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话前言：本人罹患多种较严重的身体与心理疾病，语言文字能力受损严重。这段文字本来打算放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结果明显跑题，越跑越远，直到无法纠正回来。变成了一篇边写边想的笔谈。不过也在跑题过程中谈到了许多自认为有价值的想法。故单独作为一篇笔谈形式的杂文，用来记录观点，不拘泥文章形式，留作纪念。文中许多观点仍在整合、诠释之中。希望有能力尽快完整地、系统地论述之，实现一大心愿。
历史上创造文化艺术的人一直存在着两种类型。一种人运用文艺工具的能力远大于他们实践的能力；另一种人，来源于实践的体验远多过文艺审美的体验。用古人的话说前者是文胜质，后者是质胜文。“文”适合教育与传承，适合“做人”；“质”则适合实践与应变，适合“做事”。两者都很重要。
由于私有制条件下，成本昂、贵的文化艺术工具必然与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挂钩。所以文胜质的人往往政治、经济地位较高，对某种文化艺术的形式占据垄断的地位，这些人现在称作“精英”。质胜文的人通常政治、经济地位较低，具体的实践虽多，却只能接触到最广为流传的文化艺术工具。这类人现在称作“群众”，有时也被莫名其妙地叫做“草根”。不同阶层的人在政治、经济上存在巨大差别，导致了人的认知能力与实践经验被分割开来，“文质彬彬”的人其实很少。
于是历史上的文艺盛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往往是由 “精英”阶层与“群众”阶层共同创造的。两者的风格自然截然不同，可以从文与质的角度看出差别来。一种倾向于形而上学（复杂的语言工具），一种倾向于辩证法（简单明了，因人设对）；一种倾向于理论（能够脱离实践），一种倾向于现象（依赖实践经验）；一种倾向于作（面向专业人士，可以按规则自创语言体系），一种倾向于述（尽量从对方的语境与知识出发，力求易于理解）。造成这些差别的并非文化本身，更重要的是进行文化行为的人所扎根的政治、经济土壤。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百家争鸣盛况。许多必要的客观条件在同一个时代具备，非常的难得。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应该是互联网的兴盛，打破了政治、经济特权对许多关键文艺工具的垄断，同时创造了一个低成本而庞大的信息平台。这个时代的百家争鸣必将由“群众”路线主导，必将倾向于辩证法，倾向于现象，倾向于“述”。
事实如此。互联网催生了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博客、播客、bbs、论坛、贴吧、网络小说……每个领域都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应的形而上学思考、理论研究几乎是空白，完全跟不上。而且新生的文化也凭借时代优势，挤占经典的生存空间，排斥传统文化的话语权。这反而削弱了文化、舆论对人的影响力，虚无主义就以某种姿态复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虚无主义便是娱乐至上的后现代文化。这个结果既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也不利于新生优秀文化的传承。
身处一个争鸣的时代，我们既可以体验古人争鸣的感受，又可以用历史的视野反省自己的未来。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优秀思想都在传承的过程中亡佚了。上古的诗、书、礼、乐相当繁盛，但流传于世的只有儒家传承下来，为教育服务而系统处理过的少量篇章。先秦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思想者例如惠施、慎到、公孙龙等人，他们的言论只能从庄子、荀子等人的著作中只言片语地拼凑。后汉史书有十几家，到现在绝大多数都只能在陈寿三国志的裴松之注中看到。相比之下西方文明的历史传承还要差得多。
这是因为文化有多种功能，必须应对不同的功能而具备独特的形态。同样的思想可以用诙谐幽默来表达，也可以严肃地论述；可以引经据典，也可以嬉笑怒骂。大略可分为表达情绪、交流思想、娱乐与传承等多种形态，在此不必深究。只要知道一种思想文化若要传承下去，一定要具备适应于文教的形态。
我最初的意见本来很简单，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了许多废话。总之这个时代的文化有“质胜文”的特点，一定要有人来做“文”这方面的工作。把爆炸的信息量做系统化、理论化的处理，利于传承，扩大影响力；又要使之符合现代百家争鸣具备的“群众”路线的特点。
人类文明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西方文明有作而不述的倾向，中国文明有述而不作的倾向。西方的思想家动辄设计一套专业领域内包罗万象的体系，用符号语言、形式逻辑建立起形而上学的理论；往往也因此脱离具体的实践。哲学如此，宗教如此，科学如此，甚至文学艺术界也必定有许多套批判理论。只有经历语言工具的专业培训，才能进入阅读和写作的圈子。形式逻辑是西方文明传承信息与知识最主要的工具，是他们“文”的传统。这也是因为西方文明是“精英”文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艺、娱乐——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要由擅长复杂文艺工具、拥有政治经济特权的“精英”阶层来传承与发扬。
