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mmering River of Resonating Spheres 图片来源： 搜狐
在《资本论》第四章的末尾，马克思的叙述逻辑开始了戏剧性的变换：他离开了“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的市场交换领域，将我们带进了让人“放弃一切自治”的生产车间，正是在这里，隐藏着资本的全部秘密。这里上演了一出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转变的历史剧，其中，马克思给机器指派了一个暧昧两可的角色，它既是资本家的统治权力的直接代理人，同时又是作为巨大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智能的化身。前一个角色预示了机器本身已经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后一个角色则试图向我们传达马克思的一个隐微教诲：机器(而不是暴力革命)将会成为历史的火车头。
为了描绘机器的角色，或更一般的技术的角色，马克思阅读了大量技术史文献，其间无数思考的火花散落在《资本论》及其浩繁的手稿中。然而，这些零散的火花很快就被遗忘了。后来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们，要么对此不闻不问，报之以近一个世纪的沉默，要么武断地得出了“共产主义=电气化+苏维埃”的庸俗公式，最终被机器大工业体系中的权威制所反噬。我们认为，这种可悲的沉默和可怕的武断，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失败并非是毫无关联的。
正是因为放弃了对技术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们彻底丧失了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力。他们要么抱定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闭门造车，缘木求鱼，刻舟求剑;要么就像恐惧瘟疫一样恐惧技术决定论，于是只能祈祷文化政治的魔术;要么以马克思不描绘未来社会的主张自欺欺人，将共产主义降格到一种不可能的乌托邦;要么干脆彻底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开始人云亦云“历史的终结”。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将追随马克思进入生产车间，揭开技术的秘密。
1960年代以后，意大利自治主义者才再次回到了马克思的道路。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漫漫长路吧。在《大纲》中，马克思通过对自动机器体系的考察，发现：自动机器的发展，虽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是为了榨取工人更多的相对剩余劳动价值，但它却无形中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为工人的自我增殖创造了条件。后来的自治主义者进一步发现：随着非物质劳动社会的来临，工人越来越成为自动机器体系的照管者，他们的劳动也从对机器的去主体化、去技能化的操作，转变为更具主体性的情感劳动，这就带来了工人的主体性的丰富，从而为工人的自我增殖，也即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思想止步的时候，技术的车轮却飞速向前。互联网、第三次工业革命、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每一种新技术都重新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交往模式。然而，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会孜孜不倦地查阅最新的科技咨询，现在又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能从各种技术趋势中感知时代精神，为未来社会筹划蓝图呢?当无数的左翼的社会想象力枯竭的时候，资本主义者们却纷纷成为了乌托邦主义者。
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张体伟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未来学家托夫勒和里夫金的构想。他们写过两本旨趣和书名都类似的书：《第三次浪潮》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书中所展现的未来社会图景也几乎大同小异，其中包含了大量对未来社会生产关系的描述，尤其是所有制的变革和劳动过程的变迁。
在所有制关系上，里夫金认为，“传统的财产观念——鼓励获取物质财富和独占、排他的权利，（将）被全新的通过社交网络同他人分享经验的财产观所取代。”而托夫勒也认为，未来社会的基本财产不再是土地和生产资料，而将是信息财产，它是共享性、非稀缺的，因此和以“稀有性、物质性为基础的(私有)财产观念，是相抵触的”。在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过程的看法上，他们同样所见略同，即认为标准化和指令性的劳动过程，将为自主化和协作性的劳动过程所取代，与这种劳动过程相适应，未来的生产组织也不再是集权式的，而是小型化和民主化的。
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源基础(即太阳能)在本质上是一种民主化的能源。与石油不同，它的开发不再需要大型的托拉斯，而只需要一个由小型、分散和相互协作的生产单位构成能源网络。
另一方面，随着自动化制造和3D打印技术的兴起，制造业有可能不再依托非地域性的大型经济组织。按照《连线》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的看法，“个人再次有了控制生产资料的能力，能够进行自下而上的创业与分散式的创新。”这样一来，非地域性的大型经济组织将失去意义，我们的经济生产将重新扎根于地方的生存经验之中，依靠地方社群的重组，我们将有可能自我组织起来参与对地方的公共治理，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
微观装配实验室(Fabrication Laboratory, Fab Lab),这类实验室配备了3D打印机等一些制造设备，是一个拥有几乎可以制造任何产品和工具的小型的工厂 图片来源：fablabs.io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大概会向往这样的社会，但对社会主义者呢?我们可能会问，这种建立在自治基础上的，即小型化、分散化的的生产单位之上的生产关系，岂不是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南辕北辙吗?在我们的惯常理解中，社会主义不就是意味着国家尽可能地集中政治和经济权力，通过中央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和组织生产吗?
