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兴国
南怀瑾在谈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时说：“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家不怕亡国，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
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试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无前例。”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根和归属的标志。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缺乏主体价值观，就会造成国家和民族前进方向的迷失。”（李际均语）
李际均说对了，文化的本质是人对社会，人对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取向，是人对自身生命意义的思考，是伦理观，价值观。战争则将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突现出来，近代兴起的中西比较文化，所谓“丑陋的中国人”还有马克思·韦伯谈中国和中国人，都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于道德问题。在毛泽东现存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毛泽东指出，“不信”乃“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陷于沦亡之惨境有来由也”，他认为中国的困境和国民精神的衰颓是互为因果的，必须以德国为榜样，从振奋国民精神入手解决中国问题。“欲动天下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毛泽东在长沙一中，他最用心读过的书是《伦理学原理》，他认为无论是洋务运动的实业，还是从戊戌到辛亥的政治改革都不能救中国，更重要的是精神和士气、思想和文化。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当我们再重新发现光武中兴这段历史时，不禁要问，儒家思想无能吗？儒家道德观落后吗？开篇的目的就是要重拾我们久别的信仰，信仰是以弱胜强的武器，民族振兴的关键，没有信仰和精神，民族振兴就无法支撑到底。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仍然处于己弱敌强的逆境，故而我们民族的信仰更不能丢。
文化的核心在于道德价值观，道德伦理的本质是规则。科技界早就明白标准的制订者获得的收益最大。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增加些自信，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自己的道德伦理规则怎么可能就一钱不值呢？
文化崛起是中国整体崛起的重要方面，并不亚于经济上的崛起。文化、经济、政治互相联系、相互作用，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一个追求光荣与伟大的民族，必然有一个令人崇敬的价值体系；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理想，也必然有一套与理想和价值相一致的道德规范。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充分发挥文化这种特殊力量，引导人们的思想，指导人们工作，把国家的软实力做大做强，实现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上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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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 ，黄宗羲总结文武之道时，指出明代为国尽忠之人，举义旗抗清的人都是文臣儒生，都是知书达理之人，而武将们却相互掣肘，粗野之徒，不知礼仪廉耻。缓则受节制，急则用兵自重。喜掳掠，行为无常，掩伯饰功，欺上瞒下。一得志就杀无辜，掠妇女和宝货。
爱国主义的根本在于爱民，而不是爱党派组织或者爱政权，故惟有儒者最爱国。
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孟子·尽心下》）
在儒家的传统价值体系中，“士”的身份资格，与权和钱是无关的，甚至第一位的要素也不是学问，而是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使命感。不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也不论腰缠万贯还是一介布衣，他们都会自觉地背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爱国主义成为儒者天然的素质。什么是儒家精神？儒家精神就是民本主义精神。在家爱父母，兄弟姐妹，在乡爱乡邻，爱朋友，在国爱人民。民本主义者要求克制自己欲望，提倡奉献和给予。民本主义的民是全体的民，不光是爱今天的人民也爱过去的人民，敬仰历史上保卫人民的民族英雄，唾弃奸臣贼子，汉奸走狗。痛恨屠杀、奴役人民的野蛮人，这是同实用主义者的爱国主义最大的不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两汉风俗“依仁踏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像北宋靖康之变英雄豪杰一样，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起而勤王，临难不屈。
历来民族复兴是从寻找民族精神开始，既而找到一条振兴民族之路，本文以“民本主义”为中华文明之宗旨，正本清源，打通古今，正我中华。此乃立国之论。
转载自〈儒家精神〉本文的原：一道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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