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老子哲学断想
——重读《老子》与《邓小平文选》
读遍《邓小平文选》，我未曾发现其中引用过老子一句话；读过不少邓小平传记，亦未曾发现他读《老子》的描写。然而，从邓小平的思想与行动中，我惊奇地发现，他的智慧与老子哲学有甚多相通之处，邓小平理论可以说是对包括老子哲学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批判继承和创新超越的产物。纵观邓小平一生，他的确是一位老子所说的“惟道是从”的伟人。
邓小平智慧《老子》的相通之处，多得举不胜举。这里挂一漏万，且不说他在战争年代与刘伯承一道指挥千军万马的“以奇用兵”；不说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惟道是从”；不说他领导平反大量冤假错案时表现出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说他举重若轻，“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工作方式和领导风格；也不说他晚年反复强调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绝不当头”，即“不敢为天下先”，而只是从他领导改革开放、他一心为了祖国和人民、他百折不挠的意志质量等三个方面，对他与老子哲学的渊源作一粗浅断想。
——“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众所周知，邓小平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使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摆脱贫困，走向富强。自1957年之后，我们党犯了“左”的错误，长期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成天大批所谓“资本主义”，这也不许，那也不准，忌讳多多，限制重重，以致全国许多地方“工农业减产，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左”的错误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然而，“祸兮，福之所倚。”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即提供了反面教材。邓小平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正是从毛泽东的错误中学习，邓小平力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彻底纠正“不知常，妄作凶 ”的“左”倾错误，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领导中国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邓小平深知“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中国的贫困主要是“天下多忌讳”的“左”的错误造成的。因此，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打破一切“左”的“忌讳”，
放手发展生产力。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废止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地于民，使“耕者有其田”，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我无事，而民自富。”改革开放大大解放了生产力，短短几年时间，农村变化迅猛异常，使许多人不仅得以温饱，而且开始富裕起来。个体和私营经济过去是最大的“忌讳”，一直当作资本主义而大批特批。改革开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将其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农村到城市，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大业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全国至少有两亿人吃不饱，穿不暖，而如今，白面大米成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彩电冰箱也成为了老百姓的日常用品，人民群众总体上达到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小康水平。所谓小康社会，不正是人民日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吗?可见,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与老子的社会理想确有相通之处。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如是说，更如是做。一位外国友人评说：邓小平是全世界政治家中做得最多，说得最少的人。的确，邓小平沉默寡言，讲话很少，他的讲话和文章没有长篇大论，言简意赅，开门见山，直捣问题的核心。为政不在多言。虽然未见邓小平引用过老子名言，但他深谙“希言自然”、“行不言之教”、“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等智慧。他视人民如父母，爱心始终向着人民大众，多次强调要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和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邓小平既坚持生产力标准，又坚持人民标准，是生产力标准与人民标准的辨证统一论者。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坚决反对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认为那样就意味着改革失败，走了邪路了。在晚年南巡谈话中他又说：“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邓小平关于“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和“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解决问题的具体设想，其实质便是老子提出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认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的本质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是从民主的观点出发，他一生都反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始终不允许突出他个人。在党的十三大前，他说：“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帐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又说：“许多外国记者要来采访我，搞我的什么传，我都婉拒了。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是不对的。”还说：“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邓小平热爱祖国和人民，一生虚怀若谷，充分体现了“不自是，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的大智慧。与邓小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些人并无真才实学和历史功勋，却热衷于自我吹嘘，制造新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些平庸的政客全然不晓“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的道理，注定是不得人心的。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三起三落，三落三起，邓小平“不惟有超世之才”，而且“有坚忍不拔之志。”参加革命70多年，他曾三次被错误地打倒，又三次奇迹般地站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辉煌，终于在晚年领导中国创造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人间奇迹。我以为，邓小平的“坚忍不拔之志”主要表现为三点：其一，乐观向上，包容一切。他的几次不幸遭遇，倘若放在别人身上，说不定早就被气死了，而他却宠辱不惊，大度能容，其胸怀比海洋、比天空还要开阔。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而邓公度量大无边。有外国记者问他几落几起的秘诀，他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他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不改初衷，“功成身退”，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原因是乐观，核心是一个“容”字。正如老子所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其二，淡泊名利，知足知止。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邓小平一心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从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从不计较名利。他能多难而长寿，正应了老子名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其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老子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邓小平于私知足知止，于公不拔不脱，他对共产主义信仰是坚韧不拔、坚定不移的。他多次说过，“我是共产主义者”。不管环境多么艰难，斗争多么残酷，他从不悲观失望，灰心丧气，始终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信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可以忍受任何艰难和打击，独立支持很长时间，天大的困难也压不倒他，再凶恶的敌人也吓不倒他，任何委屈他都泰然处之，可以独自承受。三落三起，足见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
如同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一样，邓小平在晚年同样犯了严重错误。
邓小平理论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亦不是他自己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是在一切前人先进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我深信，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华的老子哲学，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智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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