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读到了一位网友（今日头条：爱旅游的芒果条，2023-12-13 10:59）谈到的陈永贵和大寨人在受灾之后三次不要国家给予的救济款的事迹。文章中引用了陈永贵的原话：“我们真的傻？我们不傻。”“国家是我们的国家，集体是我们的集体，人民是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能够战胜的灾情，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么要依赖国家呢？不能只看到当时国家给我们那么多财富，要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那样下去，会不会使大寨的贫下中农社员养成遇到困难就依赖国家，躺到国家身上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人民公社条件下的新型农民一一劳动所有者的特点和诉求。
在小私有制的条件下的农民，类似于小资产者，他们既可以发展成为剥削者的资产阶级，也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主体的劳动所有者。作为既有一定田地的、又自己劳动的小生产者，他们需要靠着自己的劳动和经营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当然，如果有不用劳动就可以享受的物资，当然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劳动是辛苦的事情，如果能够通过土地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享受某种福利而不用劳动，这是小农经营者的理想之一。因此，小生产者很容易转变为资产者。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小生产者都只能沦为雇佣劳动者。
从先秦时期的商鞅变法开始，一家一户的种植方式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的小农意识是非常普遍的。即使在经过合作化运动之后，许多人还是难以转变过来。因此，一旦出现灾难，农民自然是希望能够有救助的物资发放。
但是，在经过人民公社的实践，在事实上集体经济按照”谁劳动谁受益“的基本原则建立分配制度，从而客观上使全体农民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形成了靠劳动吃饭的劳动所有者的观念。随着这种环境的形成，农民或早或迟地转变为真正的劳动所有者。
相比于小生产者，劳动所有者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他“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财产”（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因此，他们的行为方式，就是用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而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因而，劳动所有者通常需要与其它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集体生产。这就形成了“锅里有、碗里才有”的这样一种集体与个体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于集体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因此，作为劳动所有者的社员必然需要关注集体生产状态，关注管理者的管理行为等等。因此，这里体现了劳动所有者两个不同于个体农民的特点：第一，把自己的消费需要的满足建立在依靠自己劳动的基础之上；第二具有集体生产观念和关注整体生产管理状态的责任性。在这里，关心集体，促使集体生产和经营状况向好的方面发展，并非与个人利益无关，恰恰相反，正是社员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才需要把集体搞好。要不别的生产队0.70-0.80元一工，你的队里只有0.20-0.30元一工，你能容忍？
生产队能不能搞好，对社员而言，一是要有劳动观念，即把一切需要建立在自己更多、更好地为集体、为社会提供劳动的基础之上；一是要有集体意识，即只有把集体搞好，个体才能更好，因而必须关注和监督集体的生产管理状态，从而促使集体生产朝着有利于大家的利益要求的方向发展。
想透了集体与个体的关系，因而拒绝“等、靠、要”的懒惰思想，这正是作为劳动所有者的固有的行为模式。看起来好像很傻，实质却是劳动所有者比之于小农意识更具有大局观的表现。
由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使我们想起了华为公司的经营思想。任正非说：“我们建立各项制度的基本假设是，员工是努力奋斗的，而公司决不让雷锋吃亏”，“华为价值评价标准不要模糊化，坚持以奋斗者为本，多劳多得，你干好了，多发钱，我们不让雷锋吃亏，雷锋也是要富裕的，这样人人才想当雷锋”（《华为奋斗密码》第98页。杨爱国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陈永贵和大寨人拒绝救助款，有人说傻；而任正非呢，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中却要培养雷锋。两者的道理其实是相通的。他们是形成了劳动所有者的意识，从而把企业或生产队的发展，建立在依靠每个员工自己劳动、为自己利益奋斗的基础之上的。
大寨不要救助，但却做到了了“三不少”：“即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是年底，三不少的口号完全兑现。”而任正非不让雷锋吃饭，使华为人的收入在同类企业处于前列。很显然，当真正建立了以劳动所有者为主体、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制度时，事实上也就把每个劳动者变成了雷锋，变成了劳动所有者！
认识劳动所有者的特点和利益要求，并建立体现劳动者利益要求的基本制度，这是形成比之于传统生产方式和产权企业更具优势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大寨大队还是华为公司，他们的实践证明，只有充分调动了全体劳动者作为主人公的积极性和责任性，我们的企业才能有更强大的发展动力和适应市场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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