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武汉工人运动就一度陷入到这种局面当中，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都按照国民党的要求开展活动，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对革命事业帮助甚微，这实际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下面我们就以此为案例分析一下工人运动中容易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一、抗战开始后武汉工运一度成为全国中心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武汉地区工人运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异常严重。抗日战争爆发前，这里的工运工作没有什么基础。抗战初期，长江下游大部分城市相继沦陷，武汉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时的武汉人口达到100万，大、小工厂有530余家。自上海等地迁人的厂家，有些就地开工生产。全市的工人不下二三十万。上海、南京失守后，许多工人组织流亡到武汉，各自开展活动，并酝酿成立全国性的工会组织。一时间武汉成了工人运动的中心。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到达武汉，筹备重建党的湖北省及武汉市的地方组织。10月，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由李振寰（郭述申）负责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开始在工人中进行活动。
1937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长江局，以王明、周恩来为正、副书记。1938年1月，长江局进人武汉。长江局设职工运动委员会（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总工会驻武汉代表团”），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于1937年12月改为湖北省临时委员会（后变为湖北省委）。湖北省临委工人工作委员会的纱厂工人工作委员会通过从上海撤退来汉口的抗战教育研究会，首先在工人区进行抗日宣传，帮助工人建立抗日救亡组织。他们建立的工人学校有13个班，学员达500人，所建的讲演室、阅报室均有定期活动。中共湖北省委还通过原由宋美龄组织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和武汉卫戍总部工人干部训练班，培养工人活动分子，其中单是工人干部训练班，便有男女工人700名。
1937年年终，兵工、海员、电信各业，平汉、粤汉两铁路，民生、大成、汉口、裕华等纱厂，及鹦鹉洲木排的工人中，共产党的组织次第恢复。在党领导和影响下的青年救亡协会、青年救国团、基督教青年会等社团，也相继到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在工人区组织座谈会、读书会，开办夜校或识字班，通过各种形式，先后在汉阳兵工厂及该厂炼钢、火药两个分厂，武昌裕华纱厂、第一纱厂、电台和印刷业，建立了抗日救亡团体。青年救国团内设立了青工部，并在汉口、武昌两区各设分团部；他们还在一些工厂及人力车、海员、银行、军工等业中建立分团，没有多久便吸收团员1100余人，其中有青工390余人，店员200余人。另外，来自上海的蚁社有店员社员400余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在工人、店员中吸收成员。这些团体中的工人成员，都成为工人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这一期间，青年救国团曾组织失业工人，向雇主争取解雇费。
1938年3月以后，中共在武汉的力量有了较大的增长。由于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武汉工人中有很深的影响，党组织在工人中的恢复与发展比较迅速。到1938年7月，武昌、汉口两区，共产党员已有350余人，其中工人党员占80％。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人抗日救亡运动及救亡团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以千计的青年工人，参加了进步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工会的活动也已开始：汉口《新华日报》印刷厂职工率先筹组工会，并经国民党有关机关备案。4月上旬，四川、江西、湖南、山西各省工人团体，都派遣代表到汉口，参加中国抗敌总会筹备会的筹备活动。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趋于活跃。印刷、市政交通、搬运、码头各业工人和汽车司机，也相继成立了工会或救亡团体。此外还有跨行业的组织，如武汉职业青年抗敌工作团，拥有以店员、职员为主体的团员数百人，武汉业余歌咏团，有团员500余人，其中很多是工人和店员。这些工人救亡团体，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举办的抗战扩大宣传周、七七周年纪念活动，以及由全国慰劳总会发起的慰问信运动、慰问献金和征募寒衣等活动，都给予协助或参与发起，从而造成很大的声势。他们和其他进步的抗日救亡团体一起，掀起了武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武汉地区原有若干国民党控制或影响下的工会组织。这类工会的基层组织据称共96个，会员遍布各个行业，号称15万。稍后，国民党又建立了汉口市总工会。除官办工会以外，国民党还组织了武汉工界战时服务团、汉口市工界抗敌协会、武昌工界抗敌协会和一些抗敌后援会等职工救亡团体。
随着战局的日益紧张，工厂内迁工作随之加紧。许多工人积极参加了工厂拆迁和抢运物资的行动。一些拆迁工厂的工人，也进行了维护自己权益的斗争。6月22日，国营汉口纱厂工人推选代表，向厂方提出要求：(1)被遣散的工人发给相当于6个月工资的遣散费。（2）随厂内迁的工人，在迁移期间工资照发，并应得到食、宿的保障。最后，厂方同意对遣散的工人给予相当于各个人两个月的工资。接着，第一纱厂、大成纱厂、裕华纱厂、申新纱厂、泰安纱厂、平汉铁路江岸车辆厂、招商局机器厂等，工人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也基本上得到了大体相似的结果。7月11日，武汉纺织厂工人20佣余人，写信给国民参政会，要求组织起来，“武装保卫大武汉”；武汉青年救国会工友联谊会也发动青年工人，起来参加保卫武汉的斗争。
综观从1937年末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段时间，武汉地区的工运领导机关做了很多工作，获得一定的成绩。党在工人队伍中恢复了自己的组织，还有了相当发展；在广大职工群众中开展了抗日宣传鼓动工作，发动他们积极投人抗日救亡运动和争取了若干经济利益，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这一阶段共产党的工运工作也存在一定问题。在明知武汉无法长期防守的情况下，当时共产党的工运领导机关没有切实地组织工人群众做城市陷落后到乡村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这种来自基层少数人的呼喊没有获得更积极的结果。倒是国民党政府的武汉卫戍司令部，以“保卫武汉”的名义，通过国民党汉口市总工会等团体，动员了相当数量的工人，参加“自卫团”“运输队”“工程队”等半军事组织。但是，这种做法不过是为部队增加若干民夫、民工；它和动员广大工人群众投人抗日游击战争以坚持长期抗战的战略思想，完全是两回事。
