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 和大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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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
和大怨，必有馀（通“余”）怨，焉（语气助词，怎么）可以为善（擅长，特长，引申为最佳）？是以执右契（契约，合同），而不以责于人（应该是指东周时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庶民、百工等劳动阶层）。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通“彻”，周代实行的田亩税，引申剥削）。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
【译文】
和解已经结成的重大仇怨（激化了的社会矛盾，）一定会留有残余仇怨，这怎么能算得上是上佳的执政行为呢？（虽然属亡羊补牢，但面对已经的激化的社会矛盾，一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因为社会矛盾的激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而缓解社会矛盾的政令不可能一下了立竿同影。）
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就是（周代王公大夫士等各级封建领主：）即使手里拿着田地借据等契约，也不向人索取。
所以让有德的人（应该是指东周时士，一般做卿大夫的家臣，帮助主人管理日常事务，与现代企业里的管理人员的职能类似。）掌管契约合同，不轻易去剥夺庶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让无德的人掌管彻税，严格按什一征收田租，不增加庶民的负担。
老天爷对万物万事没有亲疏远近之别，总是辅佐那些有德的“善”人。
[解读]
周朝土地法以一田为单位。一田一百亩，一亩横一步、直一百步。一步长六尺。周一尺合营造尺六寸四分，一步合营造尺三尺八寸四分，横直各一百步得一百亩，约合营造亩二十四亩六分。田与田中间，一大片田与一大片田中间，必须划分各种疆界，疆界是通车的大路，或人行的小路，如大路通南北，则小路通东西，大路通东西，则小路通南北，大小路交错，象无数井字（春秋时楚国井衍沃，就是在平地上划疆界）。《小雅·信南山篇》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指的田间疆界。领主有划分疆界的特权，《大雅·擞高篇》说“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彻字的意义是通，就是通大小道路。通道路也就是划疆界，疆界划定，才能分给农夫去耕种。《大雅·公刘篇》说“彻田为粮”，就是按田征收食粮。《公刘篇》作于西周，可信那时候已经有彻法了。
西汉初期，一个农夫用未耜耕种不过十亩，西周耦耕，二人合力，平均一人可能也种十亩。战国以前不知施肥，普通田需要轮流休息，农夫有田二十五亩，每年有十亩田的收入，除去什一税，在一般情况下，一家人可以得到饱暖。东周鲁哀公苦国用不足，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请教。有若说，为什么不行彻法？哀公说，取什二还不够，怎能行彻呢！……足见彻是什一而税。彻法是低税，这可能是高一级领主向低级领主收税的税率，也可能是公田制废弃后，农夫在兵役摇役以外应缴纳所种田亩的税率。（摘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社会中处于不同阶层的人群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那么任何试图缓解调和社会矛盾的方法即使马上实行，也不能立即缓解黎民百姓的生存压力，因此已经激化的社会矛盾也不可能立即缓和。任何社会的矛盾激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日积有累造成的。最高明的做法是不激化社会矛盾，对待臣民百姓没有所谓亲疏远近的区分，与民生息而不是大肆索取赋税服兵投劳役，从根子上杜绝引导社会矛盾激化的源泉。如薄徭轻赋，减轻人民负担；少用刑法，减少压迫等行为都是不与民结怨的，积德行善的好做法。
