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在市场经济这个范畴里，有个企业家概念，根据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观点，企业家属于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人才。刚开始，我们主要从经济领域来认识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实际上德鲁克并不只是从经济领域来认识企业家的。这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对企业家的认识比较容易望文生义，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另一个就是看问题比较容易片面化——这是形而上学思维在作怪。当我们观察到，中国这几十年里，真正算得上企业家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从道层面讲，其哲学方法论更多是受毛主席的哲学影响的，换一种方式说，从观察中国革命史，分析其中的杰出人物看，那些杰出的军事家，革命根据地的开拓者，大批各级具有开拓精神的干部，事实上都是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人才，至于像陈永贵为代表的，以吴仁宝、王宏斌、雷金河、史来贺等为典型的乡村红色企业家，那就更不用说了，无疑都是毛主席培养的，毛泽东文化熏陶出来的创新创业型人才。有趣的是，毛主席逝世后，又出了一批任正非、宗庆后这样的企业家，他们恰恰是深悟毛主席之道的人。
化而裁之谓之变，
变为道器变通之源。
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家是求变，而不保守的，实际上是富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人物。如秦始皇、曹操、王安石等就是这样的人才。毛主席恰恰是十分推崇法家的。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上，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是吸收了法家的长处之后，再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探索实践的。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发射人造卫星计划开始提速并于1970年完成。1965年，国家科委提出“从战略上考虑，建议中国科学院在西部地区从速增设一个授时台”。1970年12月，短波授时台（工程代号“326”）在陕西蒲城建成，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开始试播。为向火箭、卫星发射等提供更高精度、更加可靠的授时服务保障，1973年我国正式建设长波授时系统（工程代号“3262”），由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2001年3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主要承担。
1974年8月27日～9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3262工程总体方案论证会”在北京王府井和平宾馆召开。钱学森在会上有个很重要的讲话，他在末尾指出：
【法家是代表进步势力的，对科学技术比较重视。而儒家是搞复辟的，阻碍科学技术进步。我们是无产阶级，比起法家要高明得多。我们超出资产阶级好几级。要发扬法家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干、敢于改变面貌的思想。今天，我们的技术队伍是以工人阶级、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的革命队伍，我们要超过法家。】
钱学森同志除了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外，他在两弹一星事业里，尤其是在航天领域的组织领导，尤其是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上，颇有红色企业家的味道，无疑他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大科学家。
钱学森与陈永贵，在道层面的思想上，都输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道器层面他们的共性是“四敢”——敢想、敢干、敢闯、敢创——这无疑都是红色企业家的突出特征。
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像钱学森、陈永贵这样具有“四敢”精神的人为何那么多？
尤其是到了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干社会大干快上的风气，后来经过批林批孔，人们对于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根基、根源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
根本可以从道层面来感悟——形而上者谓之道，道为道器变通之根。
根基可以从道与器的结合来理解——一个是道器变通之根，一个是道器变通之基。
社会主义革命更多是在道层面进行思想革命，进而进行在道器层面对旧的腐朽没落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进行文化革命。这样的文化革命，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前提条件。
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可分离进行的的道器变通之变，否则社会主义事业就难以推而行之谓之通。
因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源，应该把道器变通之根之基之源，放在一起综合考量，才能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
毛主席逝世以后，毛泽东文化的影响并没有停止，也不可能停息。
例如，钱学森影响了航天领域一大批像王永志这样的“总设计师”，陈永贵影响了一大批像吴仁宝、王宏斌、雷金河这样的乡村红色企业家。
这不就是毛泽东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吗？
在上高中时学过叶剑英元帅的一首《七律》，其中有这样的说法：“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
毛主席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创业导师。毛主席究竟培养了多少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人才，恐怕是是不计其数的。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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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与利己：两种世界观指导下的变
如果讲一般的变，那只谈价值观似乎就够了。因为这个变，也许就是个人思想上仅仅考虑了未来的变化，带来多大收益。
可是，一旦把未来的变化，与谁受益联系起来，那么，仅仅用价值观来考量就不够了。
这涉及到利己与利他的问题，这就是世界观问题了。
这个时候的变化，就是属于道器变通之变了。
世界观涉及道层面的思想意识。
这里举一个例子，做大蛋糕是个经济问题，只谈价值观似乎就够了。
可是如何来分蛋糕，那光谈价值观就远远不够了
怎么分蛋糕，直观关系到利己还是利他问题——究竟对谁有利的问题。
这可不是小事。
因此怎么分蛋糕，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到不同世界观的考量。
这就是毛主席为何那么重视世界观，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用价值观来考量全局事物。
毛主席为什么要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
千万不要仅仅在做好人好事这样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器层面理解。
毛主席是把雷锋当做懂哲学，也就是懂世界观的人榜样看待的。
如果把价值观当做世界观，用价值观代替世界观，那可就问题大了。
如果是那样，那么雷锋就成了这样的人——他也做好事，可是每次做好事之前，就会考虑：
选择那些好事值得做？
显然那些最容易得到表彰，容易立功受奖，提职提干的好事，才值得去做。
雷锋是那样的人吗？
如此分析之后，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雷锋也是毛主席培养的创新创业者，他与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以自私自利的意识形态彻底决裂，在毛泽东文化氛围里，探索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指导自己行为的先锋，他的确做到了。
雷锋的实践，那是可以找到根本的，是有根基的，也可以找到根源的。
雷锋的行为方式，在毛泽东文化里，是可以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的。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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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研究毛泽东文化
企业家可以分成两类：一般意义的企业家，指的是具有创新创精神的企业领导者。
还有一种是红色企业家，他们除了具有一般企业家的共性以外，他们至少在企业内部营造了毛泽东文化氛围，让企业内部员工共享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破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那一套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
我们应该让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企业家存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更应该让我们这个社会朝着更有利于红色企业家成长的方向发展，是不是？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的想法说法做法，是不是要更多从世界观，而不仅仅从价值观角度来考量一切人和事呢？
我们不一定现在就能把那些该做的事情做到，也许那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还行不通，那并不代表那就想不通。
也许有些说法对某些人说不通，但并不意味着对所有人都说不通。
如果从红色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出发，对于那些在未来有益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想法说法做法，尽管短时间内有人会想不通，但随着时间推移，必定会有更多人想得通的，那么，是不是该为这样的想法说法做法，创造更多条件，使得其能够逐渐推而行之谓之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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