二、右倾机会主义的出现
抗日战争中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之争，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所反映，这就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出现。右倾机会主义者把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及其军队，在统一战线中采取了阶级投降主义的立场。在王明担任长江局书记的一段时间内，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曾经受他的错误方针的影响。
武汉周围地区大部分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有深远影响。从总的形势看，除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较强，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进人较迟外，日军前进，当地行将成为敌人后方，广大群众有强烈的抗日要求，具有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这些方面和华北没有很大的不同。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武汉即处于紧急状态。不少工厂再度内迁，许多工人感到失业的威胁。这原是动员工人到农村去参加游击战争的好机会。中共中央针对徐州失守后的抗战形势和武汉群众运动高涨的时机，于1938年5月22日发出对华中工作的《指示》，指出：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3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该指示要长江局有计划地分配党员到这些地区去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大力发展党的工作与党的组织。该指示强调：即使为此而致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也不应顾惜。然而，由于王明对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抵制与封锁，这一重要指示未被认真执行，终于丧失了引导工人参加游击战争，在武汉周围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时机。这一时期，中共湖北省委在周恩来、董必武的主持下，曾经分别调整了全省各地的党组织，并利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名义，委任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各地区“战地文化服务站”的站长或副站长，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做准备这一部署，对于后来鄂豫皖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新四军第五师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
在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下，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开始没有、直到此时仍然没有把重点放到动员和组织职工群众，准备武汉失守后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方面去；而一直停留在国民党许可的合法活动的范围以内，做点表面热闹的宣传鼓动工作。工运工几乎只忙于开会、讲演、募捐和慰问（当然这也是应当做的），即所谓“保卫大武汉”“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他们不仅没有切实认真地在各厂、矿中进行深人细致的教育和组织工作，没有进一步加强在产业工人中建立群众组织和共产党支部的工作，反而把工厂内的工人活动分子抽调出来，去参加救亡活动。当战火逼近的时候，工运工仅只在迁移的工厂中，为某些不愿去或不能带到大后方的工人争取了若干遣散费。此外便很少在工人中做什么事情了。在武汉撤退时，汉阳兵工厂和大冶铁矿等厂、矿的一些工人，要求留下来开展游击战争。而工运工却动员他们随厂迁走，或者去参加国民党军队。
8月12日，中共湖北省委曾致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武汉卫戍司令部，希望“立即开始组织工人、农民、市民的自卫团体，武装他们”，并施以“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战区和临近战区开始游击战争的布置，准备在敌人占领后”，能够“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希望国民党当局去做的这项工作，党所领导的工运工却没有独立自主地去进行。关于在武汉失守以后开展地下的城市工运工作，同样没有结果。因为平日缺乏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半年多救亡运动高潮所积蓄的力量，全暴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之下。本来规模不大的工运组织，还在武汉撤退前就遭到严重的打击。
在战局趋于紧张时，武汉的工人积极分子约有三四百人（一说有700人）去了延安。剩下来的也在撤退中仓促分散了，自然也就不可能为城市沦陷后坚持地下斗争作有效的部署。
三、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错误
第一，没有独立自主的开展群众工作。武汉地区的工运工作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只强调“统一”，强调各种工人群众组织“向〔国民党〕政府机关去登记，并接受〔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服从国民党包办的或包而不办的各级抗敌后援会之类的“统一领导机关”。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影响下，有人甚至想等待上层统一以后，再去开展工作。实际上上层是不可能真正统一的，右倾路线是自缚手脚，而不敢独立自主地深人开展群众运动，放手发展革命力量。