老子本意章的建议，对于现代社会那些处于高位的执政者，大老板，有着现实的建设性意义。近年来，尤其2010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矛盾有进一步激化的征兆。如杨佳袭警案、校园杀幼案、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案，邮电职工枪杀法官案……以及各地相继发生的罢工事件等，都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这些事件不是个体特殊行为，而是代表了一类群体人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是社会矛盾走向激化的前奏，如果我们不引起足够的警惕，必将引火烧身。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何况是人呢。俗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此短的时期内，如此密集地出现各种令人震惊的死亡事件，已经很难用偶然事件或用个体的人性扭曲来解释了。人是环境的动物，没有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没有普遍的弱肉强食，没有普通的社会不公，就不可能有如此密集的人性扭曲事件的发生！
后人总是习惯于抹杀老子《道德经》的形成背景，或断章取义老子的意义，把老子本章的意义局限为个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与人为善，不与人结怨。实际上老子的文章是写给那些权贵阶层们的，告诉或建议他们如何发展人类社会，治理国家，处理社会问题的思想原则和应对方法。讲的是一国，一民族的安身立命之道。
[材料]一
周国君姬姓，相传是帝喾后裔弃的子孙。有邰氏（邰音台tái陕西武功县）女姜嫄生弃。弃在“禅让”时代做农官。周人传说，弃是开始种稷和麦的人，因此尊他为农神，号称后稷。弃子孙世世重农，公刘迁居豳（陕西旬邑县），改善农业，颇有蓄积，部落兴旺起来。从公刘到古公豳父凡十代，都住在豳地。《诗经·豳风·七月篇》就是追述周先公居豳时的农事诗。诗中叙述公子和田畯（音俊jùn督耕人）早晚监督着农夫农妇整年不息地为公家作工。农夫种地、打猎、修宫室、凿冰块，农妇养蚕、纺织、制衣裳狐裘。公家给农夫农妇衣服（“九月授衣”）饭菜柴火（“采荼（音途tū苦菜）薪樗（音初chū臭椿），食我农夫”）。只有打猎时所得小兽，允许农夫私有，其余生产物全部归公。这样的生活，很象是奴隶的生活。……把《七月篇》说成西周中叶或春秋中叶以后的诗篇，是缺乏根据的。《七月篇》应如汉经师所说，是西周初年人追述周先公时农事，那时候周社会正经历着很不发展的奴隶制阶段。因为周先公从经验中知道鼓舞农夫们的生产兴趣是增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他们对待农夫的态度，不象一般奴隶主对待奴隶那样残暴。农夫出耕的时候，周君带着妻子到田地上举行馌（音叶yè）礼，表示给农夫亲自送饭。农事完毕的时候，农夫到公堂上饮酒吃羊肉，欢呼“万寿无疆”，让农夫一年勤苦得到慰劳。这个经验的发展，就有可能把奴隶抛弃而宁愿利用农奴。当然，奴隶的阶级斗争是周先公取得经验的主要原因。
古公亶父被戎狄侵略，无力抵抗，率家属和亲近奴隶迁居歧山下周原（陕西歧山县）。豳和其他地方的自由民，说古公是个仁人，扶老携幼都来归附，人口比居豳时更多。古公不可能供给这些归附人衣服食物，也不可能迫令这些自由民充当奴隶。在戎狄威胁下，古公为缓和内部矛盾，采用商原有的助耕制，借以抵抗戎狄，这也是很自然的。这样，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周国里成为主要的生产关系了。古公在周原上筑城郭室屋，以邑为单位居住归附人，改革戎狄旧俗，设立官司，形成一个粗具规模的周国。这个新的封建生产关系，是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的，因而产生了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世继续发展，终于强大到足以翦灭大国商。它的重大意义，周人是有足够认识的。文王称王，追尊古公为太王，因为周朝王业从太王开始。《鲁颂·闷（音必ｂì）宫篇》也说，“后稷之孙，实维大（太）王，居歧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继）大王之绪（事业）。”太王不可能有翦商的意图，所谓实始翦商，正是指太王创立了新制度的小国，文武继续这个事业，因此完成了翦商的王业。
太王生三个儿子：太伯、虞仲（即仲雍）、季历。季历生子昌。古公爱昌，希望昌能够早日得到继承，太伯、虞仲就因此逃往长江下游（春秋时吴国，即虞仲后裔），让季历继承周国。季历时周渐强盛，商王承认季历做西方的霸主，号称西伯。商王文丁感到周国的威胁，杀死季历。昌做周君五十年，一手造成灭殷的事业，晚年自号为文王。