中华文明则自先秦开始就普遍有述而不作的倾向。孔、墨、老、庄、孟子、韩非等都有不愿说太多话的感慨。形式逻辑墨家、名家都用过，结果他们没有成为中国文明的主流。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的。古代中国，基层社会的主体是“民”， 西方基层社会的主体是“奴”。所以中国的普通人拥有的政治经济权利更高。古代中国的既是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又有宗法制度，聚落里的人不是同姓便是姻亲，甚至有十世同堂。所以中国的民间社会历来有集体经济的性质，例如乡学、社戏、兵役与赋税联保等等。因此普通人能得到的文化教育也远比西方普通百姓高。古时四民“士农工商”，都有符合自己阶层的文艺工具。
一切智慧都来源于实践。所以西方由少数文艺“精英”承担起一切领域的重任，却长时间因为脱离实践而不堪重负，使得西方文明在科学技术等等各个领域长期落后于东方文明。这是“文胜质”的缺点。
中华文明因为各个阶层都掌握了文艺工具，所以利于信息与知识的总结和交流。中华文明也因此倾向于实践而非理论，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在各个领域都领先于其它文明。一切智慧都来源于实践。创造文明历史的是实践中的人，有可能是所谓精英，但更多的实践来源于群众。只有在群众用自己的智慧为自己创造幸福的时候，文明才会出现真正的繁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士农工商互相之间使用的文艺工具迥然不同。士人写杂文，文人歌诗赋，农工商则多用俚语、口诀、歌谣等形式来传承文化艺术科技。这种“群众基础”直接导致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成为主流。形而上学必须面对经过专业语言培训的人才能交流，而辩证法对所有人都可以交流，而且因人而变。
于是中国的学者形成了适应群众路线、适应辩证法思维的“述而不作”的文教传统。《国语》、《春秋》中还普遍是士大夫的形而上学论证，从战国时期以后，诸子百家讲道理开始大量使用史实、故事、寓言说理，尽量避免形式逻辑。喜好形式逻辑的“名家”昙花一现，言语虽“辩”，却无人奉行。这是中国百家争鸣中“群众路线”的必然结果。
于是先秦时期为中华文化建立了述而不作的许多种传统。其中孔子、论语、庄子、韩非子、墨子、孟子、吕氏春秋等各代表一种类型。到后世发展出了注疏、辩论、笔记、修史、编书等种种文艺工具。为了与各个阶层的人沟通，大量使用辩证法、现象学的方式来交流思想。大量使用适合朗诵记忆的韵律文形式。大量使用广为人知的经典或历史材料，避免原创生涩难懂的理论体系。这种文化传统发展到现代，表现为老一辈共产党人反对党八股、反对学究气，尽量用俚语、俏皮话、寓言、典故来讲述深邃的思想体系。这个话题可以专门再谈。
应该说，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大陆文明、农业文明、产业文明，从上古开始便有群众路线的倾向。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商业文明、掠夺文明。希腊时代的“公民”只有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其它的都是从异族掠夺来的奴隶，奴隶不是人吗？这样的文明只能由少数“精英”扛起全部的社会责任。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
群众路线使得中华文明的文教传统以适合大多数人的“述而不作”为主。而精英路线使得西方文明的文教传统以适合少部分精英的“作而不述”为主。两者各自适合各自文明的政治、经济结构，长远来看会有东风压倒西风，或被西风压倒的反复，但终究走向更高层的融合。
文化传统的具体形态与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群众路线为主时，“述”便占上风。精英路线为主时，“作”便占上风。后者可用官吏的选拔制度为例，汉朝考核训诂学以“明经”、“通经”选官，魏晋的用老庄清谈，唐代科举考诗赋，宋代考文辞，全都脱离实践。不过那些朝代的公务员还不必考核英语等级。——不过整体上看，中华文明仍然靠近辩证法、远离形式逻辑，倾向于述而不作。“文化”不是状态，不是速度、方向，而是势能、向心力。中华文化的向心力自古至今都是尚德、仁义、为民、勤劳、简朴、敬天、中庸等种种“道统”
“质胜文”也有明显的缺点，过分依赖于具体的实践，反而不利于长时间的积累与传承。这是因为人类文明总在治世和乱世之间不断变化。“人民”总是阶段性地拥有权利与地位，又阶段性地丧失。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明，若在一定时期丧失它政治、经济上的权利与地位，便无法维系自己文化的传承。那些用俚语、歌谣、口诀、俏皮话口耳相传的信息与知识，因缺乏适应文教体系的系统化加工，一经历乱世便有亡佚的危险。
可以想象，“文质彬彬”的文化才是生命力足够强的文化。在需要实践时突出“质”的一面，传承与发扬时要突出“文”的一面。同时，在人类文明仍然反复无常的现代，“述”与“作”兼顾的文化才是生命力足够强的文化。“述”的文教传统适合“质胜文”的时代，“作”的文教传统适应“文胜质”的时代。
