领导集体中，刘少奇在许多问题上都曾经有过许多不同意见。比如：
——对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的认识，刘曾经认为“和平”、“民主”可以实现，提出过“和平民主新阶段”;
——对民族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刘曾经认为，在中国资本剥削“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甚至提出“剥削得越多越好”;
——对农业集体化问题，刘曾经反对办农业合作社，不主张走互助合作道路;
——对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问题，刘曾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
——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刘也曾经有过不同的观点;
等等。
刘少奇尽管曾有过上述许多“不同意见”，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框架下，每次都能迅速改变自己不同观点、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得到统一，且总能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导下，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决策。尽管刘邓在执行过程中也曾犯有忽右、忽“左”，甚至是形“左”实右的错误。但不能否认，这种错误的性质，无疑都是属于工作中的错误。这也就是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毛主席站在刘邓一边“批彭”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彭在违纪搞“串联”、目的是要以批“左”为名“倒刘邓”，进而在实质上否定党的“三面红旗”政治路线。
然而，1959年4月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随着“一线、二线”领导体制的实际形成，原先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逐渐发生了“异化”。这集中体现在刘邓的“一线”领导，往往与“二线”领导毛主席的决策意图发生背离。而这种“背离”，已不再是像以往那样是工作过程中的偏差;而是具有路线、方针、政策上不可调和性质的对立。
比如，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刘邓“一线”领导从原先大跃进运动中大刮“浮夸风”与“共产风”的“忽‘左’”立场，又陷入到“忽右”的立场。他们把暂时困难看得“一团漆黑”;提出了从根本上背离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在农村搞“三自一包”(即“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的政策。
毛主席从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认为农民是小生产者，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共产党的政策只能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能去迁就、助长农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指出：“搞单干，两年也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130页)
然而，这一次刘邓的“一线”领导，根本就未能与“二线”领导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保持一致。
怎么会这样?这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异化”的结果。
因为“一线、二线”分工，“一线”领导，只要不违背“二线”领导决策意图，在执行过程中是容许拥有自主权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久而久之，“一线”领导这种“自主权”不断膨张，自然而然地会弱化“二线”领导的权威，并逐步地在“一线”领导中形成“独立性”思维惯性。刘邓“一线”领导这种“独立性”思维惯性，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明显地凸现了出来。
七千人大会原本是一次反思、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会议，更是统一思想、面对未来的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二线”领导毛主席对大跃进时期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左”倾偏差(尽管毛主席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开始已坚持纠“左”)，率先主动地承担了责任。说“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并当众做了自我检查。按理，处于“一线”领导的刘邓，更应该深刻检查，总结教训。然而，刘邓不仅未作丝毫自我批评，却顺坡下驴地大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高调论述“中央”的错误，大有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三面红旗”政治路线之嫌。其时，林彪站了出来，发表了一个语惊四座的讲话。他在充分肯定党的“三面红旗”路线同时，评述了大跃进运动在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着重指出：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林的发言，不管其当时的主观动机如何，至少在客观上，得到了与会同志们的热烈拥护，维护了党的“三面红旗”政治路线，维护了毛主席为首党中央的领导与团结。
刘邓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暴露了由“一线、二线”分工所造成的“离心”倾向，它反映了原先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异化”。此后，随着刘邓“一线”领导地位的不断巩固，他们在贯彻“二线”领导的意图时，与过去相比，在立场、态度上更发生了显明的变化。
比如，此后在1963年开始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线、二线”分工的“二元领导”体制的弊端，进一步暴露无遗。这集中反映在两者对“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以及所采取的政策等问题上，均持有尖锐的对立②。这时刘邓“一线”领导，不仅已不再与毛主席的“二线”领导迅速保持一致;而且表现出了明显的排斥与对抗态度。这最终导致毛、刘之间，在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爆发了公开冲突。这种局面，在1959年之前就从来没有发生过，更是不可想象的。
同样，由“一线、二线”分工的领导体制——实际上形成的“二元领导”体制，也造成了文革期间，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两大派，它给整个文革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力，直至毛主席逝世后文革被彻底否定、党的路线改弦更张。
所有这些，无不都是“二元领导”体制惹的祸。
1966年8月，随刘邓在文革中倒台，中央书记处撤销，“一线、二线”领导问题已不复存在。鉴于历史教训，此后，毛主席就一直在强调“一元化”领导，重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1968年3月，就在文革实行“全面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时，他又明确提出：
“革命委員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領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
林彪想复辟“二元领导”体制夺权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被法定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按理，九大的召开，标志文革的重大胜利——政治路线问题的解决，留下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斗、批、改”的任务。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紧接着竟然是一场林彪集团“抢班夺权”的政治斗争。而这场斗争，恰恰又是通过实质上否定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力图复辟“双主席”的“二元领导”体制方式展开的。
早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4月11日，林彪就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过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12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292页)
4月下旬，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再一次讲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4月27日，他还“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同上，第295页)
7月中旬，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的情况时，又讲到一些人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主席要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总理：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同上，第313页)
鉴于毛主席的意见，事实上当时的“修改宪法起草小组”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主张：“可以考虑国家不再设主席、副主席，而以人大常委负责人接受外国使节”。(同上，第311页)
就在庐山开会期间，即8月25日政治局会议开会前，毛主席又分别找林彪和周总理谈话，讲不要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上，毛主席严肃地说过：“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主席还对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同上，第327页)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毛主席先后六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话。毛主席的想法、意见和决心应该说再明白不过了。然而，林彪出于“抢班夺权”的需要，全然不理睬主席的意见，精心策划了“讲天才、设主席”的大戏来实现自己的阴谋。
1970年8月下旬，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此次会议原计划的议程，重点要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和加强战略问题。岂知会议一开始，林彪就抢先发言，离开会议议程，大谈毛泽东主席是“天才”问题，随后又在讨论中指使手下起哄，打着“红旗”反红旗，强烈要求设立国家主席，不指名地提出，要“揪”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实为拥护毛主席主张的张春桥等人，大搞分裂活动。为配合林彪的讲话，陈伯达还编了一本《论天才》的材料，蒙骗与会同志。
林彪集团耍弄的伎俩，自然蒙不过毛主席的火眼金睛。主席随即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发言违背九大方针，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并说国家主席问题不要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你们再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会议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6号简报。就这样，林彪一伙的闹剧被制止了。
8月31日，毛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文中，毛泽东暗指陈伯达为“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并示意林彪等人的这次表演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主席指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至此，林彪集团的图谋未能实现。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到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后，全党开展“批陈整风”，目的还是想保全林彪。但一年以后，林彪集团却因发动政变失败而逃亡，在蒙古境内坠机身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集团急于抢班夺权，原想通过自己任国家主席(叶群曾对吴法宪透露：“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复辟党史上出现过的“二元领导”体制，来实现自己的野心;结果是破坏了党的集中与统一，最后给自己酿成了悲剧。
历史的发展具有其内在的必然，却又离不开外在的偶然。历史啊，真是会作弄人!
注释：
①赫鲁晓夫先联合马林科夫，采取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逮捕、处决了贝利亚，夺取第一书记职位;后又炮制“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反党集团’案”，巩固自己的统治。
②这种“对立”的表现有三：一、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破例在自己生日假人民大会堂118厅，请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委负责人、劳动模范、科学家和身边工作人员聚会、共进晚餐。公开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认识和提法，进行批评。二、12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例行的工作会议”，讨论“四清”工作纪要，未通知毛主席出席。主席就拿着《党章》与《宪法》出席这次会议，提出质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末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人家讲几句话?” (参见《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456——458页)三、社教工作《二十三条》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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