《孟子·梁惠王》等篇说周文王行仁政，先从经界（划分田地）开始。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八家各分得私田百亩。大小官都有分地，子孙继承，作为公禄。商贾往来，关市不收税，水泽里捕鱼不禁止，一人犯罪，妻子不连坐。孟子所说，是否真实，无可稽考，但从《诗经》叙述文王及西周初年事的诗篇里看来，当时确已实行着封建制度。例如《大雅·灵台篇》说文王要筑高台，庶民象儿子替父亲做事那样踊跃，很快就筑成（“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这很不象是奴隶替奴隶主服役的景象。封建制度在进步时朗，却可以有这种景象。《召南·行露》（“虽速我讼，亦不汝从”）、《摽（音biào）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野有死麕（音军jūn）》（“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等篇，说民间婚姻事，并无奴隶主指配婚姻的形迹。《豳风·东山篇》叙述周公东征三年，兵士们归来的情形。诗中第二章描写兵士们想念他们荒凉冷落的小农村，说“不可畏也，伊可怀也”。第三章描写兵士想念妻子，知道妻子也在想念他。第四章描写兵士归家新婚的欢乐。对这个荒村留恋不舍的人，应该是附着在土地上的农奴或农民，要说成奴隶是很难的。
文王施行仁政，就是说文王推行封建制度。这在当时，周国的政治对邻国自然发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召诰》说“殷民带着妻儿想逃出国境，被纣禁止”，足见商及其他小国的庶民和失意贵族不少逃入周国。周势力继续在扩大，文王不仅保持西伯名号，到后来还“受天命”称王，准备灭商朝。这些，都是封建制度进步性的事实表现。
……
周本是西方小国，几十年工夫，居然灭商，成立一个大朝代，这自然是由于商朝奴隶主阶级极端腐化，势必崩溃，同时也是由于周国已经形成新制度的社会，而新制度社会必然要战胜旧制度社会。
盘庚迁殷，原想纠正贵族的堕落腐化，可是武丁以后，他们腐化更甚，到纣时达到最高程度。他们一般的生活，是淫乱好色，是打猎游玩。他们荒废耕地，让糜鹿禽鸟生长。他们想出各种残酷的刑罚，榨取财物。他们招诱别人的奴隶，供自己使用。特别是日夜酗酒，照周公《酒诰篇》说来，商整个统治阶级沉溺在酒里，腥秽上冲，连天都发怒了。商统治者提倡畏敬鬼神，但他们甚至偷祭神的牺牲来享受。《微子篇》说“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奴隶和下层百姓起来反抗贵族，方兴未艾，商王国显然非崩溃不可。
周文王的政治，与商朝正相反，他禁止饮酒打猎；他施行裕民（使民富裕，《康诰篇》“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的政治。所谓裕民，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家有些蓄积，发生劳动的兴趣。《尚书·无逸篇》载周公训戒成王说，文王勤俭，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到田地上劳作，借以知道农夫的辛苦（“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亲自种田，与“不知稼稿之艰难”的商王，恰好成显著的对照。他又针对着殷纣招诱奴隶，为其他小国所怨恨的形势，定出一条“有亡（奴隶逃亡）荒（大）阅（搜索）”（《左传》昭公七年）的法律，就是说，谁的奴隶归谁所有，不许藏匿。据春秋时楚国申无宇说，这是周文王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很明显，这条法律的制订，并不意味着周文王维护旧存的奴隶制度，只不过是用来争取与国，孤立商王纣的一个手段。而且必须承认，在封建社会里，仍有很多奴隶存在的事实。
文王战败西戎混夷，又灭附近几个敌国。拓境西到密（甘肃灵台县），东北到黎（山西黎城县），东到邘（音于yú河南沁阳县附近），对纣都朝歌（河南淇县），取进逼的形势。他又扩充势力到长江汉水汝水三个流域，教化那里的蛮夷，称为江汉汝坟之国，也称为南国，也称为周南召南。南国是周基本力量的一部分。文王晚年，已经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的三分之二，灭商的条件成熟了。
公元前一○六六年（据《史记·周本纪、鲁世家》以及《竹书纪年》年代推算，武王克商当在此年），即文王死后四年，武王发载文王木主去伐纣。据说，周先派间谍到商，察看国情，回来说：坏人执政当权，昏乱极了。武王认为时机未到。又来报告：好人全被斥逐。武王还认为时机未到。最后报告：百姓闭口不敢说话了。这一年，周国正遭遇饥荒，农夫们愿意出去作战，借以取得食粮。武王动兵出征，据《史记·周本纪》说，有兵车三百乘，士卒四万五千人，虎贲（冲锋兵）三千人。行军中前歌后舞，士气旺盛。许多友邦和庸、蜀、羌、髳（苗）、微、卢、彭、濮八个南方小国都率兵来会。武王在牧野（河南汲县）誓师，指责纣听信妇言，不祭祀祖宗，不信任亲族，招集四方罪人和逃奴，尤其是第四条罪状，引起从征各国的敌忾心，要和纣决战。纣兵十七万人（一说七十万人），倒戈反攻，引导周兵杀纣。周兵正月（子月）底出发，二月（丑月）底攻入朝歌灭商，兵力比纣小得多，成功却这样快，主要原因是商兵（有家室的老奴隶和自由民身分的小人）阵上起义，欢迎周对自己的拯救。（摘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二