在人民失去权利与地位，拥有特权和高级文化工具的“精英”们在作威作福的同时，也必须用他们的方式承担起社会功能。这样的历史阶段难免。然而，不应该让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创造的智慧消亡，给那些垄断信息与知识的贵族精英们留下“英雄创造历史”的口实。这就必须为群众创造的文化设计经得起乱世考验的文教形态。
群众的地位有涨有落，民族、文明的地位同样如此。西方文明是典型的精英文明，中华文明是典型的群众文明，然而近两百年来却是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占据优势，使得中华文明的大量智慧——医学、科学、数学、哲学、建筑、工艺、服饰、礼仪、文学等等——全都面临失传的危险。
正是因为中国人丧失原有政治、经济地位的时候，被迫按西方精英文明的文教标准来传承自己的文化。结果真正充满智慧的诸子百家、二十四史、歌谣口诀、中医中药被人淡忘。与此同时，历史上小人物毫无影响力的几篇形而上学文章，却被“最高学府”们捧成“中国哲学”、“东方智慧”。
所谓学术界也弥漫着一股急功近利的西化思潮——大规模用“作”的方式，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用牵强附会的理论体系，用精英的价值观来强行篡改述而不作、辩证法的、现象学的、以民为本的中华文明。这种篡改行为是对文明的修正主义。所谓“修正主义”，指一切屈从统治集团的利益篡改文化的行为。
“人皆有七窍，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西方人相与聚于中华文明之所，中华文明待之甚善。西方人聚在一起讨论，说“文明”历来有七窍，曰：形而上学、一神论、原罪信仰、民族压迫、资本主义、实证主义、个人主义——中华文明全都没有，如何呼吸饮食？于是为中华文明凿之，三十年凿一窍，从1840年至今即将凿完五窍，剩下两窍。其一，中国人堂堂正正，不怕鬼神，不愿自称有罪像受虐狂一般对某个他者放弃自尊恳求虐待。其二，中国人天性亲和，与邻为善，干不来奴役异族的吸血鬼勾当。
凿完这两窍，中华文明将会如何？忽倏凿死了混沌，有没有一副尴尬样子地说上一句“I’m sorry”？
修正主义现象当然不可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事实上已经周而复始地发生了无数次，“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翻译成现代汉语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可欺也，不可惘也；可逝也，不可陷也。只有不了解历史的人才会为之迷惑。
每个时代都有曲折的道路，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责任。祖先留下的土地养活了数百代子孙，到了自己这代人开始好吃懒做，使土地荒芜歉收，难道要烧了祖宗牌位，怪他没有保佑自己？爹娘出门前给懒儿子做了一圈烧饼挂在颈上，结果吃完了面前的烧饼，懒得去翻背后的烧饼，活活饿死了；难道临死前要骂爹娘缺德？中华文明在与各种苦难的斗争中仍然强盛了千百年。子孙不肖，保不住祖先的伟业。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反而怪投错胎，一心想着怎么认贼作父？
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赶上了互联网时代，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而信息科技带来的百家争鸣是最典型的群众路线。极低的成本打破了特权阶层对信息、知识与舆论的垄断。这样的环境很适合中华文明固有的思维方式与方法的复兴
人们又会重新看明白，所谓“精英”与“群众”只是社会分工的区别，根本不存在道德、智力、能力上的先天差异。长期以来所谓“精英”在文化领域高人一等，无非是依仗他们靠着政治、经济权力对信息、知识和舆论平台的垄断实现的。文化教育是精英路线还是群众路线，就看它是否“有教无类”。
从唐代的告身、宋代的出身一直发展至今的文凭制度，无非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通过学费、适龄教育的成绩筛选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用精英们的思维方式出题考核人的价值观，以甄选出认同剥削阶级的少数人。剥削阶级与这些认同自己的“知识分子”分享对信息、知识、舆论的垄断，从而反过来巩固自己的政治、经济特权。
我很高兴地看到互联网文化对精英意识的集体鄙视。这是群众路线指导的百家争鸣的必然结果。统治者垄断国情信息与国家政权，牟取私利，这是独夫民贼。军队将领垄断敌情与军权，牟取利益，称为玩寇。官吏垄断民情与行政，牟取私利，称为渎职。医生垄断病情与治疗方案，牟取私利，至少是庸医。学者垄断信息与知识，牟取私利，这叫学阀叫兽。媒体垄断时事信息、操控舆论，牟取私利，这叫CCAV，或者南方报系。
当前时代的百家争鸣由群众路线主导。尚处于“质胜文”的阶段。——算了，扯不回去了。身心俱疲，休息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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