1938年4月，国民党公布了《抗战建国纲领》，答应要“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工农商学各职业团体”，并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然而，《抗战建国纲领》公布不过两个月，到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武汉卫戍司令部就公然命令各工商团体于7月起“重新登记”。8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又发布了《民众团体战时行动规约》。该规约规定一切民众团体如召开会员大会，须于3天前呈请核准，并禁止开办训练班和开讲演会等。这实际上等于完全禁止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8月底，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等3个救亡团体被解散。不久，大部分群众救亡团体都遭到封闭或破坏。面对这种形势，工运工没有独立自主地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进行必要的斗争去改变国民党的统制与压迫政策。
第二，没有响应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诉求。武汉的工运工作在动员工人参加抗战的时候，很少注意解决工人群众切身的经济要求。抗日救亡是抗战时期工人运动的根本任务，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中国工人的生活与地位，历来非常低下。抗战爆发后，工人更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与痛苦。如武汉地区，虽因抗战的需要与人口的集中，工业生产急剧发展，工业利润成倍增加，但在工人方面，却只是工时的延长与劳动强度的提高。有些部门，如铁路、电信、邮政等，工人的工资还被打了折扣；有些产业，因原材料缺乏或其他原因停工或减产，致使部分工人失业而走投无路。在服从抗战整体利益的前提下，适当地改善工人的经济生活与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应该是对工人进行抗战动员的一个重要条件。在1937年10月，在《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中，中共中央就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利用一切可能与机会，坚持发扬民权、改善民生以动员群众的方针，独立自主地组织各种群众的救亡团体，发展多方面的救亡运动。”不把抗日救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不关心群众的疾苦，空喊“抗日高于一切”，必然会牺牲工人的利益，而满足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要求。列宁有一段经常被工运工引用的话，他说：因为平日工人的生活极端艰苦，“如果不提出经济要求，如果不直接而迅速地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劳动群众是永远也不会同意去想象什么全国的共同进步的。”“只有在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条件下，群众才会投人运动，积极参加运动，重视运动，发扬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对伟大事业表现出坚定不移，忠心耿耿。”但是，恰恰在需要见诸行动的时候，列宁的这些话却被人们淡忘了。
第三，对国民党反人民的本质缺乏警惕性。有些工运工受了国民党“进步”表现的迷惑，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阶级本质缺乏深刻认识和高度警惕。在组织上，没有充分注意创造长期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并使之不被破坏的条件，没有严格采取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互相配合的方针，把一批从运动高潮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及时荫蔽起来或转移他处，致使大部分的进步力量，都暴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与打击之下。
第四，存在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传统影响没有被彻底肃清，没有经过如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所要求的那种工作上的彻底转变，抗战初期的武汉工人运动，不仅主要地犯了右倾的错误，实际工作中也还存在着若干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有的工运工，看不清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变化的新形势，不懂得在统一战线下面，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机会，去发动更多的工人群众，把正在形成的群众运动高潮推向前进。他们缺乏群众工作中所必须具备的民主作风，不善于在统一战线的环境中，与各种可以团结的力量合作共事，而是追求组织上的清一色，甚或标新立异，使人一望而知是左倾团体、左倾分子。这些工运工，总是挑选那些社会关系单纯，往往也是最缺乏社会活动经验，在群众中完全没有什么影响的青年工人，作为运动的骨干；对于职员，则拒之惟恐不及；就是对一些技术工人和受过一点学校教育的工人，也不注意联系和争取。这就造成了工运活动范围的很大局限性和脱离广大职工群众，自然也就得不到群众的掩护，也就暴露了党在工人中的力量，便利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它的打击、破坏。
四、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
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原本基础就比较薄弱。但武汉工人运动的条件和形势是很好的，从上海撤来的工人组织可以利用各种条件开展政治活动，本地工人有争取切身利益的强烈诉求，同时面临日本进攻，武装工人也是顺势而为的要求。只要路线正确，是可以实现工人组织大发展的。但在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下，共产党的工运部门为国民党做了嫁衣裳。未能在群众中深人下去，建立坚强有力的阵地；又错过了时机，未能在周围地区广大乡村中发展群众组织和部署力量，以备当地沦陷后发展游击武装。因此，在战局变化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突然袭击时，一度高涨的工人运动并没有取得应有的组织成果就归于瓦解了。原来很有希望的武汉地区工人运动，成了一枝没有结出果实的花朵。
曾经担任过长江局组织部部长的秦邦宪，1945年5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于所作的“自我检讨”中，对这段工作作了12个字的按语：“表面轰轰烈烈，内容空空洞洞。”这句话听来很苦涩，然而从总结历史教训的意义上说，不失为一语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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