对于死亡，人们总是希望自然些。最理想的选择是老死，再不济是病死。最光荣的死法是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死，次一些是为某种理想、事业或工作（工伤）而死。最让人感到痛快的死法是恶人被群众打死，再不济是是作恶时被人捅死。最无可奈何的死法是自然灾害死，次一些的是公共活动时被踩死或走路被车辆撞死。最莫明其妙的死法是俯卧撑死、躲猫猫死……就如同喝凉水被噎死一般让人惊异。最悲哀的死法当然是绝望死－自杀，属于精神崩溃型的，如前些时候发生某些博士的自杀死……我们除了哀叹之余，只能怪其自视太高，不能自我调节好心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北大学子都能去卖猪肉，人家美国雷曼公司的高管都能改行做装修工，你博士生怎么就不能降下身段来糊口呢？
然而，不是所有的自杀死都是完全缘于自身心理问题的。最近富士康连续搞了十几跳……
按正常（有所取舍）的角度来分析：工人跳楼并不能说完全是富士康的错，有些个人性格的偏向导致。正如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先生所言：管理层没有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要求郭先生多么高尚，不能要求他讲良知、讲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总是自私的，对于做大老板来说更是如此。对于一个爱面子甚于生命的大老板来说，他是绝对不会主动承担责任的，尽管他在一系列自杀事件的背后消消地花了不少钱……
这使我想起了中华民族的伟人毛泽东的一个故事。
1941年6月，延川县代县长被雷电击死，一位农民的驴也被雷电击毙。事后这位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反革命事件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他考虑的是农民为什么会这么说，是不是我们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后来经调查发现是由于延安干部多，地方政府向农民征粮过多，再加上连年天灾，农业收成不好，农民负担难以承受，心中自然产生不满。老毛应对的办法是赶紧搞“精兵简政”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运动。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
在我们读书时，中学课本上有这样一篇文章。记录的是1960年，山西省平陆县61名民工食物中毒，生命危在旦夕。中央政府从北京派来飞机，千里迢迢星夜送药，使61名民工化险为夷。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为了61个阶级弟兄”的故事。我不知道现在这篇文章还在不在课本里？
我们这里不妨套用一下1941年延川县那位农民的话：为什么自杀的不是郭台铭？
当然郭先生是不会自杀的，也不用自杀。
他是老板，不会有人拿低薪的合同让他签字，逼着他自愿通过加班来增加工资收入。
他是老板，不用成年累月的自锁在工厂区内，过着“车间－食堂－宿舍”那种单调的如囚笼般生活。
他是老板，经理和保安们见了他是不会绷着脸指东指西的。
他是老板，如果无聊了，寂寞了，马上会许多人主动帮他调节一下心理状态，还可以到电台、晚会去左拥右抱，在大众面前文艺一把。
他是老板，他的成功形象与经验是人们趋之若鹜地，不可能有低层工人的自卑与失落。
他是老板，他只要拿出那么一个小小的零头去搞慈善和捐助，马上就能解决良知与道德问题……
当然，我们不可能通过郭台铭先生解决富士康工人自杀的问题，来解决中国低层工薪阶层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困境。好在最近，在海南还发生了本田工人罢工事件。或许可以为我们解决中国人的自杀问题提供参考。对中国低层工薪阶层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解决低工资和被自愿加班问题，消极的自杀始终不是积极的手段。这两起事件最近都比较突出，刚好又一起发生，值得许多人，包括政府、老板和工薪阶层们好好思索……
为节省笔墨，下面继续引用别人的东西。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
尽管伟人毛泽东一贯主张经济上搞公有制，政治上搞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他的某些主张和做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照样管用。所以说，伟人就是伟人，隔着一个社会制度呢，他的许多主张和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好好玩味和认真借鉴。
其实，都是治国，一些基本做法都差不多，别搞什么新理论和新发明了，从前人那边认真学习和借鉴，就足够用了。（选自本人的《市场经济下的蛋——为什么自杀的不是郭台铭？》）
[材料]三