就实存的社会主义而言，即从苏联、东欧到其他地区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理解并无特别严重的差错，虽然它遮蔽了不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历史多样性——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的工人反对派，前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毛泽东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比之苏联路线更具辩证性的的观点和实践。然而，一旦我们把目光放置到绵延两百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断言，这种理解不过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简单素描罢了，与之相对，还存在着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治社会主义的路线。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最初意味着对建立在竞争性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然经济规律的反对。社会主义者主张通过积极的集体组织来从事经济和社会事务，并且这种组织应该采取合作而非竞争的原则。然而，在早期社会主义的三大代表人物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互不相容的倾向。圣西门派倾向于建立大规模组织，通过科学的计划操控社会的运行，把民族国家改造为巨大的生产协作社，由技术专家来进行管理。而傅里叶和欧文派则倾向于建立分散性的地方公社，最终通过一个社会化的地方公社网络取代旧的民族国家。这两种路线贯穿了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史，圣西门路线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纲领，并在往后转化为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而傅里叶和欧文的路线所通往的，要么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要么是工团主义，要么是现代合作主义。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往往与此息息相关，以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公社自治路线最终败下阵来，但是它并未完全消失，作为一种政治传统的无政府主义一直在边缘存在，而很多共运代表人物也深受其影响。从苏联早期的工人反对派到毛泽东，我们都能发现这种自治社会主义的身影。
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尤其是恩格斯的《论权威》里，令人不安地体现出了某种集权社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后来更是进一步被列宁等所放大——但我相信，如果马克思今天复活，他一定会变成一个自治社会主义者。当马克思晚年悲愤地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也许预感到了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抱残守缺式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教条，以为我们可以在后工业时代坚守原始社会的巫术中的真理，而不必付出遭世人耻笑的代价。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工业流水线塑造了工人所谓“钢铁般的纪律”。列宁的先锋党模式挪用了这种集权式的组织模式来反对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对工人的规训和意识形态灌输，将他们组织成为革命力量。这种模式显然是卓有成效的，这甚至是那个时代唯一可能的革命组织模式。然而，技术决定论的铁律在这里再次起作用了。列宁式的革命虽然变革了所有制关系，但并没有改变劳动过程和组织过程本身。列宁不单保留了社会化大生产强加于工人的“钢铁般的纪律”，而且引入了资本主义的泰勒制，引入了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总之，引入了与机器大工业时代相配套的全部技术组织模式，而这些因素全部都成为苏联通往国家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小道。在生产和组织管理中被先锋党体制树立起来的权威，最终异化为苏联修正主义国家中的特权官僚阶级。
由此可见，资本的秘密并不藏在私有制那里，而是隐藏在劳动过程和组织过程内部。只要劳动过程和组织过程中存在着等级、异化、权威和压制，无论整个国家的所有制基础是私有制还是国有制，都永远不会有共产主义所承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先锋党模式不过是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政治组织模式，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种组织模式已经永远地成为了明日黄花。后工业社会的工人，不再有“钢铁般的纪律”。他们更加无组织无纪律，但也更富个体性、创造力和自主性，不再能那么容易忍受任何权威式的安排。如果有任何政党想要再一次将“组织的安排”等貌似崇高的口号强加于他们，那么这样的政党就将失去民主的基础，成为一小撮人密谋的工具。后工业社会的革命组织活动，匹配的是一种无组织的组织模式，是由个体自主行动而自发聚合起来的行动实践。当列宁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批判自发性的神话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想到，在社会化小生产的时代，通过新的社交网络、新的技术组织模式、新的生产模式，自发性从神话变成了现实。
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社会化大生产之上，因为大型和集中的生产组织，必然会伴随有科层制。而在科层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制于目的—工具合理性，自由人的联合只能是梦幻泡影。社会化小生产将是前现代共同体与市民社会的一个合题，既摆脱前现代的人身依附，又不至于让自由淹没在大型组织的科层制压制中。这也是马克思在《大纲》中通过黑格尔辩证法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螺旋：
本源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
将这个辩证法螺旋带入到对生产组织模式中，就是这个图式：
前现代小生产——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小生产
历史的诡计再次显灵了，曾经被列宁视为资本主义批发商的小生产，将在第三次革命的浪潮中“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社会主义。
但社会主义并非一个可以简单地被技术或生产力担保的未来。在后工业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界限已被抹去，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就隐藏在技术内部。资本主义的一切统治和管理，都转化为技术代码嵌入到无处不在的技术体系中，并由此决定了我们的劳动和组织过程。但技术编码不仅是统治的领地，同样也是斗争的战场。生产力往集权化、中心式发展，还是往民主化、分布式发展，最终取决于技术代码如何被设计。也许，阶级斗争的主要战场，已经从街头、广场、车间和机构权力的争夺，转移到了工业体系的各种代码、图纸、模型和标准的设计中。
维基解密(WikiLeaks)创始人阿桑奇 图片来源：Coinivore
我们或许可以预料，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终将是那些理工科大学生们，他们深夜的书桌上摆着《资本论》和《技术批判理论》。在对一切社会不公的愤怒中，他们终将像斯托曼、斯沃兹和阿桑奇这样的英雄一样行动，把自由和平等的代码植入未来世界的机器体系之中。
资本的秘密就是技术的秘密，但那里也藏有马克思曾经失落的钥匙，我们将用它打开共产主义的大门。
：胡梭
编辑：xd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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