孟尝君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收责于薛者？”冯谖署曰：“能。”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谖至薛，召诸民当偿者悉来，既合券，矫令以责赐诸民，悉焚其券，民称“万岁”。长驱至齐，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义耳。窃以为君市义。”［边批：奇。］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焚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悦，曰：“先生休矣。”后期年，齐王疑孟尝，使就国，未至薛百里，民扶老携幼争趋迎于道，孟尝君谓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摘自明冯梦龙《智囊》）
[译文]
孟尝君问门下的食客，谁熟习帐目，能替他去领地薛收债，冯谖(战国·齐人，孟尝君门下食客)签下姓名说：“我能。”于是冯谖准备车辆，整理行装，载着债券契约出发，向孟尝君告辞说：“债收完后，要买什么东西回来？”
孟尝君回答说：“看我们家缺少什么东西就买什么吧。”
冯谖到薛之后，将欠债的人悉数召来，经核对债券无误，诈称孟尝君有意免除大家的债务，就烧掉了所有的债券，欠债的人都欢呼万岁。
冯谖很快地赶车回到齐国。
孟尝君觉得很奇怪，穿好正式服装出来接见他，说：“债都收完了吗？”
冯谖说：“收完了。”
孟尝君问：“你买了什么回来？”
冯谖说：“您说买我们家所缺少的东西，我看主君家中金银珠宝、声色犬马都不缺，所缺的只有‘义’，所以我为您买了‘义’。”
孟尝君说：“义怎么买呀？”
冯谖说：“目前您只有薛那么小小的一块地方，却不爱抚薛民，还以赚钱为目的向他们放债；所以我诈称您下令免除他们债务，因而烧了那些债券，人民都欢呼万岁，这就是我为你买的义。”
孟尝君很不高兴，说：“你去休息吧。”
一年后，齐王怀疑孟尝君，命他回自己的封邑，离薛还有一百多里，薛民就扶老携幼，争着在路上迎接孟尝君。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为我买的义，今天才看到了。”
[材料]四
楚庄王宴群臣，命美人行酒。日暮，酒酣烛灭。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趣火视之。王曰：“奈何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命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缨者不欢。”群臣尽绝缨而火，极欢而罢。及围郑之役，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首，却敌，卒得胜。询之，则夜绝缨者也。
盎先尝为吴相时，盎有从史私盎侍儿。盎知之，弗泄。有人以言恐从史，从史亡。盎亲追反之，竟以侍儿赐，遇之如故。景帝时，盎既入为太常，复使吴。吴王时谋反，欲杀盎，以五百人围之，盎未觉也。会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乃置二百石醇醪，尽饮五百人醉卧，辄夜引盎起，曰：“君可去矣，旦日王且斩君。”盎曰：“公何为者？”司马曰：“故从史盗君侍儿者也。”于是盎惊脱去。（摘自明冯梦龙《智囊》）
[译文]
楚庄王（春秋诸侯，五霸之一）宴请群臣，命令近爱的美人来斟酒，劝酒。酒宴一直进行到晚上，大家喝得酒兴正浓，蜡烛熄灭了都没人管。席中有一臣子趁视线不明拉扯美人的衣服、调戏她；美人扯断了他的帽带，催促庄王点火看看是谁。
庄王说：“怎么可以为了显扬妇人的节操，而屈辱一名国士呢？”于是下令：“今天和寡人一起喝酒的臣子，不拉断帽带的人表示不够尽兴。”
群臣于是都把自己的帽带拉断，然后再点上蜡烛，尽欢而散。
后来围攻郑国的战役中，有一臣子每每在敌前冲锋陷阵，五次交兵五次斩获敌人首级，因而击退敌人、获得胜利。庄王询问他的姓名，原来就是那天喝酒被美人扯断帽带的臣子。
汉朝人袁盎先前曾担任吴王濞（汉朝王室分封的诸侯）的丞相，有个侍从私通袁盎的侍女，袁盎知道这件事，却没有泄漏出去。有人恐吓侍从，侍从便逃走了。袁盎亲自把他追回来，还把侍女赐给他，待他像老朋友一样。
汉景帝时，袁盎担任太常（汉朝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吏），又出使吴。吴王当时图谋造反，想杀死袁盎，派了五百个士兵包围袁盎的住处，他没有发觉。此时侍从正好担任防守袁盎的校尉司马，他准备了二百石的美酒给这五百个士兵喝，喝得个个醉倒。到了半夜，他叫起袁盎，说：“你赶快离开吧。天一亮吴王就要杀你了。”
盎问：“你是什么人？”
司马说：“我就是以前私通您府上侍女的侍从啊。”
于是袁盎有惊无险地逃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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